《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精选5篇）

1/33《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精选5篇）《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1严监生名严大育，字致和，是个胆小有钱的人。虽则胆小，但并非善良之辈。他妻子病卧在床，生命垂危，侧室赵氏假意殷勤，骗取正妻王氏答应把她扶为正房，王氏刚一吐话，严监生“听不得这一声，连三说道:‘既然如此，明日清早就要请二位舅爷说定此事，才有凭据。’”只这一件事，就把严监生外柔内奸、心狠情薄的性格本质揭示出来了。从整个一回看，严监生替哥哥还钱，贿赂王德王仁，与赵氏完婚，为王氏办丧事等等，一年之内，着实花了不少钱，单发丧就用去四五千两银子，但这并不能说明他的大方。正相反，严监生是个典型的悭吝鬼，他花费的银子，实在都出于不得已。有两个细节可以使读者体悟到严监生性格深处的苛刻贪吝:其一，当王氏死后，赵氏提起要送与两位舅爷赶考盘程银子时，严监生听而不言，“桌子底下一个猫就扒在他腿上，严监生一靴头子踢开了”。这个猝然之间的暗暗发狠的动作，正是他此刻怜惜银子、憎恶两个舅爷的心理流露。其二，严监生临终之际，伸着两个指头就是不肯断气，大侄子、二侄子以及奶妈等人都上前猜度解劝，但都没有说中，最后还是赵氏走上前道:“爷，只有我能知道你的心事。你是为那灯盏里点的是两茎灯草，不放心，恐费了油。”直到赵氏挑掉一根灯草，他2/33方才点点头，咽了气。这细节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极著名的一例，它对那些悭吝乡绅的揭露讽刺可谓入木三分，同时也为严监生的性格塑造添上了极传神的一笔。当然，我们也应认识到严监生性格的复杂性。他的性格中有悭吝的一面，也有卑微可怜的一面，还有不乏人情的一面。他以金钱作为护身符，来消灾弭难，苟且偷安。正妻王氏病后，他延请名医，煎服人参，毫不含糊。王氏死后，他深情悼念，“伏着灵床子又哭了一场”，这不是“做戏”的眼泪，诚如闲斋老人的评语:“此亦柴米夫妻同甘共苦之真情。”这里写出了他具有人情的一面。由于他没有家族优势，至死也怕严老大，他活得卑微，死得窝囊。至于对财产的聚敛，主要靠两种方式:一是靠剥削来占有;二是靠惨淡经营，精打细算，甚至靠生活方式上的自虐来减少开支。他爱财、聚财，但有时不乏慷慨。这是与他没有家族优势，没有功名地位的处境是分不开的。但是他并不甘心屈从别人，这种心态在他临终托孤于内兄的沉痛遗言中充分地揭示出来了，他说:“我死之后，二位老舅照顾你外甥长大，教他读读书，挣着进个学，免得像我一样，终日受大房的气。”在他的心目中，除了金钱之外，还得有功名权势，只有如此，才可以活得威风凛凛。临终前的一席话，可谓是他人生经验的总结。总之，他是一个在统治阶级中被人捉弄的人物，他有吝啬、薄情的一面，又不乏人情味。对严监生这个人物的畸形灵魂多层面发掘，有利于全面领会作者深邃的用心和婉转多姿的笔力。3/33严监生是名著《儒林外史》里经典的吝啬人物。《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2《儒林外史》是一部现实主义巨著，书中人物都有一定的代表性。通过表现这些人物，将社会中的形形色色人们的言行反映出来。吴敬梓是一个思想独特的作家，他能够加将自己的独特思想蕴含在平静的人物描写中，读者通过阅读能够加深对社会中人物的认识。这本书的第一回是一个楔子，所谓“借名流隐括全文”，王冕虽然与后面文章中的人物没有关系，但并不是没有联系。王冕的言行举止表达了作者所崇尚的一些观点。一开始就描写王冕的家境贫穷，七岁丧父，十岁给人放牛，这在当时可能并不罕见，值得注意的是他有一个好的心态。在古代等级观念非常严重，所谓“士农工商”，当时人们认为读书人是很光彩的，虽说有句话叫“百无一用是书生”，那也没说读书人身份低下，说的是读书人有满腹才学，却没有地方施展，或者是读书人太多了，造成了巨大的人力资源浪费。这么多人想去读书，和今天人们都想找稳定的工作是一样的，读了书，可能生活困顿些，却有了登上仕途的可能，这是十分体面的。在这里王冕却不是这么说的，他说：“在学堂里坐著，心里也闷;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读书，依旧可以带几本去读”。