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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美国哈佛大学网站2008年12月27日发表声明说,国际政治名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作者塞缪尔•亨廷顿24日在马萨诸塞州马莎温亚德辞世,享年81岁。亨廷顿18岁毕业于耶鲁大学,1949年即23岁时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直到2007年退休。他的研究和教学领域包括美国政府、军事政治、战略、军民关系、比较政治和政治发展。他参与编写过17本图书,撰写超过90篇学术论文,其中,《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被翻译成22种文字,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1993年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随后,亨廷顿出版了他的新书《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且在《外交》季刊上载文,宣称“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进一步完善了他的文明冲突论。从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上看,后冷战时期产生了各种对世界图景的解释,在这众多范式中有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提出的“历史终结”即“一个世界的范式”,有“两个世界的范式”,有强调民族国家的“国家论范式”。其中美国的世界政治理论学者罗森诺提出的“后国际政治”的概念颇引人注目,他认为在后冷战时期原来的国家概念消解了,国家用“文化”活动(而非国家活动)达到扩大影响和保护主权的目的,随着“全球化”和世界性的移民浪潮的发展,文化的多极成份越来越重,一个新的力量即由跨国组织、非政府组织、非国家机构等行为体构成的多中心国家已经崛起。约瑟夫•奈提出的“软权力”理论范式,强调文化扩张和文化权力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上的主权斗争的新领域。相对于国家、民族、边界、领土等“硬权力”,文化冲突和价值观念等“软权力”问题,恰好是今天把文明和文化引入国际关系中的新举措,并可能出现为巩固自身的国际地位和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争夺“文化霸权”的新战略。这些论述已经将文明和文化、软权力等纳入分析的框架。但在此基础上,亨廷顿的分析比他们更为清晰,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他认为,目前世界上有7种或8种文明,文明之间在信仰、价值观上明显的差异以及各文明对自己的理解和对对方的误解是冲突的根源,这些分析都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新“国际地缘政治地图”。下面将总结《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结构及其主要思想并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反思,简略指出其存在的问题和有价值的观点,说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思想来源并讨论其文明范式对儒家文明与中国崛起的现实意义。一.全书结构与基本思想作者认为,随着冷战的结束,原来的根据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划分的国际体系已不再重要,人们正在寻求并迫切需要一个关于世界政治的新的思维框架来理解世界政治,而“文明的冲突”模式似乎满足了这一需要。本书的中心论点: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正在出现的全球政治主要和最危险的方面将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第一部分: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作者指出,在后冷战时代,意识形态不再成为国际关系体系的衡量标准,相反,文明将作为国际关系的重建的标准。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世界正在日趋向着多文明的结构前进。接着作者探讨了国际关系中的几种基本范式:理想主义的和谐世界,两个世界的划分我们和他们,国家主义范式,完全混乱的世界。以上四个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和缺点,于是作者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更加符合逻辑并符合现实情况的的范式:文明的范式。作者认为其优点在于其具有相容性,结合了现实又进行了一定的简化,并能依此为基础进行有效的预测。接着在“文明的性质”一节中,探究文明的一般定义,性质,类型等存在的共识性认识与争议。作者认为世界处在多元文明中,文明是一个文化实体文明是对人最高的文化归类,是人类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文明主要是依据语言、宗教、历史、习俗及主管自我认同来界定的。文明持久但终有终结,它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在此基础上,亨廷顿认为当今世界存在着七或八个:中华文明(儒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在“文明之间的关系”中,作者指出文明之间关系演变迄今为止经历了三个阶段:遭遇、冲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多文明状态。最后,作者主要阐述了普世文明的含义和来源,分析了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内涵,以及非西方社会对现代化和西方化的三种态度:拒绝、接受和改良。作者认为“普世文明”不是“全世界各民族正日益接受共同的价值、信仰、方向、实践和体制”,相反,语言和宗教应该是任何文化和文明的主要因素。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里,人们对于文明、社会和种族的自我意识,自我认同加剧了,全球的普世文明并不存在。对于西方化与现代化,作者作了区分。西方的核心价值包括:古典遗产、天主教和新教、欧洲语言、精神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分离、法治、社会多元主义、代议机构、个人主义等,这些因素的结合是西方独有的。而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相反,世界正从根本上变得较多现代化和较少西方化。第二部分:变动中的各文明力量对比作者认为文明之间的均势正在发生变化:西方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和伊斯兰文明正在复兴并重新肯定自己的文化价值。作者从权力、文化与宗教三个层面描述了西方的衰落,指出西方正在以缓慢的衰落,20世纪成为在西方文明权力的顶峰,然后相对于其他文明开始衰落。西方主宰天下的时代正在终结,全球本土化和非西方宗教的复兴使非西方社会拒绝西方,敌视西方。继而明确指出西方的挑战者文明:亚洲和伊斯兰文明。亚洲的自信来源于经济的增长,伊斯兰的复兴主要源于人口增长。挑战的表现主要是以下两方面:一方面,亚洲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力图谋求更多的权力,亚洲将经济的成功归功于本土文化的复兴,认为本土文化优于西方文化;另一方面,伊斯兰复兴运动将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拒绝现行政权和民族国家,以根本改革为核心精神。