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背景下女性文学的歧途

大众传媒背景下女性文学的歧途——评卫慧《上海宝贝》湖南商学院中文系陈晨上海宝贝》一本很敏感的小说，它的问世引起了文学界甚至是社会各界的不少关注，对它的评论也众说纷纭，批评的声音似乎要强烈得多，因为它把“身体写作”放大到了极致，也是“美女作家”——卫慧之风格登峰造极的表现，无论是作品还是作家都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以及大众观看的欲望。长篇小说《上海宝贝》于1999年出版，是继卫慧《梦无痕》、《水中的处女》、《蝴蝶的尖叫》、《艾夏》、《欲望手枪》、《爱人的房间》、《像卫慧那样疯狂》之后又一部充斥着激情、欲望、放纵、叛逆、狂野味道的作品，而且在这部作品里，这些特点表现的更为突出、典型和露骨。小说主人公倪可、天天、马克，都是城市新人类，里面的人物都扮演着真伪艺术家、外国商人、无业游民、演艺明星、新青年的角色……而情节中一如往常的看到有关毒品、酗酒、性、同居和暴力的情景。女主人公倪可，毕业于名牌大学，当过记者，做过女招待，出过小说，后来是自由写稿人。与小说中其他人物一起是一群不愁吃穿的都市青年，他们或是白领、或是富婆、或是被父母供养，生活的意义非常简单——寻找一切宣泄的机会。倪可的生活态度十分明朗，既要握有情又要占有欲。天天是一个顺长英俊的男孩，对倪可温柔情深，遗憾的是他阳痿，倪可得不到欲望的满足，但可以在他身上得到情感的需要，因此她不放弃天天。但因为情欲宣泄的需要，倪可选择了德国人马克作为性伙伴，在马克的身上得到了疯狂的情欲的宣泄。天天是都市人类中的弱者，靠母亲的金钱生活，尽管有钱却没有生存本领，再加之他的阳痿，使他无法从身心两个方面得到倪可的爱，只得通过毒品来渲泄压抑的欲望，最后走向死亡。这一群都市人类就是这样表面潇洒、内心空虚的度日。马当娜挥洒青春和金钱，留给她的是昨日黄花；最后倪可失去爱人和情人的离去，使她感到生存的迷茫。卫慧的《上海宝贝》反映了一群肤浅的人的糜烂的生活，这一群“新新人类”没有来自生活的压力，他们有的只是空虚和颓废，整天在情欲、毒品和无聊的状态中消磨时光消耗青春。作者展示给我们的就是这样种种宣泄欲望的场面，正如封面广告“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可以看出作者仅仅是一种展示，并且是带着自我欣赏的态度来写作的。“小说中有关性场面和性体验的较多而直露的描写，反映出作品的浅薄和作者的生命之轻，缺乏透视人的心灵和透视社会的眼光，而急于打出广告，炒作轰动效应。”（《灵魂与肉体》）但是为什么这样的小说还是赢得了众多人的眼球和社会大面积的关注？而又为何会在当下出现这样的作品和为数不少的美女作家群？一、大众文化语境下理解卫慧的写作动因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失去轰动效应后，人们惊呼文学处于边缘化状态；进入9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全面转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初步确立，文学市场化、商业化特征的凸现，文学边缘化的程度在加剧；与此同时，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影视艺术等为代表的不同传媒做载体的文学形式成为艺术大家庭的新锐。由于时代、社会、现代科技等诸多因素的深刻变革，文学相应地体现出种种新变与发展态势。文学的发展就体现为由主流意识形态制约性向技术意识形态操控性的转变，即由政治意识形态到媒介意识形态的转型。文学从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都要通过市场来运作，其商业性特征就开始突显出来。大众传媒与文学出版机构在这种市场化力量的驱策下，就由原来的“幕后”走到了“前台”，自身的主体性得到了空前加强，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并以此来影响文学的发展。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文学不再被看作是高雅的精英文化，而更多的是作为大众文化所接受，并成为一种消费行为，文学的发展动向表现为“商品化、多元化、多样性、娱乐性和平民化”等几个方面。与计划经济时代把文学高度政治化意识形态——强调文学的事业化、人民性相比，如今在消费社会，文学被市场化、产业化，具有很强的商业性，它们成为一种起主导作用的新意识形态，成为制约或推动文学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力量。