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

1 政府与媒体——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空间王敏〔摘要〕现代报纸传入中国之后，它的各种功能也逐渐被发现。在近代中国报刊业中心上海，报纸的议政和政治动员功能得以充分发挥。清政府对报纸舆论功能的认知也经历了忽略、关注到试图控制的过程，采取过引导、利用和渗透等办法，但均未达到预期的效果。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上海有租界存在，对清政府的管辖权起到隔断和缓冲的作用，为报纸提供了自由滋长的环境。1〔关键词〕上海报纸上海租界政治空间现代报纸是一种高效率的大众传播媒介，可以报道新闻、公布信息、发表评论、进行政治宣传等。晚清上海，报纸这些功能被发现并得以充分发挥，上海因此成为中国报业中心和信息集散地。上海这一地位的形成，除了交通便捷、商业发达等因素外，还同上海报纸与中国官方和租界当局之间形成的独特格局有关。晚清中国仍是专制时代，统治者不能容忍民间参政议政，但在上海，租界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租界是自由的，居民享有比较充分的言论自由；租界又是自治的，中国政府无法在此有效行使管辖权，在上海报纸和中国政府之间，租界起到阻隔或缓冲作用。这种独特格局使上海报纸拥有比较大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空间。所谓政治空间，就报纸而言，是指政治言论的自由度；就当局而言，则是对报纸政治言论的容忍度。一上海报纸的政治参与度与政治立场政府关注报纸，往往是因报纸直接议政，特别是对于专制政府，报纸议政，无疑是更大范围的“处士横议”，会有形成不利甚至是对抗政府舆论的危险。因此，清政府对于上海报纸的态度取决于报纸本身的政治参与度和言论立场。 1 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门研究。相关研究主要有美国学者季家珍（Joan Judge）的专著《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改革文化》 (Print and Politics－‘Shibao’ and the Culture of Reform in Late Qing Chin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STANDFORD, CALIFORNIA,1996)，以《时报》为中心，借助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讨论晚清上海报人在晚清立宪运动中与下层民众、上层政府之间的关系。主要内容参见拙作《中间地带：晚清上海报人与立宪运动》，《学术月刊》 2003年第11期；张敏的论文《略论辛亥时期的上海报刊市场》 ( 《史林》2003年第2 期)，论述辛亥革命前 10 年间上海报刊市场的规模、特点和销售网络，对租界在上海报刊市场繁荣方面的作用也有涉及。2 1、政治参与度因时而异。政治参与度是指对政治的关注与参与程度，表现为议论时政、褒贬官场人物、披露与国家内政外交有关信息等。晚清上海报纸的政治参与度因时而异，大体以1895年为界标，之前报纸较少对朝政和官员的直接批评，之后则相反。上海最早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1861-1873），从创办到终刊几乎与时政不发生关系。早期《申报》虽以言论见长，每天均有千字左右的论说一篇，议论社会问题、公益事业、西学等，有时也议论时政，但很少直接批评朝政与官员，对朝廷较为恭顺。创办的第一年，从1872年4月30日至年底，只有6天的论说与朝廷有关，其内容均围绕同治皇帝订婚和大婚，行文恭敬，凡涉大清列祖列宗和皇太后前必空三格，皇帝、皇后前必空两格，颂扬清朝列祖列宗，称两宫皇太后为女中尧舜汤武。2中法战争前后，《申报》对朝政和官员动向有不少议论，但这些议论与朝廷的立场基本一致。31895年以前，上海还先后存在过几份报纸，即《汇报》、《新报》、《字林沪报》、《新闻报》、《万国公报》。