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的哲学渊源、方法和个案实践

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的哲学渊源、方法和个案实践摘要：叙事治疗是一种根植于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思潮的社会工作实践新模式。叙事治疗模式可以在“多元中心”“去权威化”的视角下将人的问题外化，通过社工或治疗师的专业技巧协助失独家庭解构被认为是问题的故事，通过寻找例外的事件建构富有正面意义的故事。在对叙事治疗模式哲学渊源梳理及叙事治疗方法分析的基础上，探索社会工作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实务过程中的个案辅导实践。关键词：社会工作；叙事治疗；失独家庭中图分类号：C9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23X（2015）02001606一、问题的提出叙事治疗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代表人物为著名的澳大利亚家庭治疗师麦克?怀特（MichaelWhite）和新西兰心理治疗师大卫?爱普斯顿（DavidEpston）。被认为主流且科学的传统个案辅导坚信：社工必须透过为服务对象进行预估诊断和对问题及其原委进行理论解释，在此基础上社工与服务对象进行对话并挑战当中的不合理信念，协助服务对象反思自己的信念和情感，才能与服务对象确定一起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这个工作流程中，社工处于专家和权威的地位，掌控着整个辅导过程的话语权，而服务对象被定位为有问题的人。根植于后现代主义及社会建构论的叙事治疗，挑战和反思这样的传统，认为服务对象并非是有问题的人，叙事治疗强调人是人，问题是问题，服务对象是拥有智慧和资源的专家。这种新颖的观念使社工在个案辅导中可以与服务对象一起共同建构新的生活，给服务对象新的希望，而不是削弱服务对象的能量。[1]怀特强调家庭治疗应深入探索人们解释世界的方式，给予服务对象更富独立意义的人性关怀，并在辅导过程中不断外话服务对象的问题。爱普斯顿另辟蹊跷地透过辅导过程中的讲故事和揭示故事的隐喻来保存服务对象成功克服被问题困扰所屏蔽的资源。[2]此后，叙事治疗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几乎风靡北美甚至全球，被广泛地运用于社会工作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及一些群体的亚文化建构。失独家庭问题在西方的婚姻家庭辅导案例中并不多见，在社会工作界也不会被视为是一件严重而复杂的问题。而在中国却不然，在长达30多年人口计划生育政策的主导下，数以亿计的独生子女家庭在中国出现。一些独生子女家庭因子女意外伤亡的失独变故而不仅要陷入长期的心理压力或悲惨状态，而且将不得不面临无儿养老的悲惨境地。[3]究竟我国失独家庭的数量有多少，至今尚未有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从学者的一些研究推断来看，这个群体的数量不仅庞大且正呈现出逐渐扩大的趋势。失独家庭问题不仅困扰着失独者的生存与生活，而且威胁到家庭和谐及整个社会的稳定。学者根据2011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全国15至29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21.17%，结合卫生部发布的《2010中国卫生统计年鉴》显示的各年龄段人口疾病死亡率推算，15至30岁年龄段的死亡率至少为万分之四，据此估算我国每年至少有7.6万个失独家庭产生。[4]易富贤根据人口普查数据结合人口死亡的年龄结构推算出我国1975年至2010年共产生了2.18亿个独生子女家庭，而这些家庭中会有1009万个独生子女在25岁之前离世，也就是说中国现有的失独家庭至少在1000万以上。[5]如此数量之巨的独生子女是如何过早死亡的，有些学者的研究结论为非患病原因的死亡高于患病原因的死亡。洪娜在对苏州市吴中区121名不幸死亡的独生子女调查中发现，患病死亡的59名，占48.8%；非患病原因意外死亡的62名，占51.2%，其中交通事故致死占39.1%，溺水而死的占21.9%，自杀身亡的占14.1%。