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生学术综合英语翻译unit5、unit7

Unit5反腐持久战小本W·海涅曼和弗里茨·海曼前进道路①自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腐败问题一直占据着全球议事日程的突出地位。一些国际机构，如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以及联合国，采取了协约的形式，要求各成员国制定法律禁止行贿等行为。一些国际金融机构，尤其是世界银行，宣布了多个方案，旨在确保其项目承包的公正性和公开性，杜绝政府官员侵吞私占。大多数国家都出台了某种形式的反腐败法。国际商业团体也颁布了行为示范法规，跨国公司如今宣称正在实施反贿赂计划。反腐倡廉方面的非政府机构的带头人“透明国际”也通过其分布在90多个国家的分支机构展开了分析和倡导活动。国际媒体事实上是每天（常常冒着极大的风险）报道高层人物腐败堕落的事例。②之所以出现了这些新的规章、反腐誓言和觉悟的提高，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收受贿赂和勒索钱财的行为带来了显而易见的恶果。曾几何时一些博学之士一本正经地说：腐败是对过度调控经济体制的一种有效的矫正行为，或者说，腐败作为不可驾驭的力量的一种副产品，它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应该包容它。如今这样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现在腐败带来的真正危害已经广为人知：腐败扰乱市场、破坏竞争、滋长市民的冷嘲热讽、削弱法治的威力、损害政府的合法性，还会侵蚀私营市场的诚信度。腐败还是组织国际发展的极大阻碍，因为贪赃舞弊的政府自上而下的侵吞挪用坑害了穷人。③虽然很难量化全球腐败的程度，但存在巨大弊端却是毋庸置疑的。例如，2004年世界银行估计全世界的政府公务员每年收受贿金在一万亿美元以上（而且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贪污）。俄国智囊团Indem在2005年所做的一次调查发现：每年在俄国支付的贿金超过3000亿美元（比上次2001年调查到的数字增加了10倍），而且有不止一半的俄国人曾经被索要过贿赂。根据2005年度的沃尔克报告（有经济学家保罗沃尔克担纲的一个独立委员会对联合国之前实行的石油换食品的计划所做的调查报告），参与石油换食品计划的2000多家公司几乎有一半可能有吃回扣的行为。频频不断的丑闻此起彼伏，一直没有消停。过去一年，中国、印尼、肯尼亚、俄国和美国的爆料占据着新闻的榜首。④考虑到这些问题范围之广且层出不穷，只有当我们以更加集中化和系统化的方式把反腐誓言付诸行动、预防和惩罚不端行为时，反腐运动才能保持其可信度和强劲的势头。在近期内，唱重头戏的国际组织、发达国家以及跨国公司必须实施反腐措施。发展中国家也有重要角色要扮演，对于这些国家的法律政治和经济体系差异很大——他们要么不成功，要么眼看就要失败；要么不堪一击，要么正在兴起——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反腐运动将不得不是各国广泛、复杂且往往是历时长久的国家建设过程的一部分，而且取决于这个国家建设的过程。形态多样的腐败堕落⑤腐败的形式有很多种，它既有供给方式（私人行贿者），又有需求方（政府公务员）；既有能随心所欲地操控政府决策的高层官员参与的大规模腐败行为，也有控制着诸如教育和供电等基础服务设施的底层官僚参与的小规模腐败行动。再说，提供主要资金来源的发达国家和拥有大批巧取豪夺、侵吞私占的政府官员的发展中国家二者之间有一种动态机制。⑥要攻克这个牵涉到多层面的问题，并明确近期的工作重点如何与长期的应对方法相符，我们就应该采取四种措施：第一是强制执行，即通过对现有的腐败行为进行调查和提起公诉，力图制止未来的不法行为；第二是预防，即制定和实施遏制各种腐败行为的法规及行政条例（这些措施必须包含政府监察官巡视制度、举报人保护法、采购和财会透明规章制度、信息自由法、公共和私营实体审计和内部监控的必要条例以及反洗钱制度等）；第三是政府行为建设这个复杂得多的过程，由各种机构改革组成，旨在创建一个法治社会，而不是人治社会，奠定一个透明的、有诚信的、长久的法律、经济和政治基础；最后一个措施就是实行文化层面上的反腐败，这包括传播能够加强执法和预防腐败、促进国家政府建设措施的积极价值观和行为规范。