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济哲学思想探究

-608-文化艺术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导原则，其经济哲学思想对我们建设当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下文简称《手稿》）是马克思早年对经济学领域背后问题的哲学探究，也是在马克思逐渐创立其唯物史观和后期其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奠基和形成的一步。《手稿》中蕴含了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对劳动和私有财产的论述，以及对私有制的扬弃之路的探究、对经济学背后人的问题的探究对我们现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具有相当的警示和指导意义。1《手稿》中的经济哲学批判《手稿》中从揭示国民经济学所未能阐释的前提出发，逐步弄清楚国民经济学背后的私有制前提，逐步揭示作为财富和资本本质的劳动的真正面目。马克思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而不是像国民经济学一样从私有财产的存在出发，对国民经济学家作为前提的私有财产，劳动、资本、土地的相互分离等进行一场哲学上的批判。这种批判在于澄清其存在的前提和划定私有财产所存在的界限，以及作为异化劳动存在的条件。同样在这种批判为前提下，马克思通过其经济哲学批判确立了扬弃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存在找到了一条可实现的道路。在这种经济学和哲学的结构性结合的道路中，马克思确立了自己的共产主义，也就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和实现了的自然主义。（一）从“劳动”到“异化劳动”劳动在国民经济学家看来是资本的本质，是社会财富的源泉。马克思在笔记本Ⅰ工资和资本的利润两部分，揭示了这个作为“积蓄的劳动”的资本的运动给工人所带来的命运。国民经济学所追求的社会的最富裕状态带给工人的只能是“大多数人遭受痛苦的不幸福状态”。但是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劳动创造财富，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应该属于工人，而实际上工人得到的仅仅是维持自己生存和种族延续的工资。按照国民经济学的立场，“工人的利益从来不同社会的利益相对立”，然而在马克思在考察了国民经济学的三种社会财富状态后，认定不管社会财富出于衰落状态、财富增长的状态还是财富到达顶点的状态，对工人来说都是不利的状态，工人不是一部分或大部分被饿死，就是在过度劳动中缩短寿命，从而避免了整个工人阶级的同归于尽。在分析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及其于所表现状况的矛盾之后，马克思提出了对国民经济学家的劳动观念的质疑，“把人类最大部分归结为抽象劳动，这在人类发展中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同样在面对蒲鲁东对国民经济学家的矛盾所提出的“希望提高工资来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究竟犯了什么错误？”在这里马克思逐渐引出了异化劳动的概念，来阐释国民经济学中的劳动的概念。马克思在这里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分析了工人阶级的现状，“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自己的异化劳动观，“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国民经济学正是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其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马克思的这种异化劳动观正是在国民经济学所提出的劳动观基础上对劳动生产者的价值回归。国民经济学把无产者仅仅当作工人来考察，工人完全像一匹马一样，不被当作人来考察。国民经济学家对社会财富的追求是完全忽视作为财富生产者的工人的。“国民经济学，把工人只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整个社会的资本被看作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而工人本应对劳动产品的占有，在实际中却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工资，变成了对资本的扣除。也就是说在国民经济学的眼中，是不存在不劳动的工人的，其不知道有失业的工人，“小偷、骗子、乞丐、失业的……都是些在国民经济学看来并不存在，而只在其他人眼中，在医生、法官、掘墓者、乞丐管理人等等眼中才存在的人物；他们是一些在国民经济学领域之外的幽灵。”正是在向劳动生产者的价值回归中，马克思尝试了人道主义的路径，在这种探索中，马克思使用的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语言。工人在异化劳动中同其劳动行为相异化，同人的自由而普遍存在的类本质相异化，这正是马克思从国民经济学的劳动概念前提的批判转向真正的在价值观上对国民经济学的立场进行批判。当然在明确了国民经济学所提到的劳动的前提实则为异化劳动之后，对国民经济学的矛盾进行反抗的“提高工资”，只能是在异化劳动领域的不现实的尝试，而真正的问题在于解决异化劳动问题。“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工资，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二）对私有制的批判马克思在阐明了国民经济学劳动概念的异化劳动本质之后，对作为国民经济学未加以阐明的前提——私有财产——得出了本质的结论，“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后，马克思同时又提出了两个打算解决的任务：“从私有财产对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规定作为异化劳动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人怎么使他的劳动外化、异化？这种异化又怎么以人的发展的本质为根据？”对第一个任务的解决中，马克思认为，私有财产本身包含着工人对劳动、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和非工人的关系，以及非工人对工人和工人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像在对异化劳动的表述中，工人的异化劳动不仅生产出工人他对作为异己的、敌对的力量的生产对象和生产行为关系，而且还生产出他人对他的生产和他的产品的关系，以及他对这些他人的关系。也就是说，私有财产本身既包含着工人对自己的劳动产品的不占有，也包含着资本家对工人劳动和劳动产品的占有。在接下来的笔记本Ⅱ中，马克思本应该更加详细地阐述私有财产本质，很遗憾由于手稿的遗失我们已经看不到这一部分了。马克思也就是在通过异化劳动引出私有财产的定义之后，在私有财产本身包含的工人与非工人的关系中阐述了私有财产的本质。在这里虽然笔记本Ⅱ的遗失导致了我们无法真实的看到马克思的完整的想法，但是我们从笔记本Ⅲ对笔记本Ⅱ的补充部分和笔记本Ⅱ仅存的部分来推测，这是马克思对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的积极意义的阐述。在国民经济学的眼中，丧失工作不劳动的工人是不存在的，同样作为资本而存在私有财产也才是真正的实现了的。