[6]王秀银及胡丽君等人的研究证明了另外一种现象，即男性独生子女的死亡率高于女性，他们针对山东省荣成市85个15岁以上独生子女的意外死亡进行调查，发现男性死亡67人，女性只有4名。[7]在男性高出生率、“男主外”观念影响、男性生性比较好动及喜欢冒险逞能等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独生子日常生活所遭遇的潜在危险明显高于独生女。相比较而言，失独家庭之痛是空巢家庭、单亲家庭等群体无法比拟的。正如北京大学穆光宗所言，“失独甚至引发一种连锁反应，物质不能弥补。夫妻之间会互相埋怨，感情可能就破裂；悲恸摧毁夫妻身心，家庭可能就瓦解。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人生难免有意外，而他们就是其中的不幸者。”[8]穆光宗还指出：“我们应该善待他们，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才走到了今天，他们老了，政府应该关心帮助他们，让他们有自己的家园，让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让他们有安宁的晚年。”[8]学者南菁和黄鹂在对我国失独家庭现状及帮扶对策研究文献梳理后指出，目前我国对于失独家庭帮扶对策分析普遍存在重经济而轻心理、强政策而缺方法等问题，在未来的对策实施中应该突出社会工作者的作用，用专业的方法打开失独者的心结。[9]笔者认为，失独之殇给失独者带来的困境除了经济和养老之外，最重要的应是失独者经历失独变故之后对生命及价值观的质疑、理解及反思，家庭破碎之后家庭秩序的重构与重建，生活信心的希望重燃与塑造，物质生活的保障与社会支持等。用叙事治疗模式介入失独家庭重建不仅可以解构和外化失独者的问题，重新建构失独者的生活信念与希望，更重要的，这也是社会工作本土化的一种方式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过程，是中国社会工作解决自身社会问题的经验，是对国际社会工作界的理论与实务贡献。二、叙事治疗的哲学渊源与治疗方法主流心理学与社会工作都曾经将科学看成是人们认识人与世界唯一可靠的模式与路径，同时否定所有不能被实证的人类价值及精神活动。这种科学的沙文主义否认人是一个建设自己及他的世界之存在的事实。[10]正如美国一生追求实证心理科学的心理学家肯德勒（HowardH.Kendler）所言：“把心理学仅当作一门自然科学就容易为了满足学科方法论的需求而分割了一部分内心经验。需要保留的是与各种生活片断相关联的意识经验的其他方面：日常生活的，美学的，道德的，宗教的，等等。这些领域不需要像客观经验证据和逻辑之类的东西来构成并证明其结论是正确的。”[11]这种对当代心理科学发展所呈现出来狭隘性的忧虑在著名心理学家布鲁纳那里可以找到更进一步的解释。布鲁纳认为，人们理解世界至少存在两种基本的范式：一是库恩范式论述中的科学范式，即依据一种科学思维所固定的可以解释和预测事件的经验型证据和普适性真理；二是叙事式的理解方式，即关注人的主观意义及日常生活的变化无常化，强调必须从人类生活的具体事件与背景来理解问题。萨宾[12]的观点超越了布鲁纳，其提出“根源性隐喻”的观点，认为人类生活在本质上是语境性的。也就是说在普遍科学唯一性的影响下不考虑特定时间与地点、文化去理解人们的选择与行动是不适合的。要深入探索叙事治疗对传统科学范式的挑战与超越，就必须进一步深究叙事治疗的后现代主义与社会建构论哲学根源。（一）后现代主义思潮为叙事治疗提供强大的思想支持与发展动力可以说，叙事治疗是后现代主义治疗流派的一个亮点。后现代主义自从20世纪60、70年代出现在文学艺术和建筑设计等领域以来，已蔓延至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领域。从某种程度上说，后现代主义就是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将清楚的东西模糊化，将简单的东西复杂化，其理论阐释往往充满了新造的概念，不同于现代的语言风格，因而呈现出的是一个复杂的、矛盾的、令人迷惘的多面体。[13]这种复杂、诠释、背离和批判的视角为人类理解人与人、人与世界的行动及态度提供了一个崭新的思路。在庞大而复杂的后现代理论体系中，代表人物福柯的思想观念对叙事治疗影响至深。如福柯[14]的权力观认为，权力并不像以往认为的那样掌握在少数当权者手中，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的各个角落。