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

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大众传媒话语权的争取作者：蒋晓丽摘要：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大众传媒在一个社会中具有一种话语的权力，大众传播者就是大众传播话语权的掌握者。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随着欧风美雨逐渐兴盛起来的大众传媒的最早形式———报刊成为新兴知识分子争夺和战斗的阵地。关键词：近代知识分子；大众传媒；话语权大众传媒既是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也是促使大众传播者与受众得以交流的中介和纽带，更是形成、复制、扩散和放大社会舆论的社会工具。因此人们所接触的大众传媒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物质形态，也是大众传播者与传播载体紧密结合后的产物，更是反映社会内在要求、引领社会变化发展的利器。事实上，大众传媒在一个社会中具有一种话语的权利，大众传播者就是大众传播话语权的掌握者。在社会平稳发展时期，分布于不同媒介之中的职业传播者在选择、加工(包括制作)和传播信息的具体环节中行使着以体现大众传播功能、满足受众需求为基本目标的职责和权力；而在社会转型时期，传媒所具有的无以伦比的话语权利，成为掌握它的人和集团宣扬自己的理念，颠覆现实的社会的强大武器。正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这种特殊功效，在风云变幻的近代中国，随着欧风美雨逐渐兴盛起来的大众传媒的最早形式—报刊成为新兴知识分子争夺和战斗的阵地。在19世纪中期至后期，在中国办报的几乎都是外国人，而外国人无非分两种，一种是传教士，一种是商人，他们为了打开中国门户，将中国纳入西方势力范围，采取了不同的办报宗旨，一个宣传教义、宣传道德，从精神、文化上进行渗透；一个注重市场，注重赢利，从传播业上进行扩张。无论他们有怎样的企图，采用了什么样的方式，从近代传媒的兴起和发展的角度来看，从促使中国人了解西方、了解世界来看，他们都起到了初始的重要作用。19世纪70年代，中国城市资本主义经济有了重大的发展，西方科技文化思想的传播及影响不断扩大，西方的印刷技术也逐渐传入中国。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时的雕版印刷到1853年第一分铅印中文报刊的出版，其间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在香港、上海当时都拥有了中文铅印设备，特别是上海的美华书馆的铅印业务已经扩展到全国许多城市。最早使用煤气作动力印刷报纸的是在1879年创办的英文《文汇报》，《申报》报馆于1891年也开始使用煤气印刷机。印刷技术的每一个突破必然推动传播出版事业的发展，而中国社会内部救亡图存、求变求新的思想潮流也对传播业提出了宣传启蒙的紧迫要求。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传媒话语权的重要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了自己创办近代传媒、争取话语权利的活动。我们知道，在19世纪初，当外国人把近代报刊这种先进的大众传播媒介带到中国来时，并没有引起中国人的注意，甚至对之不屑一顾。林则徐是中国第一个重视近代报刊的人，由于条件所限，当时他还考虑不到办报，只是着手译报。1839年，身为两广总督的林则徐前往广州禁烟不久，便开始安排对外报的翻译，并编辑成《澳门新闻纸》。之后，林则徐分门别类地把从外报翻译过来的材料编辑成《澳门月报》，以后《澳门月报》收在魏源编的《海国图志》里。林则徐从“了解夷情”“、以夷制夷”的观点出发，对外国报纸上所提供的各种信息给予了充分的注意。随着通过翻译外报，对外国了解的加深，林则徐对译报工作的认识也在加深。他又组织力量翻译了《四洲志》(原书为英国慕瑞所著《世界地理大全》1836年出版)、《各国律例》(原书为瑞士谓达尔所著，1785年出版)和《华事夷言》，以后魏源的《海国图志》便是以《四洲志》为基础扩充重编的。魏源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的译报思想。作为林则徐的好友，魏源不负朋友的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著成了著名的《海国图志》一书，在该书中所提到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观点，成为早期维新派的重要思想。林则徐、魏源两位最早“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他们对西方的了解，无不是通过报纸这一近代传媒开始的，可以这样说，他们是先接受了报纸这个传播工具后才进而了解认识外国的。