这些报纸宗旨各异，《新报》是上海道台为引导上海新闻舆论而设立；《新闻报》言论上较有影响是是在戊戌维新以后，这两份报纸后文有专门论述，兹不展开，这里分别介绍《汇报》、《字林沪报》和《万国公报》言论特点。《汇报》创办于1874年6月，倡办者为上海招商局总办唐景星和上海县知县叶廷眷，与官方关系密切，但不是官报。报纸有议论文字，但多译自外文报纸。有时与《申报》发生笔战，焦点是要不要引进西方科技，与政治无直接关系。凡是《申报》主张的，《汇报》必然反对，《申报》说中国应该筑铁路，通火车，《汇报》就说火车危险，会撞死人；《申报》说中国应购铁甲舰，《汇报》说中国要自行制造。《字林沪报》创办于1882年，少有言论，突出新闻性，内容大部分译自《字林西报》。1886年以后，重点转至文艺方面。《万国公报》以时事报道为主，重点在各国近事。1889年以后，才有一些时事议论，多是探索中国富强之道，也不直接批评清廷。1895年以后，因甲午中日战争的刺激，上海报纸普遍开始议论时政。从1895年到清朝结束，有两个议论时政高潮：第一高潮是在甲午战后至戊戌政变，以变法、介绍西学、探索国家富强之道为主题。在国耻刺激下， 2 这6篇论说分别是：《恭逢皇帝举行大婚典礼志庆》（同治壬申四月初九日）；《论刊行大婚礼节》、《大婚礼节恭录》（同治壬申九月十五日）；《大婚礼节恭录》（同治壬申九月十六日）；《大婚礼节恭录》（同治壬申九月十七日）；《内务府恭办大婚一切事宜谨录》（同治壬申九月十八日）；《大婚礼节续录》（同治壬申九月廿七日）。 3 详细内容参见王维江：《清流与申报》（未刊稿）。3 士人群起议政，上海中文报纸几乎成为探讨国家富强之道的公共论坛。笔者对1894年11月至1895年11月的上海主要的中文报纸论说进行统计。这一年中，《申报》有256篇论说与时政有关，其中中外关系52篇；军事与军备50篇；内政33篇；介绍西学32篇；上谕谨注及官员条陈评议16篇；官员动向8篇；探讨国家富强之道和洋务问题有65篇。《新闻报》有185篇论说与时政有关，中外关系82篇；军事与军备20篇；关于宫廷、官员、官场45篇；内政16篇；上谕谨注及官员条陈8篇；洋务与自强之道14篇。《字林沪报》的议政热情也同样高涨，有207篇论说与时政有关，其中中外关系72篇；国家富强之道与洋务问题55篇；宫廷、官员、官场33篇；军事、军备26篇；内政17篇；上谕谨注3篇。关于中外关系议题最多，且言论比较激烈，如《据公法以讨日本檄》4、《论倭人志在急和》5、《倭人违背公法论》6、《李傅相出使议和论》7等。这一阶段上海中文报纸议政热情，以《时务报》创办为标志，达到高潮。《时务报》自1896年创刊，即以政论和国内、国际新闻为主，梁启超名篇《变法通议》在报上连载，风行一时，梁亦因此成为名重一时的政论家。第二个高潮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以后，上海报纸议政热情再度高涨。《时报》异军突起，给上海报纸带来新气象。首先是议政角色定位更明确。《时报》主持者狄楚青等留学日本，是宪政运动的活跃人物，他们将报纸定位为朝廷和民众的沟通者，反应民众疾苦、抨击官员腐败无能和社会黑暗8。其次是议政文体更成熟。《时报》创刊以前的30余年中，上海报纸政论风格与《申报》大同小异，每天第一版总是千字左右的论说，形式呆板。《时报》则以短小精辟的时评代替冗长沉闷的长篇大论，结束了报纸论说的古典时代。“时评”内容取材于当天的重大新闻，不超过二百字，分版设置，极具个性。“时评”大受欢迎，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当时还是小学生的胡适就是“时评”的忠实读者。9 4 《字林沪报》1894年12月9日。 5 《字林沪报》1895年2月17日。 6 《字林沪报》1895年3月3日。 7 《字林沪报》1895年4月3日。 8 详见季家珍：《印刷与政治－时报与晚清改革文化》。 9 据胡适回忆：“我现在回想我们当时那些少年人，何以这样爱恋《时报》呢？我想有两个大原因：第一，《时报》的短评，在当日是一种创体；做的人也聚精会神地大胆说话，故能引起许多人的注意，故能在读者的脑筋里发生有力的影响。我记得《时报》产生的第一年里，有几件大案子。一件是周有生案；一件是大闹会审公堂案。《时报》对于这几件事，都有很明决的主张。每日不但有“冷”的短评，有时还有几个人签名的短评，同时登出。这种短评，在现在已成了日报的常套了，在当时却是一种问题的革新。用简短的词句，用冷雋明利的口吻，几乎逐句分段，使读者一目了然，不消费功夫去寻思考索。当日看报人的程度，还在幼稚时代，这种明快冷刻的短评，正合当时的需要。