也正是国民经济学这种对资本的崇拜，对劳动的追求，以及对作为真正人的工人的漠视，也就发挥出了私有财产作为资本的真正意义。“李嘉图、穆勒等人比斯密和萨伊进了一大步，他们把人的存在说成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是有害的。在他们看来，生产的真正目的不是一笔资本养活多少人，而是它带来多少利息，每年总共积攒多少钱。”“私有财产的关系潜在地包含着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以及这两种表现的相互关系”私有财产作为资本的运动，势必让作为另一种资本形式的地租回到资本运行的轨迹上去，而这种回归也正是体现了私有财产运动的积极性，“在这里对象的一切自然的和社会的规定性消失了，在这里，私有财产丧失了自己的自然的和社会的特质，在这里，同一个资本在各种极不同的自然的和社会的存在中始终是同一的，而完全不管它的现实内容如何”。在谈到亚当·斯密作为国民经济学的路德的时候，斯密提出的作为私有财产的主体本质的劳动的原则和将私有财产视为现实能量和现实运动的产物，是一种对外在的将私有财产仅仅视为对象性本质的货币主义体系和重商主义体系的一种内向性变革。正是这种内向性的变革，彻底实现了对人的否定，同样也使得人本身成了私有财产的本质，这种人就是完全在异化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经济哲学思想探究刘晓东（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89）摘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着丰富的经济哲学思想。马克思在通过对作为国民经济学的前提的私有制的批判和对抽象意义上的劳动概念的批判，阐释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以及对私有财产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马克思在《手稿》中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向人的价值的转向和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的阐述等都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一定的警示和指导意义。关键词：异化劳动；私有财产；经济哲学；市场经济-609-文化艺术众所周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是我国近代史上风起云涌的变革时期，作为扮演启蒙角色的思想解放运动，它们功不可没。但新文化运动无形中所带来的极端反传统与文化自虐主义，则在清代学术的基础山上更深入地失落了传统以来所赖以维系的意义、价值与信仰的维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令国人陷入了意义的危机。正是面对这样儒学在现代社会极度凋敝、文化传统日益被抛弃和破坏、国人的意义和价值系统渐趋瓦解的惨痛现状，一群特立独行的文人涌现于中国现代思想史，在“儒学衰敝”的大潮中逆流而上，希望通过对儒学深层价值的“重新阐释和发挥”、“接续‘内圣’开放‘外王’的方向”，以“开出儒学未来的新方向”。现代新儒学便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作为开启现代新儒学之山门的梁漱溟先生，更当是新儒家中不可不提的里程碑式的大家，而我想要探讨的便是梁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初期，梁老就讲演《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一片西化浪潮中提出了一个以“世界最近将来的文化将要向中国文化复归”为基调、力图将包括东方人和西方人在内的世人归入“至美至好”的孔子人生道路的东西文化观。虽然时光匆匆已过近一个世纪，但梁漱溟先生的文化哲学却依旧值得我们审视和深入探讨。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哲学的基础在于“意欲”，这也是生命归根结底的意义，生命的本质就是“生命意欲的发用流行”，生活因而成为“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立足于这样的认识，梁先生对西、中、印文化各自的“意欲”做了一番别有意趣的对比和考察，提出了“三种意欲”和“三种文化”，又称“文化三向说”，即人类基本有三种意欲。（1）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基本精神，是前进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2）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我调和持中为基本精神，是双行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3）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基本精神，是后退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自己的关系，即身心关系。梁漱溟先生认为上述三种路向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的的不同阶段，因而又可以是从此一路向转向彼一路向的。作为人类文化早期应走的路向，人类应当在第一路向时经过奋斗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由此转入第二路向，而人类文化在经历长期发展之后，便应转入第三路向，作为人类文化的最终归宿。我认为，梁漱溟先生的评断最有意思、也最有价值之处，便在于其对中西文化未来走向的观点与全盘西化派完全不同，即：是中国文化而非西方文化代表了“最近将来”人类文化的发展方向。其意义在于，一方面对全盘西化派的抛弃和破坏传统的思想形成了抵御，有利于孔子儒家思想传统的重拾和民族自豪感的重塑，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未来的发展提出了第二路向的理想典范。因而，梁漱溟先生认为，就中国文化而言，是要对调和持中的态度加以“择拣批判”并以之“全盘承受”以民主科学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文化；而对西方文化，梁老说“第一路向走到今日，病痛百出”，因此必然要抛弃第一路向而走上中国文化的路向。虽然梁老并未说明这样的转变在实际之中如何可能实现，但此观点的提出无疑具有更重要的现代意义，那便是他站在人类文化的一般高度，从动态发展的角度论述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从而使人们意识到了中国文化可能的世界性意义。世界不同文化之间不再仅仅是谁征服和替代谁的简单粗暴的关系，而是着眼于自身以及世界文明的发展，去相互借鉴和选择更适应于未来的文化路向。面对世界文化多元互动和发展的现状和历史趋势，如何全面认识和发掘梁漱溟先生中西文化观的优劣得失，即反对“全盘西化”的不合理论调，又避免固步自封、狂妄的“中国文化中心”论，服务于当今中国文化的建设，这应当是我们对梁漱溟先生以中西文化观为代表的文化哲学再度审视的最大价值和意义。作者简介翁荣江（1995-），男，湖北十堰人，武汉大学文学院，专业：人文科学试验班。浅谈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翁荣江（武汉大学文学院，湖北武汉430072）下的人，是私有财产的积极的、全面的展开。“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力量”。从而展现了私有财产运动的积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