政治和政策⑦如今反腐运动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达成一种政治见解，一个可以使实施及预防的政策变得有效、并且能够改变国际机构、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思想倾向的政治见解。为了使金融纪律得到有效实施，国际金融机构必须改变那些业内人士的观念，这些人一心只想放贷出门，因而反对以承诺打击腐败为前提向贷款受益人提供贷款和补助。当本国公司在海外进行贿赂活动时，即使面临激烈的全球竞争，发达国家也必须表明其具有调查和起诉这家本国公司的政治意愿。最后，跨国公司必须克服短期经济压力，改变老一套经营方式，以便创建和保持一种反腐的理念以及一套有效的步骤，使公司上下都自觉遵守这一理念。⑧最强大的变革力量归根结底就是大家都抱有腐败是道德的沦丧，是与竞争、全球化、法治、国际发展以及与全世界人民的福祉背道而驰的这种观念。在过去10年，许多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风头人物口头上都说得很漂亮：与腐败作斗争既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又符合全球利益。现在他们该付诸行动了。Unit7诚信制度蒙羞佛雷德·戈特尔①简·亨德里克·舍恩的成功似乎很令人质疑，事实证明问题不少。32岁的舍恩曾是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在短短4年间，他却与人合作撰写了90篇科技论文——每16天一篇——这些论文详尽阐述了他在超导、激光、纳米技术和量子物理学方面的最新发现。如此多产令他的同事大为惊讶并产生怀疑。舍恩的一位同事发现同一个数据图表出现在两片不同的论文中——而且恰恰分别出现在世界两家最为知名的科学期刊《科学》与《自然》上，这时把戏就戳穿了。2002年10月，贝尔实验室调查发现：舍恩曾篡改并捏造数据。他的科学家生涯就此结束。②如果说此事听起来与黄禹锡的垮台颇相似，事实亦的确如此。这位韩国研究者在克隆人体细胞上伪造了证据。科学丑闻与科学本身的发展亦步亦趋，并且往往逃不了狂妄自恃、必遭罪有应得的现世报规律。丑闻曝光之后，同行们都在寻思对策，思考今后怎样才能避免此类事件的发生。但是，要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科学》杂志是建立在诚信制度之上的；同行评审的办法，即由同一领域专家对论文原稿进行评审的方法，并非旨在抓骗子。当然，近年来要求科技工作者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压力越来越大，使得这些期刊在他们事业成功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关键。黄禹锡落马事件让这些问题再次浮出水面：《自然》和《科学》在决定哪些科研成果公诸众人方面的权利是不是太大了，这些刊物是否能够胜任其守门人的任务。③每个科学专业领域都有自己的一系列刊物。物理学家有《物理评论快报》，细胞生物学家有《细胞》，神经科学家有《神经元》，等等。但是，《科学》和《自然》是仅有的两家覆盖全部科学学科的主要刊物，学科范围从气象学和动物学到量子物理学和化学等。因此，媒体记者每周都关注着两家期刊，以便在林林总总的新科学论文中觅取精华。在某种程度上，科学工作者也期望通过这两家期刊为新闻界所获知。他们为何如此在意呢？因为科研经费的竞争异常激烈，要想比对手略胜一筹，科学工作者就需要寻求大众知名度。在专业期刊上发表论文可以赢得学术界的赞誉，也可以满足“不发表就完蛋”的迫切需要，此外，在《科学》和《自然》杂志上发表论文还会带来额外的好处，那就是你发表的论文可能会被《纽约时报》及其他报刊报道。④科学工作者不光希望通过《科学》和《自然》杂志赢得公众，而且还希望为其他科学工作者所了解。