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人口流动

城乡人口流动分析【摘要】从1978年到2002年的二十多年时间里，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给城市就业、交通和环境造成了一系列问题。城市失业率从八十年代后期开始逐年上升，然而，城市就业压力的增大但却未能阻止农村劳动力的外流。目前，“三农”问题受到社会高度关注。【关键词】城乡人口流动“三农”问题趋势一、我国城乡人口流动现状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人口有7.57亿,占总人口的58.2%，城镇人口5.42亿，占41.8%。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依据各阶层对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这三种资源的拥有量和其所拥有的资源的重要程度，对十大阶层进行了社会经济地位等级排列，即：社会上层：高层领导干部、大企业经理人员、高级专业人员及私营企业主；中上层：中低层领导干部、大企业中层领导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中级专业技术人员及中等企业主；中中层：初级专业技术人员、小企业主、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技工、农业经营大户；中下层：个体劳动者、一般商业服务业人员、工人、农民；底层：生活处於贫困状态并缺乏就业保障的工人、农民和无业、失业、半失业者。由此看来，农民的社会地位处于社会底层。在中国，有关劳动力流动规律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改革开放后，我国正在由“先赋型”社会演变为“后致型”(社会身份经过后天努力可以改变的社会，农民可以进城来打工，年轻人通过学习、努力，可以大学，毕业以后可以当教员、当国家干部，所以这是个开放的、能流动、有活力的社会。社会是个开放、社会流动畅通、公正的社会，现在我们已经往这个方向走，正在发展。但是现在的户口制度、某些人事制度、某些社保制度还没有完全改革到位，还不能说现在已经是开放的社会。但是总的来说，社会流动的机制已经改变了，现代社会结构包括现代社会的流动机制正在形成。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劳动力特别是非农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调配纳入了国家计划之中，从根本上否定了劳动力自由流动在生产要素配置中的重要作用，排斥劳动力流动的一般规律，因而相关的理论研究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社会的人口流动性不断增强，劳动力流动、主要是农村劳动力的外流，已经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关注的焦点有一个逐步发展和深入的过程。80年代，社会对人口流动的关注主要集中在流动人口的特征及其对计划生育和社会管理的影响方面，主流舆论多认为流动人口对计划生育和社会治安等带来了负面影响。这一点从绝大多数省级和大城市地方政府相继发布的有关流动人口管理的地方性法规中可以感受得到，其重点主要放在对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人口的约束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大城市就业形势日趋严峻，社会对流动人口的关注更多地转向就业方面。社会舆论——准确地说——城市舆论倾向于将就业压力的增加归因于外来劳动力的到来，由此形成强大的、不利于外来劳动力的社会压力，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现象日益加剧。其突出表现，就是不少地区、特别是大城市纷纷采取措施，如对个人和用工单位征收费用、要求具备各类证件、制订行业(岗位)准入目录、制订地方性法规以及突击性的“清退”等，来限制没有本地户口的外来劳动力进入本地劳动力市场。对外来劳动力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这样一个现实:在大城市本地职工下岗日趋突出的同时，外来劳动力却占据着越来越多的岗位，其数量往往超过本地下岗职工数量。由此产生的一个简单逻辑就是，如果把目前由外来劳动力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下岗职工，就足以解决下岗工人再就业的问题。究竟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劳动力就业与经济发展产生了什么影响?随着我国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和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在加入WTO的压力下，大规模的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将不可避免，大量农村劳动力将脱离传统农业，相当部分将以不同形式进入大城市，导致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的进一步加剧。如何评价劳动力流动对大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探讨整合城乡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取向，已经成为一个具有重要而紧迫政策意义的研究课题。二、社会流动所带来的社会分层不平衡随着由乡村到城市的流动现象日益普遍，农民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有着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农民由于受自身因素制约往往不能获得自己心中所期待的地位，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户籍制度的制约不同的户口所在地或户口性质，决定了劳动力进入何种部门，大城市愿意接纳的管理和技术人员，经由人事部门调配，他们及其家属可以获得迁入地户口，其他能够由本地劳动力市场供给的岗位，也是对外地、特别是农业户口劳动力封闭的，用工单位的劳动用工计划需经劳动人事部门审批，并以“本地户口”为必备条件;只有少数本地劳动力供给不足或政府未加干预的岗位，才可能由外来劳动力获得。户口还在社会保障、福利、住房、子女入学等多方面形成本地和外来劳动力之问的差别待遇。户口状况成为大城市劳动力市场准入的重要机制，根据户口状况也形成重要的职业分层-——本地劳动力主要流入职业队列中处于较高层次的部门。这就制约了农民工就职的种类及其子女教育问题，农民工子女不能在城市受到教育，也就导致了我国一大批留守儿童的出现。（二）、文化程度低下由于农村比较闭塞，教育不发达导致农民受教育程度远远低于城市居民，因此农民进城多数从事危险性较高，工作量较重的体力活，由于对法律的无知时有权利得不到保障的事件发生。三、现阶段城市工人与农民工之间的生存竞争尽管以身份为标准的城市工人和农民工之间的隔膜正在消失，但是，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回报机制却有所不同。一方面，两者的报酬都受到性别、教育和是否接受过工作培训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企业性质方面，城市工人更多地受到企业所有制和效益的影响，但农民工的收入则更多的受到企业各种特征的影响。两者之间在无形之中产生了“生存竞争”。城市工人感受到了来自于农民工的威胁:66%的城市工人同意“农民工正在与他们竞争工作机会”的说法，认为如果城市工作机会不足的话，农民工应该离开城市;47%的城市工人认为国营企业的“下岗”是由于城市里有太多的农民工。只有35%的城市工人认为，农民工不应该享有与城市工人同等待遇。实际上，50%的城市工人和52%的农民工认为他们所在企业平等对待农民工和城市工人。有意思的是，在与就业相关的一些议题上，认为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待遇平等的农民工的比例要稍高于城市工人:66%的城市工人认为农民工的工资比城市工人低，55%认为农民工的工作时问更长，74%认为农民工的福利待遇要差一些，64%认为农民工所获得的福利项目要少一些。