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州文革纪实

惠州“文革”纪实◎邹金城1966年5月16日，“文化大革命”爆发。这场运动像狂风暴雨一般席卷了中国大地。当时的惠州，人们到处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批判会、斗争会、讲用会、声讨会；看到遍及机关、学校、工厂、农村的大字报、大标语；看到身着军装、手举小红书的青年学生的狂热、奔走、串连和呼号；看到突然从惠州大地上涌现出来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看到这些群众组织之间的抗争、辩论、分裂，以至武斗；看到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和无数正直善良的人遭受冤屈、打击、迫害和摧残。惠州“文化大革命”发动和高潮的掀起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党“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领域中的领导权，文化大革命运动立即在全国展开。5月23日，中共惠阳地委召开县（市）委书记和四清工作作团长会议，传达了中央、中南局有关“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文件。5月27日，中共惠阳地委召开了地区、惠阳县、惠州市机关5600多人参加的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地委书书记原鲁在会上传达陶铸在中南区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的报告精神。6月1日，在中共惠阳地委领导下，成立地委文化革命小组，由谭桂明任组长、丘峰、杨静、夏良然任副组长。6月初开始，惠阳、惠东、宝安、博罗等县先后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先从各县的县级领导机关和46间中学铺开，组织文化革命工作队共1700人。6月14日起，惠州市各系统先后举行310次共3.5万多人的群众性集会，声讨全国点名批判的邓拓和广东省点名的秦牧等人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6月16日至17日，惠州市在市第一中学召开各校学生代表会，市委副书记曾玲参加大会，大会作出关于学习毛主席著作，团结95%群众，彻底斗垮一切牛鬼蛇神的决议。惠州各中学掀起揭发批判本校和教育战线所谓“牛鬼蛇神”、“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浪潮，校园贴满大字报，对学校领导和老师的批斗会接连不断。市第一中学副校长彭其光经受不了反复批斗和凌辱，自杀身亡。7月，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在惠州城县、市的中小学校很快建立起红卫兵组织。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当日，惠州地、县、市机关10000多人在中山公园集会，欢呼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产生并公开发表十六条。中共惠阳地委、惠州市委、惠阳县委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这次集会，地委书记原鲁、副书记李富林先后在大会上讲话。当晚，惠州各中学师生员工1000多人高举毛主席像和巨幅标语举行盛大游行。正在惠州集中开会的惠阳县中等学校师生员工1000多人，也上街游行，直到深夜。8月9日，惠阳县的中等学校的革命师生员工及地专县市机关干部10000多人，高举毛主席像和标语牌到工人文化宫广场举行集会，热烈欢呼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地、市、县委负责人参加这次集会。从此，一场人心惶惶的文化革命风暴开始在惠阳地区迅速肆虐，大字报、大鸣大放、大辩论铺天盖地。逐步揭开了阶级斗争的“盖子”，找出了一些“黑线”人物，对所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走资派”、“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进行口诛笔伐、狠狠批判，彻底斗倒、斗垮、斗臭。