从文学的市场化、产业化这个角度看，写作活动不是反映，不是表现，而是一种生产，文学生产过程也遵循着“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规律，作家写作在这个过程中只是“生产”的部分；作品通过媒介交换到读者手中后又被读者以消费的行为阅读。文学作品一旦成为商品，它就要服从市场行情与商业原则的调控，这种情况既给作者带来诱惑，也给他造成许多焦虑，因为作家不但要写作还要花大力气运作这个过程。由于大众传播媒介在市场化背景下的运作，一种新的文学关系出现了，即“作家——传播者——受众”，以及与之对应耦合的“文本生产——媒介传播——文本消费”这样一种结构功能关系。这一新的文学关系的最大特点是引入了一个高度发达的中介层——大众传媒，而不同于以往作家与作品、读者与作品那么一种简单的、封闭的文学联系。《上海宝贝》就没有忽视这个环节，借助传媒做了大量和大胆的炒作。不同形式的广告宣传，甚至小说封面都以作家的半裸半隐的艳照做为广告和卖点，“一部半自传体小说”，“一部女性写给女性的身心体验小说”这样具有浓厚广告色彩的话语出现在封面也是商业运作的突出表现。可以看出，我们已经进入大众传媒与现代出版机构直接介入和参与甚至“制造”文学现象及文学思潮的时代，比如，女性文学思潮、新写实文学思潮、网络文学思潮等都体现了这个特点。在大众传媒时代，现代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更促成了它在现文学活动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与功能。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不仅作家需要包装，作品需要包装、宣传、炒作，而且也要充分调动读者、引导读者。大众传媒已渗透到了文学活动的各个层面，对文学的影响力也日渐壮大。与计划经济时代的革命化写作、文学体制及运作模式相比，这种写作模式体现出新的特征：审美创造个性的受限性与写作活动本身的商业性。由于作品要直接面向市场、面向受众，写作活动就要充分考虑到受众的接受心理与审美期待：“正因为它是一种产业这个明显的事实，最关心的是销路。产品必须打入市场。在正常活动过程中，销路的要求优先于所有其他考虑。大众文化产品的生产者私下里也许和其他人一样十分关心美学价值与人类现实，但是，作为生产者的角色，他们必须首先考虑商业利润。”而在“作家（文本生产）——传播者（媒介传播）——受众（文本消费）”的结构中，三者之间存在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动态协调整合过程，是三方有机地结合，彼此互动参与文学活动的三方主体地位都能得到充分尊重。读者市场的因素进入文学活动中，作家的写作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旦失去了读者市场，作家、作品就失去了生存的基础不可否认，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审美价值与经济效益不可调和的状态下，审美价值要让位于经济效益。众多评论都责骂卫慧的语言下流小说内容肮脏，描写的都是都市糜烂的生活，一群身体和心理极其不健康的青年，整天沉溺于酒吧、富人俱乐部等高档场所，但又不是自食其力，吃喝玩乐享受名牌……最突出的特点还是把性欲和性冲动作为生活唯一的发泄方式和生存的快感。特别是女性对自我身体的变态自恋和对男性身体的饥渴是被大家所鄙视和讽刺的，尤其是女性主义阵营中的人；另一方面，《上海宝贝》却很有市场，刚上市销量很可观，因为各种商业活动的炒作，曾一度被列为畅销书籍，即使被封杀以后还因为内容极具个性被许多年轻人所谈论，网络上的点击和下载率也很高。其实不难理解这一现象，而且这种生活。卫慧作品构筑了中产阶级的话语,以其对于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炫耀，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和羡慕，成就了畅销之路；另一导致其作品一炮而红的则是其作品中大量涉及的性爱描写，是当代青年喜爱的情色、暴力的典范。突出之例是《上海宝贝》在该书中,再配上精心制作的女作家半隐半裸、艳妆示人的封面,整部小说以制作精美、语言华丽、内容丰富而一举成名,成为大众文化市场炮制的又一个畅销奇迹我们不应脱离生产和消费大众文化形式的语境来理解卫慧的身体叙事文本。也有人指出：“卫慧写作是中国大众文化实践的唯物形式。”（《大众文化和身体写作》）在商业文化席卷全球的今天，大众传媒的繁盛是有目共睹的。大众与现代传媒携手掀起的声势浩大的“狂欢节”正方兴未艾。透过光怪陆离的表象和日益先进的大众传媒的传播手段，我们却发现，传媒给人们带来的，并不都是积极的生活方式或进步的思想观念。