其经典论述“主流知识”即权力认为社会的论述决定了什么样知识是该社会中真实、正确或适当的知识，所以控制论述的人亦控制了知识，同时特定环境中的主流知识也决定谁能占据有权力的位置。也就是说知识即权力，反之，权力即知识。[12]在针对失独者的叙事中，失独者习惯性地被灌之为有问题的人，从社会的主流故事中他们只看到自己失去了生命的唯一故事，并不断地被深究为什么会失子的原因所困扰。在基于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治疗者看来，失独者本身存在着自己的生命故事，必须协助他们从失独的问题故事中走出，建构那些散落和遗忘的新故事，或者在另类故事的次文化中寻求期待的故事。福柯还认为，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因此，人本身就没有任何不可改变的生活规则或社会规范。叙事过程应该打破失独的负面自我认同，建构积极的正能量人生。也就是说，福柯认为没有什么“异常”的生命故事，“常”是被规范化和知识化的。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己生命的专家，只有愿意带着谦卑好奇的心态去探索生命故事，才可以看见生命故事里那些鲜为人知的力量与智慧。（二）社会建构论为叙事治疗的故事解构与建构提供哲学基础叙事治疗的核心就是“故事”，这里的故事并非一般虚构的故事，而是包括实际发生的事件或生活经验、次序、时间及情节四部分。叙事治疗所强调的故事，是指人的生活经验，其重要性在于故事的丰富内容及人的生活赋予故事的意义，包括人的自我理解及对未来的塑造能力。叙事治疗中的故事，就是个体对自己，对事件，对其身处环境及对将来的诠释。[15]这种诠释就是解构问题故事与建构期待故事的过程，叙事治疗模式对现实故事的质疑与重新叙事其实深受社会建构论对“现实”这一概念理解的影响。社会建构论从20世纪20年代发端以来不断融合范式论思想及知识社会学家伯格与拉克曼的思想，在对“现实”的质疑与重新定义中发展出一套兼具社会科学及心理学的理论。社会建构论者认为，现实是由社会建构的，现实是透过语言而彰显的，现实由故事组成并得以维持，由此他们得出的结论就是世界上没有恒定的绝对的真理。社会建构批判了现代主义者们认为的经由典型化、制度化和正当化的社会规范，因为其忽视个体存在的差异性，人与人互动的意义性，甚至屏蔽了个体所处环境的文化制度性。他们认为人所处的现实世界存在于具体处境中的人与人互动之中，由不同时代的人们赋予不同的意义建构。基于此，叙事治疗关注失独者的焦点也就可以从“通则”转移到“例外”的兴趣点上，正是这些“例外”可以使失独者解构失独事件的“通则”，在对“例外”的叙事诠释中发现自己的独特与价值，进而重构失独之后的生命故事。譬如，在叙事治疗师那里，其关注一个失独者的焦点就会变成“失独”对其意味着什么，“失独”是怎样影响其生活的，自己与“失独”有怎样的关系，除了“失独”自己尚有哪些没有被发现的独特与优势。透过这样系统的叙事与对话可以让失独者倍感轻松，从而发现那些尘封已久的故事，进而让新故事充满期待并富有正面意义。（三）叙事治疗模式的主要方法是外化问题与叙述故事叙事治疗的主要步骤包括故事叙说、问题外化、解构、重写的过程，其具体技术包括外化、解构、重写、局外见证人团队、信件和仪式。[16]叙事治疗的代表人物怀特反对以传统心理治疗诊断的方式去发掘个体内在的心理问题，其强调所谓问题，无非是反映当事人所身处的独特社会、政治、语言及文化制度背景而已。怀特认为，人本身不是问题，问题的根源是论述、权力及文化。[2]因此，在个案辅导中必须重视将人与问题分开，并相信服务对象拥有丰富的生命故事，透过发掘那些被服务对象遗忘却充满丰富生活智慧及能力的生命故事，减低问题对服务对象的负面影响力。在这个过程中，怀特提出社工或治疗师必须调整自身传统的权威角色为与服务对象开展对话并重建生命故事的同行者，而服务对象则转化成掌控自己生命故事的专家。双方透过对问题故事的解构，重写并建构令人期待的充满正能量的生命故事。方法一：将问题外化。将问题外化是叙事治疗的核心方法和重要步骤，人们对问题的看法往往深受社会权力、语言、文化及制度环境的影响，包括一些二元对立的观念，如对与错、好与坏、正常与不正常、问题与没事等。以至于当个体不能满足制度文化的要求及社会期望时，那么个体就成了问题产生的根源，进而认定自己本身就是问题，在内化问题的过程中，个体就是问题，问题就是个体，服务对象就成了一个充满问题的人生。叙事治疗反对将人视为问题的做法，怀特指出既然问题的定义是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