关于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十六条”一再强调，要“敢”字当头，提倡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公开号召“不要怕出乱子”，“不能那样雅致，那样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机关、市区大小街、城镇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大字报，运动很快失去控制，民主和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中共惠州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文化大革命”两个多月的运动形势，认为群众已经发动起来，揪出重点人物177人（科以上党员干部和单位负责人22人），经市委和四清分团批准在大会批斗的54人（单位负责人和科以上党员12人，其余“四类分子”和工商业者），会议要求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依靠革命左派，大破“四旧”。大立“四新”，深挖漏洞的重点人物。红卫兵组织大串连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对“革命青少年”是“闯将”的“革命大方向”做了充分肯定，加上毛主席的支持，全国各地红卫兵组织迅猛发展起来。8月8日后，惠阳地区红卫兵像雨后春笋迅速发展起来。各中学以红卫兵为主体的“文革”领导小组，代替学校原领导班子的领导运动，青年团、少先队、学生会停止活动。红卫兵组织的迅猛发展，惠州市一中、惠阳高级中学、地区教师进修学校、惠州师范学校等红卫兵组织互相串连，已经开始从校内造反走向校外。在江青等人的煽动下，红卫兵冲向党政机关、学校、文化团体，以至工厂、农村，到处揪“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各单位的基层领导横遭批斗、抄家和残酷的人身迫害。学校、机关、团体、以至工厂、农村，大字报铺天盖地，各级政府机构的正常工作秩序被打乱，公检法部门不能正常运转，正常的学习、工作、劳动停顿下来。9月初，惠州各地红卫兵组织为增强自身战斗力，改变各学校红卫兵组织过去单一作战状况，先后发出建立市、县红卫兵总部的公告。之后，各中小学校红卫兵组织发展趋势更加迅猛，并开始亮出了“革命”、“造反”等旗号，打、砸、抢事件随之发生。据1966年10月20日中共惠阳县委宣传部门调查统计，惠阳红卫兵在“破四旧”中，共抄家545户，查抄出黄金400克，白银200公斤，人民币1600元，港币2600元和一批违禁物品。名胜古迹、历史文物、文化典籍都当做“四旧”，全部被砸、焚、毁。建于西湖孤山，高2.2米，镶嵌碑文石碣80余件的西湖碑廊被破坏，中山公园内廖仲恺之碑被毁，石凳、石狮被砸烂。元妙观殿宇被占，神像被毁，观内文物经书被查抄。红卫兵，在破文化领域“四旧”同时，也开始转向破经济领域的“四旧”。他们以所谓工农化、大众化、革命化为准则，不符合的则作“四旧”，都在破除之列。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早茶，也被认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禁止开设，品种多样的饭菜也因不是“大众化”，受到限制。9月以后，市区居委会、街道商店兴起更名热潮，老字号商店招牌、商标、广告被勒令停止使用或更改。9月5日，中共中央通知组织各地革命师生代表赴京参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国先后有2144万人到“北大”串连，惠州市组织师生约160人由市一中红卫兵负责人王坚（学生）担任广东省赴京参观团惠州分团团长，孙泽群（一中学生）、杨冠森（劳动大学生）及丘阳照，黄福生四人为副团长，带队赴京。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并参加国庆观礼。随后红卫兵运动兴起，全国各地师生“停课闹革命”，开始全国性大串连。为适应“文革”需要，根据上级指示，地、市和惠阳在惠州市的单位，有条件的都要成立“大串连”接待站。地区机关上院、地委党校、惠州师范学校、惠州一中、惠阳县高级中学和桥东海员俱乐部等均成立接待站。外地来惠州串连的师生、红卫兵凭单位介给信即可获接待，免费安排住宿（有工资的伙食费用自付，每餐收费0.12元）。串连高峰期，仅地委党校一天就接待500多人。随着大串连人数不断增多，惠阳专区接待委员会专门发出《关于全党全民动员，做好惠州市接待工作的通知》，保卫红卫兵串连顺利进行。直到1967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后，大串连才结束。当年惠州各级接待站，为了接待本地及外地的红卫兵，市教育系统仅三个月接待费就超支45000元。11月1日，惠阳地区军事管制委员发出《关于迅速动员中、小学校师生复课闹革命通知》，要求迅速动员广大师生于11月10日前返回学校，掀起复课闹革命的高潮。惠阳地区、惠州市、惠阳县革命委员会同时成立1968年，惠阳地区13个县、市（惠阳、惠州、惠东、东莞、宝安、博罗、河源、龙川、紫金、连平、和平、增城、龙门）全部达成了实现“革命大联合”的协议。广东革命筹备小组负责人黄永胜、孔石泉、王首道、陈德到惠阳地区接见了13个县（市）各“革命派”的代表，对惠阳地区实现“革命大联合”表示祝贺。