相应地，在农民工中问，58%认为他们的工资待遇比城市工人低，45%认为他们工作时问更长，61%认为他们的福利少，49%认为他们获得的福利项目少——所有的这些比例都要比城市工人的低一些。因此，尽管总体上有50%的工人认为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农民工和城市工人受到平等对待，也有相同比例的工人承认在工资分配、福利和工作负荷等方面，农民工的待遇要稍差一些。然而，在与农民工的竞争上，城市工人正在逐渐失去他们的优势地位。当双方开始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竞争时，一个逐渐融合城市工人和农民工的劳动力市场面临着来自于城市工人的抵制。城乡人口流动对策一、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小城镇的建设的相互作用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新中国成立后以农业、农村为主的经济、社会格局逐步转向城市与农村、农业与工业并存发展的二元结构体,要实现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处理好小城镇建设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发挥小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具体来讲,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发挥特色经济，促进城乡共同发展。“特色将带来发展,特色就是生命力”,“特色”对于小城镇的经济集聚与带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农村不仅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特有的资源,迅速形成具有竞争力的竞争优势,促进自身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还将为小城镇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很好的基础。廊坊市三河市李旗庄镇李旗庄村利用紧邻北京的地缘优势，大力发展蔬菜种植特色经济，带动农民增收致富，胡锦涛主席在2010年实地考察该村农业农村发展情况时就指出其发挥区位优势，扩大生产规模、靠走专业合作社打造自己特色经济的道路是值得肯定的;另一方面小城镇和农村的再发展,将会为此特色经济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吸引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汇聚,从而增强农村和小城镇的特色竞争力。如此点面结合,农村和小城镇将会在互动中形成一个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农村和小城镇经济的腾飞。其次,发挥产业链效应，发挥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的作用。小城镇和农村主导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可以促进辅助性产业的建立和发展,最终建立起小城镇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产业结构体系，形成独有的产业发展链条,使农村和小城镇企业都可以共享社会生产条件,减少企业实际生产费用。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小城镇的产业规划关键是要建设上联市场、下联农户的龙头企业,这些龙头企业通过各种市场中介组织和农村社会化服务中心,依托小城镇连接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辐射农村的功能,把供、产、销串联起来,有利于推动产品市场相对局限的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壮大,带动广大农村经济的发展。三河汇福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是国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主要生产汇福牌大豆食用油，为保证市场食用油供应、帮助国家调节食用油价格贡献了很大力量。三河汇福粮油集团依托小城镇连接北京首都和京东开发区辐射农村的功能，大力抓好供、产、销各个环节促进了其它辅助性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对当地农村劳动力人口的就业也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任用。第三,建立专业市场,解决乡镇企业产品销售链问题。农产品和特色产品销售困难的根本原因是分散农户和单个企业与市场的联系层,掌握的市场信息非常有限。农户和企业进入市场亦要付出各种各样的代价,由此导致了交易费用的增加,即交易成本很高(包括信息成本、评估成本、交易签订成本),使单个农户和企业难以承担这些交易成本,生产也就不是围绕着市场而进行,这就出现了农产和特色产品“卖难”的问题。解决“卖难”问题的思路是通过政府和一些民间服务组织,打造一些专业市场,建立起产品与市场联系的纽带,从而解决农产品和特色产品“卖难”的问题。山东寿光蔬菜产业集团在寿光市委、市政府和上级业务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加快建设和完善六大体系以尽快提升寿光蔬菜的产业化发展水平，形成了生产资料供应与基地生产体系；菜果配送营销体系；菜果加工出口体系；批发市场物流体系；农技推广和培训体系；科技项目研发体系。随着六大体系的逐步建成，集团公司的龙头带动作用有了进一步增强，寿光蔬菜产业“卖难”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由此可见,小城镇建设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不可分的。小城镇的建设为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许多便利条件,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是小城镇建设最现实的基础和最直接的动力。二、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小城镇的关系据相关资料对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河南、江西等六省的不完全统计，1982年外出务工经商的农村劳动力不足100万人，而至1993年其人数已增至2400万人，其中在小城镇务工人员就达到60%。小城镇的发展,吸收了集镇周围农村的大批剩余劳动力,既解决了农村人口压力,又避免了众多农村人口向大中城市带来的社会问题。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是收入的来源之一,也是其生产生活的最后保障。只有在家庭主要劳动力都已相当稳定地转入城镇非农业部门就业,并获得可靠的收入来源以后,他们才可能退出农业部门。因此,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前提条件是为其提供相对稳定的就业机会,在农村当地发展非农产业,其重点应是第一产业,尤其是农产品流通业和农业产前、产中、产后服务业。这既适应了目前农业商品化、产业化发展的趋势,又可以转移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真正实现农村经济结构的调整。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村劳动力彻底从农业中分离出去,一方面可以减少依赖土地的人口,使留在农村中的劳动力有可能从事专业化、规模化的生产,提高劳动效率,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让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定居小城镇,不仅能为小城镇的建设提供大量的劳动力,又能使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人口集中居住,这对发展小城镇中的第三产业又是极为有利的。三、农村资源的综合利用是小城镇建设的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