我还记得当周有生案快结束的时候，我受了《时报》短评的影响，痛恨上海道袁树勋的丧失国权，曾和几个同学写了一封长信去痛骂他。这也可见《时报》当日对于一般少年人的影响之大。这却是《时报》的一大贡献。我们试着看这种短评。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了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胡适：《十七年的回顾》，见《我们的政治主张》，（台北）远流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2页。4 2、政治立场各不相同上海报纸背景各异，对政治的兴趣有大有小，参与政治也有主动被动之分。就政治立场而言，可分为三种情况：（一）直接干政。主要是有特别政治背景的报纸，如《时务报》、《苏报》（陈范接办之后）、《国民日日报》、《俄事警闻》、《时报》、《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和《民立报》，这类报纸是政治宣传工具，报人是政论家，甚至是政治活动家。诸报政治立场可分为两种情况，一温和，一激进，《时务报》、《时报》虽然也抨击时弊，但以建设性意见为主；《苏报》、《国民日日报》等则言论激烈，甚至鼓吹颠覆政府。（二）迂回议政。《万国公报》时常有议论性文字，多是关于西学或者是中西文化问题，很少直接讨论中国政治。1889年成为广学会宣传刊物后，《万国公报》开始明确地把中国知识阶层作为主要读者。撰稿者多为传教士，他们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国情，有的还与中国政界交往密切，如林乐知、李佳白、韦廉臣、艾约瑟等。《万国公报》多以旁观者身份发表对中国时政看法，与中国政治若即若离。（三）不离不即。《申报》、《新闻报》和《字林沪报》为商业性报纸，无特别政治背景，对政治的参与热情因时而异。承平之时，基本不参与政治，更愿意介绍西学、鼓吹洋务事业，或者就上海地方事务以及社会风气、社会问题发表一通感言和议论。国家多事之秋，议政热情偶尔也会高涨起来，但对政治参与有分寸，不发过激之言，更不把自己当作政治工具。当然，三份报纸的议政风格也有差别：《申报》言论谨慎，尽量不触怒当道，特别是对清廷、对官员，相当恭敬。议论时政，多属建设性意见，不会冷嘲热讽，不会直接攻击政府，这是《申报》自创办起就坚持的办报路线。《申报》也不是一味迎合官方，其言论常常根据时代和政治气候的变化而有所调适，这种调适也是以不触怒当道为底线。晚清时期，《申报》唯一的一次大调整，即1905年改版，就是出于这个原因：新政萌芽时，上海一埠增添之报纸，如《时报》、《中外日报》等，其精神形式力求更新，以促使世人之注意。而《申报》仍不动不变。于是销路就衰，一落千丈。《申报》馆公司大班（董事长埃皮诺脱）深恐营业失败，至公元一九○五年商决内部大改革，推举金剑华总其成，并添张默（蕴和）专任论著。10此后，《申报》一度矫枉过正，辞退保守固执的黄式权，聘请有排满革命思想的刘师培、王毓仁担任主笔， 10 雷瑨：《申报馆过去之情况》，《申报五十年纪念刊》。5 引起官方注意，二人最终离职。11《新闻报》以商人和普通市民为主要读者，更重视商业信息和娱乐内容。这样的市场定位和办报风格和是汪汉溪任总经理之后才逐步确立的。创办之初，《新闻报》对政治也有很高的热情。创办第二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沪上报纸热烈讨论中国军事外交问题，《新闻报》也加入，立言风格与四平八稳的《申报》不同，往往感情色彩强烈，好发惊人之语，甚至有些耸人听闻，议论官员、官场也比《申报》多，有时还会直接就官员的任免奖惩发表议论。12《新闻报》对时代脉搏变化的捕捉也比《申报》更灵敏。戊戌政变后，新派人物对清廷不满与日俱增，庚子事变后，朝廷威信扫地，沪上舆论对官场、官员冷嘲热讽。其时《申报》著文多篇，谩骂康梁，《新闻报》则同情改良派，发表康有为香港来信全文13。此后，《新闻报》除了“苏报案”期间一度受清政府操纵外，言论一直比《申报》大胆，以骂官场、骂官员为能事。比如，1903年的一篇论说就对时局大发议论：中国之亡，亡于有形则知，亡于无形则不知，于外人之割据虽至，夺我全省，要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