大众传媒的霸权话语助长了大众文化的士气，大众文化对精英文化的侵蚀和对主导文化的打击已成为当代中国最重大的文化现象，这不仅使生活在市场化今天的人们无不或深或浅的与之有染，而且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社会、文化结构中不同文化形态之间的力量比重。事实是，主导文化为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和挽救大众聆听的耐心已经被大众文化的海洋淹没到只剩下一点点苟延残喘的声音，而就市场普及指数来考察，精英文化确实已经难以与大众文化平分秋色，自缢高雅的文化精英早已从人文高地上逃之夭夭。卫慧写作的个性话语意向不仅在美学上见证了“为消费而艺术”对“为人生而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等传统文学观念的背叛，而且在文化上昭示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中国学人所接受的西方人文主义理念在当代大众享乐主义胁迫下的寿终正寝，文化成为大众的从雅到俗的趋势已是不可逆转的后现代事实。这一切其实是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重新分配话语权力的结果。卫慧的作品是迎合了大众读者审美的需要才产生的，而且它被广泛的关注也证明了大众的期待视野在《上海宝贝》里得到了满足。比如，穿名牌、喝洋酒、傍洋人、出国游等等，这些充满小资情调的生活场景在小说中无出不在，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有种现实难以满足但在此可对理想生活“意淫”的快感。作者以大胆而色情的文字,尽情表演着主人公和男友、情人的肉体快乐，豪华、艳丽的中产阶级私人空间，刺激、火爆的地下情,都被大众传媒渲染成了时尚的象征，活力的表现，似乎这样的生活方式才是所谓的“贵族”生活。事实上,卫慧的身体写作是在后现代语境中产生的，我们或许可以从卫慧的悲喜剧中感知历史转型时期中国文化由雅到俗、由一元到多元、由封闭到开放的主题变奏。《上海宝贝》是社会转型——大众传媒繁盛时期精神供给不足的产物，任何文学现象的发生都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气象，卫慧的写作本身便是中国当代文学从政治功利主义彻底转向经济功利主义的一个典型。卫慧这种发现身体和消费身体的写作，这在20世纪单调的50年代、狂热的60年代、疲乏的70年代乃至焦虑的80年代都是无法想象的。从张洁一类女性作家只追求心灵和精神爱情到陈染、王安忆现代派们开始注重女性身体写作，但只仅限于女性自我的空间，再到卫慧放肆的性欲表现，甚至是对父权的颠覆和一系列后现代的特征看，我们认识和评价当下文化现象是需要放在历史逻辑中的。社会转型的正负后果都将在卫慧文本中表现出来，卫慧作品中表现出的那种解构既定价值体系的写作理想正可以在这一背景下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当然不是说卫慧写作在美学上和道德上所犯下的错误全部由社会和大众来承担,而是说卫慧的媚俗而不媚上的身体叙事文本在市场化的今天出现是必然的。而从观念层面上看,商品意识、开放意识、享乐意识、消费意识内在地制约着卫慧的文学创作，拿文学宣示人生哲理的启蒙作风和演绎意识形态的御用作风不再有示范意义。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价值标准的约束力和感召力日渐式微,精英们的精神开始疲惫，能够重新整合人的思想的统一的价值标准又迟迟不来，卫慧桀骜不驯的后现代姿态证明了中心话语控制的失效。但必须指出，主导文化仍然是当今中国社会理所当然的支配话语权的文化，精英文化也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因大众文化的席卷便沦落到一败涂地的地步，当大众文化由媚俗走向庸俗乃至恶俗的时候总能听到人文知识分子的痛斥，所以断言大众文化已经由边缘进人到中心尚为时过早。时至今日，在精英话语系统中，“大众文化”不仅作为一个文化形态分类概念而且更是作为一个等级概念来使用的，其存在的合法性依然受到主导文化和精英文化的他律性证明。卫慧写作的是是非非只能在这一文化语境中得到解释，这需要我们进一步检讨市场经济所带来的社会心理变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文学实践的变化。二、女性主义批判中探究卫慧的写作误区女性主义小说站在女性的立场反抗男权和与之相关的社会及文化体制,颠覆以男性为主宰的权利关系,解构男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