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价格上升的推手在哪里

本报讯当下的经济现象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也许算是价格了。CPI的每次发布，都受到媒体的广泛报道。12月3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上，价格也自然成为讨论的焦点。有专家在会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当前供应明显大于需求的情况下，为何会出现价格的普遍上升？这一经济学经典理论都无法解释的现象又当如何解释？专家给出的答案是：透过宏观的层层迷雾，走进微观。研讨会上此后的讨论，实际上也都是从微观的层面展开，试图寻找出价格上升的每一股动力。本次研讨会的主题是“宏观经济与价格改革”，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国际合作局承办。会议由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所长高培勇主持。来自国内外著名研究机构、高等院校、政府部门和美国驻华使馆的近百名中外学者和官员参加了此次会议。中外学者围绕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政策、金融危机后的中国与世界经济、能源价格改革的问题与出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与定价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地探讨与交流。流动性过剩当前在中国谈到价格的上升，首先无法绕开的一个话题就是通货膨胀，也就是流动性过剩，货币供给太多。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在会上提出，去年我们新增贷款规模将近10万亿，今年约七八万亿，明年大概也不会太少。这样大规模的新增贷款的投放，使得我们流通中的货币确确实实太多了，这必然会引起通货膨胀的压力。汪同三从2009年中国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出台的4万亿刺激计划入手，分析了流动性过剩的背景。他说，当初美国金融危机在2008年刚刚产生时，我国采取了非常及时的应对措施，就是推出4万亿刺激经济的计划。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状态是处于正常曲线之下的。使宏观经济回到正常曲线上去，有两种目标模式选择：第一是时间最快，就是在最短的时间里，使经济回到正常状态上去，目标函数要求是时间最短；第二种是成本最低，就是从低于正常状态回到正常状态，目标函数要求是成本最低。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显然是选择了前者。这种以时间最快为目标模式的回归方式，结果使经济超出了正常状态。同时又不可否认，中国经济率先走出金融危机的影响，正是得益于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汪同三解释说，并不是说由于出现了现在的结果，就要去否定当时采取的政策。当时采取的政策是必要的，因为任何一个政策不可能掌握得恰到好处，如果当时采取成本最小的目标模式，中国经济也许无法如此迅速恢复，率先取得企稳回升的成绩。另外还有输入性通胀因素。国际市场上大宗商品的价格上涨，比如石油、铁矿石、粮食，这些价格的上涨必然传导到国内，造成我国这一类商品价格的上涨，加上美国采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使我国未来通货膨胀压力骤然增大。对于这一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与会学者表示，我们没有办法去制止它，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应对它、适应它。成本推动物价上升如果仅从通货膨胀去看价格的上升，也许只是在做短期的观察，毕竟通胀只是短期因素。关注长远的价格因素，就不得不关注成本。财政与贸易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温桂芳认为，从长期来看，成本才是真正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温桂芳说，目前成本上升压力不断增大，其中一个表现就是工业生产面临极大的成本上升的压力。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和工资调高，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今年前三个季度，农民工工资性收入增长达18.7%，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也同比上涨9.8%。另外，农业生产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来自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提高，推动了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成本上涨，究其原因主要有四点：一是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短期难以改变，在转变过程中需要继续付出高成本的代价；二是实行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优化，需要投入巨额资金和新技术，导致新产品的高成本；三是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传导和全球面临绿色能源革命的要求；四是劳动力价格回归价值的需要和劳动力与就业结构出现新变化，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温桂芳说，现在出现的物价上涨，或者说通货膨胀也好，不完全是货币因素，其中成本是很重要的因素，所以解决物价问题不光是在物价上下功夫，要注意控制成本增长，而且要正确认识当前成本上升的必然性、合理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如何解决成本问题，温桂芳说，根本在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优化经济结构。面对低要素成本的比较优势趋于减弱的情况，我国应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尤其应在“十二五”期间，培育和发展动态比较优势，实行制度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升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逐步转向更多依靠提高要素产出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创新驱动。推进新的价格改革推进新一轮的价格改革，是与会学者就如何解决当前的价格问题而形成的一致看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杨圣明在会上首推进行广义价格改革，集中力量解决广义价格问题。所谓广义价格，即生产要素价格，包括劳动力的价格、资本的价格、货币的价格、能源的价格、资源的价格和环保的价格等。这些价格是国内的基础价格。谈到价格改革，首先回避不开能源价格的改革。本次会议专门为此设置了一个议题进行讨论。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政策法规部副主任孙耀唯指出，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既是改革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所以建立市场运行机制的核心是建立一个通过市场能够反映价格的形成机制。然而，由于能源资源性价格改革的滞后，环境价格改革刚刚启动，要素价格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我们并没有摆脱高投入、高能耗、低效率的经济发展方式，由此已成为我们国民经济能否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的瓶颈环节。江西省人大常委、江西财经大学教授伍世安说，我国现行的分轨制价格的弊端，恰恰隔离了能源资源价格形成，形成了政府定价和市场定价两条不相交的分轨。因此，为了深化能源资源价格的改革，我们应当遵循能源资源价格形成的规律，改革现行分轨制价格方式，形成市场加政府合轨制定价。目前面临的新一轮价格改革，即以广义价格为主的价格改革，在杨圣明看来，至少迟到了10年。在20世纪90年代初，包括各种物质产品和劳务价格的狭义价格改革的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就应迅速转向广义价格改革。可是时至今日，我国的广义价格改革并没有真正深入全面开展，只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零打碎敲，仅做了些小改革，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他认为，是20世纪90年代的通货膨胀和亚洲金融危机拉了改革的后腿，失去了时机，而这种时机在当前又再次出现了。完！谢谢观赏，转载请注明出处！阔男书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