报纸这一媒介本身便有着特别的含义，因为它是舶来品，是伴随洋人东来，西风东渐而出现在近代中国的，能够通过这一具有近代意义的传媒去看世界，这本身就是一个突破，在当时可谓“独步一时”。林则徐的译报工作，可以这样说，是中国人利用近代报刊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传播工具的最初尝试。然而，由于各方面条件的不具备，也由于林则徐本身的局限，尽管他利用报刊作为“睁眼看世界”的窗口，认识到报刊的部分功能，却没有认识到报刊的全部功能，更没有认识到传媒的话语权力，没有进一步去发挥报刊传播信息的功能和制造舆论的功能，因而使中国人自己办近代报纸的历史往后推了30—40年。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第一张报纸是1873年在汉口出版的《昭文新报》，该报所载“奇闻轶事居多，间有诗词杂作”。王韬与友人的中华印务总局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的《循环日报》，在早期中国人自办报纸中历史最长、影响最大。主编王韬为《循环日报》所定的宗旨是：“强中以攘外，诹远以师长”[1](P206)，鲜明地给这张报纸定位：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宣传爱国救亡的变法自强。体现报纸的宗旨和方针的主要是言论，该报在它每期的“中外新闻栏”里都登出政论文，系统而深刻地宣传强中攘外、变法自强的思想，强调学西人之长、变革旧例、施行新法，以求振兴中国，认为这是时代大潮、“风气所趋”。该报所达到的思想水平和为变法维新所作的鼓与呼，使它成为我国政论报刊的先驱。上海的第一张自办报纸是1874年6月出版的《汇报》，发起人为容闳，出版两个半月后改名为《夤报》继续出版。《夤报》刊登了不少诗词和笔记小品，也有很多情节曲折吸人的案件新闻，同时也非常注意刊登时论文章，以后改名为《益报》后，在时论上已明显不及前身，而文艺类的作品和社会新闻则较前增多。中日甲午战争前，中国人在国内创办的报纸大约有20种左右，办报者一般由三种人组成：一种是较多接受西方文化教育的，有进行社会变革意识的知识分子；一种是与官府和外商有联系的商人；一种是洋务派官员。总的来看，多为私人资金经营，他们作为中国自己的第一批近代传媒的经营者，无论从怎样的目的出发，也无论具有怎样的背景，都对近代传媒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由于这些报纸产生之时，外报已在中国有了50年的办报历史，已经形成了一种相对成熟的办报模式，因此这些报纸均以外报为蓝本，一开始便具有近代化的外形。外国人办的中文报纸花了半个世纪才形成的较为稳定的由新闻、言论、文艺和广告组成的内容结构，中国人办的报纸在呱呱落地之时便都具备了。这些中国人自办的传媒产生在中国面临内忧外患、瓜分豆剖的危机之时，所以，它们都以抵御外侮、救亡图存为己任，以向西方学习，变法自强为使命，一登上中国近代社会的舞台，便具有爱国主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性质，成为宣传和推进中国近代化的重要工具。中国近代自己的报纸在很大程度上是引进西方先进文化和传播技术来为警醒中华、抵御外侮、启蒙大众作舆论宣传的，正是像林则徐、魏源一类最先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人士们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的实践和继续。随着近代社会内外矛盾的日益激化和危机的不断加深，近代传播媒介越来越成为推动社会变革和走向近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和权力话语，社会酝酿的各种重大转型，正是在大众传媒的不断促使、推动下发生的。然而，中国人自己办的这些报纸不可避免地具有当时那些办报人具有的各种缺陷和局限，加上办报人对报纸这一新型的传播工具的功能认识不够，对办好一张报纸缺乏足够的热情和信心，因此在中法战争失败后，在整个中国被震动、人心思变的情况下，本来急需报纸这种大众传媒来制造舆论、来振聋发聩，但这时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坚持下来的却寥寥无几，大众传媒逐渐形成的公众影响力，没能得到很好的实现，丧失了大众传媒话语权力崛起的时机。第一批办报的中国人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已不能适应社会变革对近代传播提出的更迫切的要求，时代呼唤新的传媒宣传人才，时势也造就新的传媒的宣传高手!此时通过近代传媒比较广泛地接受了资本阶级民主思想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们因缘时会，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较之于稍前的办报人对传媒的重要性有更明确的体会，对在变革时代，“媒介是社会的先锋”，“媒介本身就是先锋”[2](P400)有较清楚的认识。