伊斯兰人口规模的扩大及社会动员力量的增强,使得它们倾向于向外扩张,从而加剧了伊斯兰世界与西方的冲突。结果将导致在21世纪初期可能会发生非西方力量和文化的持续复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及它与西方之间的冲突。第三部分:正在形成的文明秩序作者论述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出现,文化类同的社会彼此合作,各国围绕着它们文明的领导国家或核心国家来划分自己的归属,不同文明间融合的可能性较小。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各国都在寻求认同,而认同在作者那意味着不仅确定自己,而且还需要树立敌人。明确了敌人才能更好的增强内部的合作和凝聚力。“物质利益的分歧可以谈判,并常常可以通过妥协来解决,而这种方式却无法解决文化问题”。“无所适从的国家”即具有一种将其置于某个单一文明占支配地位的文化,而它的领导人却想要将它转到另一个文明的国家,如俄国、土耳其、墨西哥等,它们的领导人无视其本土文化的力量,试图从根本上重构社会文化,就会使国家染上一种“文化精神分裂症”,成为一种四不像的“无所适从的国家”。“国家都倾向于追随文化相似的国家,抑制与它们没有文化共性的国家”。各国都围其文明的核心国来划分归属,形成了一个新的文明的秩序。文明就像是一个扩大了的家庭,而核心国家为其成员国提供支持和制定纪律。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时,就像伊斯兰世界这样,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者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更困难。第四部分:文明的冲突西方国家的普世主义日益把它引向同其他文明的冲突,最严重的是同伊斯兰和中国的的冲突。在区域层面的断层线上的战争,很大程度上是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战争,产生了“亲缘国家的集结”和更广泛和逐步升级的威胁,并因此引起核心国家努力制止这些战争。作者认为,由于亚洲经济财富的增长和政府自信心的增长及伊斯兰复兴运动,欧美对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普世主义政策遭遇失败,几乎所有非西方文明对来自西方的压力或多或少采取了抵制态度。文明之间均势的变化使得西方在武器扩散、人权、移民和其他问题上实现其目标变得越来越困难。伊斯兰和中国与西方的冲突可能表现为在地区或微观层面上的断层线冲突和在全球或宏观层面上的核心国家冲突。在一定情况下,伊斯兰将与中国形成联盟共同对抗西方。接着,作者重点分析了穆斯林同非穆斯林的断层线战争,包括断层线战争的特性、发生地及历史、人口和政治愿因。作者指出,断层线战争的特征是:不断地休战、停火和停战,而不是达成解决主要政治问题的全面和平条约。它根植于人民的认同,在时间上是持久的。与其他社会群体战争相比,断层线战争总是在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民族之间展开的,是作为更大的文化实体的一部分的集团之间进行的战争。断层线战争促进了参与者的文明认同,一个文明内部主同的加强反过来推动了断层线战争的升级。作者按介入战争程度的不同,把国家和集团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参与者是参战的国家或集团,第二层次通常是与主要参战方直接相关的国家与集团,第三层次是与参与者有文明上联系的国家,往往是该文明的核心国家。第一层次的参与者不能单独结束断层线战争,能否结束这些战争和防止它们升级为全球战争,主要取决于世界和个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的利益和行动。“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的慢慢的推动。”第五部分:文明的未来作者认为,西方文明的发展与历史上诸文明共同的演进模式并无重大不同,西方文明始于20世纪初的衰落可能会持续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或者西方可能经历一个复兴阶段,扭转它对世界事务影响力下降的局面。而复兴的关键一方面在于自我改革和更新,制止和扭转内部的衰败进程,另一方面应对来自其他文明(主要是伊斯兰和亚洲)的挑战。为此,美国必须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的责任,在国际上促进欧美政治经济一体化,在国内对美国文化进行进一步的认同。最终,得出了极具保守色彩的结论:“明智之举不是试图制止权力的转移,而是学会在浅水中航行,忍受痛苦,减少冒险和捍卫自己的文化。”西方不应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而应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这也是亨廷顿在《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一文中想表达的思想。接着,作者虚构了一场由一个文明的核心国家干涉灵异文明的核心国家与其成员国之间争端所引起的全球战争,通过对假想的世界大战的分析,作者得出维护世界和平的前三个原则:“避免原则”,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共同调解原则”,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共同性原则”,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由此得出结论:“文明的冲突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世界大战的最可靠保障。”由此与本书书名相呼应:文明的冲突需要重建世界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以美国主导,以联合国为舞台,作为行为主体的各大文明通过其核心国代表,按照互不干涉文明内部事务的原则,以共同协商方式处理国际冲突的世界秩序。二.对“文明冲突论”的批判正在传统“美国精神”面临危机和挑战、美国霸权地位面临严重挑战、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强化的大背景下,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中提出了文明冲突将取代意识形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成为未来左右全球政治的最主要的冲突的论点,并引发激烈争论。有评论称“这篇文章在三年内所引起的争论,超过他们自40年代以来所发表任何一篇文章。”之后亨廷顿又在1993年《外交》季刊上发表文章《不是文明是什么——后冷战世界的范式》,以及1996的《西方文明独特但并不普遍》和1999年的《独立的超级大国》更使其成为各国国际政治学者批判的焦点,其中重要的有美国学者格什曼的《文明内部的冲突—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以及沃尔特的《虚构新的妖怪—评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当然中国学者对“文明冲突论”的批评自《文明的冲突?》一文起就从未停止过。即是说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汤一介的《评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带有官方色彩,王缉思教授主编的《文明与国际政治》所收录的中国学者的评论文章就有26篇。可以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本文标题: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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