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课党史讲稿

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中国共产党党史讲座材料王胜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诞辰95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齐聚一堂，开展活动，纪念党的生日。根据“两学一做”学习教育讲党课要求，在这里，我想通过对建国前党的几届重要的代表大会（“一大”—“七大”）的讲解，来一起回顾我们党的成长和发展，题目就是：艰难的岁月，光辉的历程。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1920年初，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始了建党的探索和酝酿，并得到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8月，陈独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10月，李大钊在北京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接着，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在法国和日本也由留学生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这是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最初级阶段的组织机构，是革命的火种，有力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传播及其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使中国基本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举行，参加会议的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代表陈公博，旅日代表周佛海，还有一名陈独秀的代表包惠僧。他们代表着全国50多名党员。列席会议的还有两名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荷兰人）和尼克尔斯基（苏联人）。由于会场收到暗探的注意和外国巡捕的搜查，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之举行。“一大”的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党的一大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确定了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通过了“第一个纲领”和“第一个决议”，选举产生了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陈独秀为书记。李达、张国焘负责宣传和组织工作（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陈独秀虽然未能出席会议，但鉴于他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党的创始人之一，大会仍选举他担任中央局书记），讲到这里，有些同志可能会问：我们年年岁岁庆七一，但“一大”召开的时间并不在7月1日。那么为什么把这一天作为建党纪念日呢？最早提出7月1日作为党的诞辰纪念日的是毛泽东。1941年6月，党中央发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日四周年纪念指示》，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纪念七一的第一指示。7月1日，本来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历史却赋予了它不寻常的意义。二、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都知道“中国共产党万岁”这个口号，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祖国的大地和天空，第一次提出这个口号，是在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上。1922年7月16日，在上海英租界南成都路辅得里625号（李达同志的寓所），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这里举行。出席“二大”的代表共12名，代表党员人数195人。会议于7月23日结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二大”创立了党的历史上的“三个第一”：“二大”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以全国代表大会名义公开发表的第一个宣言；“二大”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章；“二大”首先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决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统一战线”的雏形。三、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1923年6月12日～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东山恤孤院31号召开。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陈潭秋、恽代英、瞿秋白、张国焘、李立三、项英等30余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了全国420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会议。陈独秀主持会议并代表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报告。“三大”的主要贡献是正确解决了建党初期，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重大分歧，统一了全党的认识，正式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的策略方针，使党能够团结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共同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在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身份出席了这次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会议。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委员的41人中，共产党员有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瞿秋白、林伯渠等10人。在此后的两年里，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政府内许多重要的部门任职，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最亲密的时候）。四、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闸北横滨路6号召开。出席大会的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谭平山、周恩来、彭述之、张太雷、陈潭秋、李维汉、李立三、王荷波、项英、向警予等20人，代表着全国994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陈独秀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党的四大最重要的贡献是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党的四大作出的各项正确决策，为大革命高潮的到来作了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此后，全国的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农民运动轰轰烈烈，大革命的高潮来临了。“四大”之后的几个月即爆发了一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这就是著名的“五卅运动”，“五卅运动”迅速席卷全国。仅一两个星期里就有600多个城镇，1700多万群众奋起示威。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五卅运动”的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和发展。“四大”召开时党员只有994人，到年底就达到1万人，一年内增加了10倍。五、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汉口召开，出席代表82人，代表党员57967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等也出席了大会。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党员数字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党员从1925年年底的1万人，又迅速增长到5.8万人，国民党感受到了共产党快速发展带来的威胁，在中共“四大”以后的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5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旨在排挤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几位任国民政府高层领导的共产党人陆续离开国民党权力核心：毛泽东卸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谭平山卸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林伯渠卸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随后在1927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汪精卫制造了“七一五”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员,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左派，国共合作宣告破裂，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国民大革命失败。“五大”就是在蒋介石集团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半个月，武汉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中国革命处于危急关头召开的。此次会议主要纠正了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那什么是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呢？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表现是：第一错，是对政治形势的错误分析。错误的认为群众革命运动是有我党造成的，会破坏国共联合战线，主张对国民党采取妥协退让方针，提出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以达到联合战线的巩固，这实际上是讨好国民党右派。第二错，是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耕地农有”，否认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必要性。陈独秀认为农民没有土地要求，反对“包办民众运动”，反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以换取与国民党右派和解。第三错，是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主张全面放弃党权、政权、军权以致群众运动的领导权。扶助汪精卫取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和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用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势力。以为这样既可解决国共之间的矛盾，又可解决蒋、汪之间的矛盾，以全面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去换取安宁。陈独秀对国民党右派的连续让步，使蒋介石这个善于玩弄两面派手法伪装革命的阴谋家野心家篡夺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正如周恩来指出的：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对国民党右派实行了三次大让步，使“蒋介石在政治上军事上党务上接连得到三次大胜利”。这些错误实质上是信任蒋介石、汪精卫超过信任工农群众、不惜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蒋介石的反动要求。大革命后期，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是导致大革命遭到惨重失败的一个主观原因。党的五大虽然批评了陈独秀的错误，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特别是如何建立党的革命武装等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都未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回答，因此，难以承担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挽救大革命的重任。而真正结束中央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制定正确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方针，是在3个月后的“八七”会议上完成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总结了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解决了“五大”没有解决的问题，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解决了重要的问题。“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言论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八七”会议上提出的，得到与会代表的共识。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前委员会率领我党直接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2万余人，举行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用血与火的语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据统计，到1929年底，全国各地的武装起义多达近百次，许多被称为“红色政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就是在这些起义中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领导工农群众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六、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银色别墅”秘密召开。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42人，其中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为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从这个全国党员数就可以看出有多少党员在白色恐怖期间被杀害，据统计，被国民党屠杀的共产党和革命群体有31万之众）。由于当时仍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中，在国内召开这样的大会是有困难的。因此，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大会在莫斯科秘密召开。六大认真地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六大”后的两年间，革命的局面在全国范围内逐步走向复兴。到1930年9月，党员人数已发展到12万人。红军已有13个军，6万多人，全国十几个省区的300多个县建立了十几块根据地，革命武装已呈燎原之势。可惜这种大好形势受“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没能继续发展下去。王明打着反对立三路线的旗号，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取得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地位。前面解释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那什么是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呢？左倾冒险主义在政治上一是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认为国民党各派和中间派都是“最危险的敌人”，要一切斗争，整个地反对。二是推行“城市中心论”，要求红军去占领城市，反对毛泽东的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三是打着“反右倾”的旗号，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军事上采取进攻中冒险主义，防御中保守主义，退却中逃跑主义。在此后的4年里，以他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占统治地位，使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白区几乎丧失殆尽，根据地丧失90%。面对危局，毛泽东显示出力挽狂澜的勇气和智慧。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贵州遵义召开，深刻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长征初期胜利的原因，强烈要求结束“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对红军的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长达四年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解决了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在毛泽东的带领和指挥下，英勇而顽强的红军，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横跨大渡河，翻越雪山草地，战胜了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最终在陕北找到革命的立足点和新的胜利出发点，完成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此后，长征结束后一年，日本侵略中国，中日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国内阶级矛盾降到次要地位面临新的形势，中国共产党重新调整自己的政策，在山西瓦窑堡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以大局为重，促成事件的和平解决达成“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