基于此，维新派一开始便注意创办报刊，力图形成变法维新的舆论场，一个中国人办报的新的高潮出现在中国大地上。“据不完全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全国出版的中文报刊有120种左右，其中80%左右是中国人自办的，而资产阶级维新派和与它们有联系的社会力量创办的报刊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这些报刊的出版地区遍及全国沿海和内陆的很多城市，打破了外报在华出版的优势，它积极推动了维新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社会舆论的一支主要力量。”[3](P539)之所以近代中国维新派知识分子以前所未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号召力，在全国上下掀起了意义深远的维新改良运动，就在于时代为他们提供了与旧势力抗衡的武器———大众传媒，而这些有识之士们也非常有效地运用了这个武器，通过这个武器，争取到了主宰社会思潮的公共话语权力，成为引领时代思潮的改良维新中心。可以这样说，没有大众传媒的发展，就没有维新派在全国上下的影响，就没有宣传改良、推进维新的武器，也就没有声势浩大的维新改良运动，关于这一点是以往学界所忽视的，尽管对于近代中国的任何研究，我们都离不开近代报刊留下的资料，但对近代报刊本身的作用以及与近代中国关系的研究却是一个空白!维新派首领康有为，这位从小受到近代报刊的影响，进而走“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道路的传统知识分子深知近代中文报刊的重要作用，在“公车上书”以后，他接连向朝廷呈递了四封力主改革的书信，在《上清帝第四书》中，康有为一再提出“开报馆”、“设报达聪”等，把发展近代传播事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作为变法维新的一项重要内容。“宜令直省要郡各开报馆，州县乡镇亦令续开，日月进呈。并备数十副本发各衙门公览，虽宵旰寡暇，而民隐咸达，官慝皆知。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至外国新报，能言国政。今日要事，在知敌情，通使各国，著名佳报，咸宜购取。其最著而有用者，莫如英之太晤士、美之滴森。令总署派人每日译其政艺，以备己览，并多印副本，随邸报同发，俾百僚咸通悉敌情，皇上可周知四海。”为了把“设报达聪”的主张变成行动，康有为在北京于1895年8月办起了《万国公报》，以宣扬他的变法主张，以后成立了具有政党性质的“先以报事为主”的政治团体———强学会，《万国公报》改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由梁启超、汪大燮任主笔。《中外纪闻》的出版遭到顽固守旧派的竭力抵制，以至报纸“送至各家门者，辄怒以目”[4](P2)。御史杨崇伊等以“专门贩卖西学书籍”、“植党营人”、“将开处士横议之风”等罪名要求清政府查禁，清政府下令封闭京师强学会，只存在1个多月的《中外纪闻》被迫停刊。随后，康有为在资本主义发展最早，传播出版事业最发达的上海、广州成立了强学会，由康有为亲自起草的《上海强学会章程》规定了强学会的四项“要事”是：译印图书、刊布报纸、开大书藏(图书馆)、开博物馆。1896年1月，《强学报》创刊。值得一提的是，康有为在《强学报》上登载了《孔子纪年说》和《毁淫祠以尊孔子议》，以尊孔托古之名，宣传改革“今制”之实，与西方文艺复兴的知识分子们，打着“复兴”的招牌，实际是为资产阶级新文化开道有相似之处。在该报刊登的《开设报馆议》一文中，明确地提出报纸传播在变法维新运动中的作用是：“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把大众传媒的主要功能都认识到了。然而，遗憾的是，《强学报》只存在了14天便被迫停刊。这三个报纸都没有摆脱短寿的厄运，但他们却以前所未有的姿态，打破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传播权利的种种限止，特别是在京城办报，这是近代传播对禁区的一大突破，是近代传播在封建话语中心取得一席之地的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这为即将到来的近代传播的大发展拉开了序幕，为改革派们继续利用报纸向封建统治者的言禁开火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同时为近代大众传媒话语权力的形成提供了一股强大的支撑力。1896年梁启超任主笔的《时务报》创刊。较之于康有为，梁启超更加重视报纸这个传媒的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