1月23日，惠阳专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卜占亚任主任，张景耀、党向民、杨挺、田华贵为副主任。惠州市、惠阳县革委会也同时宣告成立，并联合召开了庆祝大会，3万多革命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抬着毛主席的巨幅标语，高举红旗，手捧《毛主席语录》，云集在原惠州师范学校广场，庆祝惠阳专区、惠州市、惠阳县三级革委会诞生。惠阳专区革委会主任卜占亚在会上发表讲话，广东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孔石泉在会上对革命委员会成立表示祝贺。惠州市革命委员会由35名委员组成，其中军代表6人，地方干部代表6人，群众代表23人（工人12人、贫下中农5人、城市居民2人、红卫兵4人），胡锡标为主任，王志远、谢元庆（以上均为军代表）、罗连（原市委领导）等7人为副主任。惠阳县革命委员会由55名委员组成，赵德斌（革命领导干部）为主任，王振忠、张纪生、黄正吾（均为军队代表）、郑庚（农民）为副主任。常委共设13名。其中革命群众组织代表4名，革命领导干部5名，军队4名。下设办公室（有秘书组、机要保密组、行政组、政工组、民政信访组）、政治部（有组织组、宣传组、秘书组、直工组、教育组、工人组、农村组、统侨组）、生产指挥部（有秘书组、政工组、公交组、财贸组、农林水组、计划组、卫生组）。惠阳县革委会成立后，至1968年2月底，除永湖公社外，全县16个公社和两个农场全部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各机关单位、部门、工厂革命委员会也相继成立，凡县属较大的工厂、全日制中学和企事业单位，如县邮电局、印刷厂、化肥厂、农修厂、横沥水泥厂、澳头造船厂、淡水农修厂、建筑公司、惠州水上公社、养路公区、马安糖厂、澳头珍珠场、马安畜牧繁殖场、面粉厂、银行、水产公司、供电公司、麻风病院等纷纷成立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的名额比例为群众组织代表占60%，革命领导干部占20%，民兵占20%。至3月6日，惠阳专区所属增城、惠阳、博罗、紫金、河源、和平、宝安、惠州等8县（市）的全部公社和农场先后成立了革委会，全地区已有70%以上公社成立了革委会。批判“封资修”揪出“走资派”、“全面夺权”1966年8月，以中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组织的“造反派”开始了所谓批判“封、资、修”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后，各中小学校红卫兵组织发展趋势更加迅速，打、砸、抢随之发生，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横扫”、“火烧”、“罢官”之风在惠州兴起，一大批干部被打倒。至年底，地、县、市各级党组织陷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被迫停止组织生活。1967年1月，惠阳地区、惠阳县、惠州市群众造反派组织在地区第二招待所广场举行万人批斗大会，联合批斗了地、县、市各级领导主要领导人原鲁、赵德斌、黄惠聪、张焕熙，并押向街道游行示众。惠州市造反派争夺惠州市委、市人委的印章，有的扣押市委领导，有的扣押管印干部，要他们把大印交出来，当时市机关群众组织持“三三派”观点较多，印又掌握在他们手中，他们首先下手夺了印，宣布市委和市人委权已夺。夺权后，造反派在中山公园召开大会，批斗了市的有关领导、宣布成立“革委会造反派大联合筹备会”。由于地区、县、市革命委员会受到“文化大革命”冲击，均不能正常行使职权，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党政机关和工作机构陷于瘫痪状态，大批斗的局面在不断扩张，当时批斗主要是以个人的主观意识而定，经常出现今天揪斗别人，明天又莫名奇妙地被人揪斗的情况，造成了社会秩序的大动荡。仅驻惠的惠阳县各级干部被揪斗和立案审查的有1280人，其中364名干部分别受到判刑、管制、戴帽、开除党籍等处理。同年初春，各造反派之间因揪斗所谓“走资派”问题产生分歧而相互对立的“红旗”、“三三”两大派，斗争愈演愈烈，两派之间的争论开始用大字报，面对面争辩，后发展到用广播站的高音喇叭互相攻击。2月20日，惠阳高级中学红旗派“风雷激兵团”强抢惠州市一中东风派“东江纵队兵团”设在惠州城区中山西路口的广播站，发生激烈冲突，“东江纵队兵团”被迫撤出广播站。3月3日，惠州城区跨行业、跨政区的群众组织“三三”总部（“东风”派组织）、成立。随后，“红旗”、“三三”两大派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斗争趋向白热化。3月20日，驻惠6840部队与惠阳军分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