公众领域与专业领域内的声名狼藉两者之间的界限并不分明。科学工作者对期刊“两巨头”的关注往往多于其他期刊。如果某篇论文为更多科学工作者所了解，他们在自己论文中引用他的可能性就更大。被经常引用会增加科学工作者的“影响因子”，即衡量论文被同行引用次数的尺度。资助机构用“影响因子”来粗略衡量他们考虑资助的科学工作者的影响力。两家杂志的编辑称：因为《自然》和《科学》杂志受关注程度更高，提交给他们的论文数量与日俱增。《自然》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通过电子邮件表示该杂志目前每年收到1万份稿件，且这个数字还在增长。“这一方面反映了全世界科学活动的增加，”他说，“同时无疑也反映了资助机构和政府日益强调甚而有时过分强调论文发表的标准，如各期刊的具有代表性的引用率之类。”⑤许多科学工作者，不论其原因何在，都把《科学》和《自然》杂志的编辑们一时的心血来潮一律奉为圣旨。无论这两家杂志中的哪一家在考虑发表某篇文章的时候，都会告知作者不要将消息透露给媒体，除非他们不怕退稿。一位担心得罪杂志编辑而不愿透露自己身份的著名科学家说：“每个科学工作者都对它们都是爱恨交加。我们恨他们是因为在这些杂志发表论文就像搞政治一样。说实话，对于他们接受的一些稿件，我感到吃惊，而对于他们退掉的某些稿件我同样也感到很吃惊。”⑥人们拼命想在这些杂志上露面是否会影响到杂志的打假能力是另一码事。事实上，要发现造假极为困难。我们来看看《科学》杂志评估黄禹锡2005年发表的那篇论文的过程吧。《科学》杂志的编辑几乎一收到稿件就意识到了它的重要性。按照标准程序，他们将稿件发给编审委员会的两委成员，这两位成员又推荐将其送交同行评审（大约有30%的稿件通过这一检验）。丹尼斯·杜布莱在1月6日出版的《科学》杂志中称，他们进行推荐的依据不是论文的科学正确性，而是其“新颖性、独创性和时新性”。丹尼斯·杜布莱是日内瓦大学的遗传学专家，也是《科学》杂志编审委员会成员。（在首尔国立大学的调查结束之前，编辑们不愿对此报道做出评论，而调查结果已于今日公布。调查委员会发现：黄禹锡声称克隆出人类细胞的所有研究证据均属伪造，不过他确实曾经成功地克隆出一只名叫“史纳皮”的狗。）⑦在此之后，《科学》杂志又将该论文发给三位干细胞研究专家，他们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对其进行审查，所做出的评语都是肯定的。他们怎么会知道数据造假了呢？《科学》杂志的一位评审者不署名地指出：“在看数据的时候，你不会先假定它是假的。”在12月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主编唐纳德·肯尼迪坚称，尽管这篇论文很重要，但他们并没有仓促刊载。他说：“任何重要论文都要进行详细审查，我认为我们的评审专家做到了这一点。如果错误不是很明显，或者是人为故意造假，同行评审是很难觉察的。”⑧说来说去，偶尔出现的大丑闻不可能对这些科技大刊造成多大损害。让编辑和科学工作者更为忧心的是随时都在出现的各种几乎令人难以发现的小问题。发表与去年6月《自然》杂志上的一项对科学工作者的问卷调查显示：所有回答调查问卷的人中，三分之一有过某种形式的不当行为，其中包括伪造研究数据以及与学生和实验对象有着“可以关系”——对黄禹锡的指控就包括这两项。虽然目前无人知晓这种造假行为是否呈上升趋势，但这的确令人忧虑。⑨《科学》杂志的编辑并未因黄禹锡丑闻而打算改变同行评审这一基本编辑过程。不过他们确实计划对照片进行更加仔细的审查，以便发现造假的情况，而这种制度性变化在丑闻曝光之前就已经决定实施了。即便当时已经做出制度上的改变，也不一定就能发现黄禹锡照片上的造假。他所展示的照片声称来自11个干细胞系，但实际上只来自两个。（《自然》杂志的坎贝尔不愿回答有关评审制度或者黄禹锡2005年发表在《自然》杂志上有关克隆狗“史纳皮”的论文的问题，《自然》杂志正在对后者展开调查。）由于出版业有财政和时间限制的双重压力，让各期刊采取更加强有力的措施来审稿是不可能的，除非这些杂志的人员自己重新做试验验证，而这又是不切实际的，所以如果科学不讲诚信，他们也无计可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