这里面王冕完全不像其他人那样认为放牛是低下的活计，读书才是正道，而是将放牛看成一件普通的事，4/33想读书也可以读的，这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在平常，人们有审美的眼光，也知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却很少会在这方面下功夫。原因也很简单，例如范进一生想考一个好功名，这样一来，那些绘画、音乐之类的自然成了细枝末节，不肯下功夫了，这是其一;第二，读书人考到功名前都很穷，基本上不能满足温饱，这些东西自然更不放在心上了。王冕和这样的人不同。他有一个好的心态，不轻视读书，也不过分重视，于是看到雨后荷花，就能够开始画。同时他能够聚钱，不大手大脚地花，能把它们用到关键的地方。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正是这些原因他才成为了一个著名的画家。后来，王冕有了名气，也不去放牛了，在家画画。这时有个县令偶然买了他的画，被危老先生看中了。危老先生是当地的著名乡绅，买了二千两银子的房子，曾经被“皇上亲自送出城外，携著手走了十几步”。这样一个乡绅是十分体面的，平时就是地方长官，也会十分敬重他。这在古代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在古代乡绅不仅仅只是有钱就行的，需要有一定的地位，很多博物馆中都有牌匾，写着“儒学正堂”什么的，这在古代是一种荣耀，乡绅在古代往往有这样读书人的牌匾。王冕不管这些，他四处躲着来拜访他的县老爷。翟买办对他说“老爷将帖请人，谁敢不去”，他也不问。这样的行为与世上常有的言行不符，体现了王冕不同寻常的一面。最后王冕跑去济南了，县令也找不到他。这些在古代也是一种高尚的节操，像伯夷叔齐不食周栗那样，这是一种类似于道家“隐”的品格。5/33本回中还有一个秦老。秦老是一个老好人。“虽然务农，却是个有意思的人”。他既和王冕这样的世外之人玩得很好，说明他品行不坏，也能和买办这样的小吏玩得很好，说明他比王冕更加善于交际。我觉得这样的人更能适应社会，作者显然不这样想。古代人认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一点在这里可以分成两段讲。前一段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不愿意与危老爷、县令这样的人交往，显示出他独特的个性。县令来拜访王冕时，令他打定主意的是：“老师前日口气，甚是敬他;老师敬他十分，我就该敬他一百分。况且屈尊敬贤，将来志书上少不得称赞1;这是万古千年不朽的勾当，有甚么做不得?”这个县令并不是真心想去见王冕，而是认为这样符合规定，又能够被人记住。当时这种求名的思想很可能是主流，所以秦老才会听说王冕没有接见而见怪。王冕估计也看出来了，他又不愿与官吏为伍，所以他避而不见。现在这样显然是不行的，但在当时，这种行为被看做相当清高的品行。后半段达则兼济天下在这里表现得不明显，后来“王者之师”的统帅朱元璋来找他做官，他也不去，隐到会稽去了。一般读书人都不是这样的，“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往往喜欢做官，王冕不是没有能力，而是不愿去。这既是因为王冕母亲临终前的要求，也有王冕自己的思想。王冕之所以能放在第一回，是因为他不但有才，而且品性很好。王冕身上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这一回开篇说“人生富贵功名，是身外之物;但世人一见了功名，便舍著性命去求6/33他。”王冕却不是这样，他看得很透，像他母亲所说的那样不去做官，而是继续当平民。在谈论科举制时，王冕也有不同的见地。古人以孔孟之道为范本，在汉朝大一统后的数千年里，基本上只有阐述、论证、解释这些观点的，很少出现跳出来批驳的人。因为在古代，这些是正统思想，凡是怀疑的人都会有惩戒发生。王冕对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的看法是“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这在当时是很叛逆的说法，很多人甚至会觉得很惊讶，而王冕能够站出来说，显示了他独到、独立的见解。王冕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他有卓越的才华，而且格调高卓，磊落洒脱。他自幼就很有才，自习能力超强，而且十分洒脱，不拘于时，不慕名利。这与后面出来的人物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后来出来了一个周进，也是有才的，可是一辈子都想中个科举，最后看到号板就失控了。如果把它和王冕放在一起，那种名利观的对比一下子就鲜明了。再有严监生这样的，十分贪财，同王冕这样只要能孝顺母亲，自己够用就行的人进行对比，也是高下立判。所以，王冕在这里就是一个榜样的形象，他对《儒林外史》后面出来的人形成一个对比，这也是吴敬梓把它放在本书第一回的作用。王冕还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在一开始放牛时，他就经常把好东西包好，带回家给母亲吃。后来也多次提到他赡养母亲。在山东时，他看到难民，就想到了母亲，于是立即回家了。母7/33亲临终前和他说的不去做官，他也严格遵守。这些都是符合孝道的要求的。从古至今，孝顺都是不可或缺的优秀品质，这里放在王冕身上，也是对其品格的一种补充，是作者为了完善其人物形象而注意放进去的，只有这样，王冕的德行才能算高尚。王冕的作用既能在书里发挥，也能在书外发挥。在书里，他形成标杆，对文人气节进行确立;再书外，他也是一个标杆，宣扬正确的人生与价值观。作者塑造这样的形象，对阐述自己的观念是很有帮助的。《儒林外史》人物形象分析3向鼎在宦海中的境遇让我们感到生存几乎是被偶然性支配的。向鼎的风格让我们觉得能够真诚爱人的人是幸福的。人活在他人的目光中，在你还浑然不觉时陷阱可能已构成，也许一夜之间，知县被参、知府被摘了印，再度回到赤条条来时的一无所有的状态，往昔的繁华成为不堪回首之梦境。生存是一场不能自主的放舟，尤其在宦海之中，更是要无风起波的。向鼎判了两件刁讼，是简明无误的，判牛浦被控一案，有些潦草，但也够不上“昏庸不职”。然而，已被“特参”了，倘若他不是通才，不会写曲词，则失去了鲍文卿这个救星，假若鲍文卿是个记不住作者的读者，是个不敬重斯文的钱麻子那样的戏子，是个不会真情向人的刁蛮之徒，向知县就流落为平民百姓了，可怜巴巴地用二十年生命才熬到手的一个知县在顷刻之8/33间就会被没收回去。任何个人在予取予夺的社会里都是被决定物!命运在冥冥之中操纵着一切。其实，性格就是命运。向鼎如不是有真性情的文学人士，当然写不出曲词，也不可能是个名士，但也可能正因为没有这些他具有冷酷奸诈的心性而早已高升，正在决定着别个有名士气味的官员的命运。失于斯，得于斯，冥冥之中亦有必然性，这便是性格所派生的与他人的相互选择性。向鼎与鲍文卿也是个相互选择的关系，也走了一段互相选择的历程：鲍文卿亲自送去崔按察司的信，又不接受向鼎五百两银子的谢金，就是为了兑现那份自幼仰慕的好奇心，欲一见其人;向鼎对鲍文卿从感念终于发展到人格的吸引与尊重，还是因为二人精神上有契合之处。两人都施恩不望报，都重情义，不言所利，而且都有知人之哲。他俩不是酒肉朋友，也不虚文应付，连接地位悬殊之两端的纽带是精神上的理解与共鸣。向鼎作为学而仕者，深知官场上花面逢迎、人情似鬼之丑鄙，所以尤为珍视这位贱行中的君子朋友。向鼎在季守备面前评价鲍文卿那段话，也是向鼎本人“事君交友”原则的声明。那些中进士、做翰林的视传道穷经为迂而无当，诬博古通今为杂而不精，他们已偏失了儒之本义，已与古之君子形成一种古怪的对照，他们的“生意”虽然是儒业，但他们本人早已不是儒了，早已名不符实了。鲍文卿也是名实不符，因为他虽处贱业，却颇多君子之行。向鼎不被名象所惑，指取本质，这是他最为卓异之处，他也是在作为吴9/33敬梓的代理发言人揭露颓败的世风，呼吁建立以人品分高下的价值标准。官本位的社会，所有的名利、荣誉都是身份的附着物，都是跟着身份走的，向鼎拥有卓识，所以能“自风流”，是真名士。有才才有情，这几乎是人性规律。无才的庸常之辈只能活在流俗信仰中、活在时髦的“闻见道理”中、活在僵死的早已违背人性的教条中。惟有才者能理解人，不上“观念幻觉”的当，能不受俗物俗规的羁勒，尊重自己的真情本性，从而具有了较高的人性水平，从而能够平等待人。作为等级制度的既得利益者，向鼎轻等级的风度弥足珍贵，他绝不是那种在狼前是羊，在羊前是狼的劣陋的人，他对待鲍文卿的态度与身份的反差显示出人性的光辉。他们之间不是太守谦光、戏子卑下、主贤宾嘉的问题，而是在茫茫人海中终于找到了可以兑现真诚的对象这样一个深层需要的问题，向鼎对鲍文卿不是一般的感念、还帐，而是在享用着一种叫友谊的情感。“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