颠倒了的教育现象

颠倒了的教育现象--作者：陈吉君看不到我国教育取得的成就是错误的。同样，看不到存在的问题也是错误的。近年来，人们对我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的关注。笔者认为其中存在的颠倒问题也相当重要。中小学生与高校学生学业负担的颠倒在城市里，每天头几班公交车上绝大多数乘客都是穿校服的中小学生。中小学生比父母上班还要辛苦。除了吃饭和睡觉外，其余时间全用来听课、做作业。白天时间不够，晚上还要写作业到深夜。一周五天不够用，节假日补课屡禁不止。结果，视力下降，体重减轻。而高校学生则不用闻鸡起舞，也不用挑灯夜读，更不用节假日加课。文弱的高三学生只要考上大学，进入大学不到半年，体重就会增加。要改变这一现状，笔者认为除了扩大高等教育资源外，根本的还是要从学校科目设置与学科难度要求的制度上进行改革。应该减少基础教育的学科科目，降低学科的难度、删减一些没有多大实际应用的内容，不要什么科目都往基础教育“装”，该放到大学去的就放到大学去，该删的就删除，该降低难度的就降低。科目减少了，内容减少了，难度降低了，按照“学什么考什么”而不是“考什么学什么”的原则，才能把中小学生从繁重的学业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其发展身体、培养兴趣、发展个性。国家对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颠倒张玉林先生在《2004中国教育不平等状况蓝皮书》中介绍说“中央政府的财政教育经费的绝大部分投向了高等教育。在整个90年代，这一部分始终高达90%左右，而包括高中在内的中小学得到的比例始终未超过1%，而且这些有限的金额也主要是对‘中央属’中小学的投入。”中央政府的财政投入如此，地方政府的财政投入也是如此。一位在大学工作的同学告诉笔者说，一所省属院校一年的财政拨款，相当于一个地级市一年基础教育所有办学经费的总和。这是一种颠倒了的教育财政投入。因为，基础教育是政府的义务，基础教育对象的面广、数量大，理应有更多的财政投入。而高等教育毕竟不是国家的法定义务，也不是全民教育。有学者计算过，正常的教育财政投入比例，应该是初等教育50%，中等教育40%，高等教育10%。而我国多年一直来颠倒了对教育的财政投入，其直接的后果是造成中小学教育资源特别是优质教育资源的短缺和中小学的乱收费，间接的后果是把高等教育变成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肥了少数，苦了多数”。要改变目前我国颠倒了的教育财政投入，根本的办法是制定《教育财政投入法》，用法律的形式来强制保证基础教育90%、高等教育10%的比例。高等教育不够的部分，可以由社会来补足。国家对农村与城市基础教育投入的颠倒在教育财政投入严重不足和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严重颠倒的“双重压迫”之下，农村和城市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更是颠倒得惊人。曾有媒体报道说，城市基础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农村基础教育财政投入的70倍。前段时间看到媒体报道说，东南沿海某省一个省政府的机关幼儿园，一年的省财政拨款就是1000万人民币，而在该省的东部、北部、和西部，一个具有1000名学生规模的初级中学，一年全部的办学总经费才40万人民币。农村和城市的儿童都应该受到同等水平的教育，因为，农民也交了公粮，也纳了税。但是我们看到的却是，绝大多数好的校舍在城市而不在农村，现代化的教学设备不在农村而在城市。本来，我国农村人口的比重就比城市人口的比例高，农村儿童的数量就比城市儿童的数量大，按照平等的原则，应该是对农村中小学的财政投入高于城市中小学的财政投入才是合理的，然而，实际情况却恰恰是颠倒过来了的。要解决城乡教育财政投入严重颠倒的问题，一是要加强对农村教育重要性、平等性的认识，二是要用立法的形式来强制保证城乡教育财政投入的公平。农村教师与城市教师收入的颠倒沿海的大中城市里，中学教师的平均月收入基本上在5000元人民币左右，而在广大农村，包括沿海的农村，同级别的一个中学教师，月收入只在1500元左右，与城市教师相比，相差3000多。在西部，同级别的小学教师，城市的平均月收入是2000元左右，而农村却只有800元左右。本来，农村的学生由于种种原因，教学起来要比城市学生难度大，农村的条件也要比城市的条件艰苦，农村教师付出的劳动总量要比城市教师付出的劳动总量多。按照按劳分配理论，应该是农村教师的收入比城市教师的收入要高才合理。但是，合理的理论却被不合理的现实给“粉碎”了。产生这种城乡教师收入颠倒的现状，一是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的，二是现行的分配政策造成的。要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并不难，一是加大国家财政对农村教育的转移支付，二是改变现行分配制度中不合理的部分。职业技术教育与普通理论教育的颠倒近两年，“技工荒”一词经常在媒体上出现，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教育的失衡。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技工学校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地位，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的大学扩招后，报读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的初中学毕业生越来越少。但另一面却是，普通高中招生火暴。为什么初中学生不愿报考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呢？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国家对人才的评价和待遇政策偏重普通大学文凭而造成的。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参加工作8年就可以评高级职称，而技工学校毕业的学生，参加工作25年后而且要有论文发表才能评高级职称。在城市里，你就是具有真本事，但却没有大学文凭或高级职称，用人单位是无法给你解决城市户口的，因为是政策规定要有大学文凭和高级职称的。二是我国现阶段真正具有一技之长的中等教育的教师少之又少。技工学校里原来具有一技之长的老师傅、老教师退休了，没有大学文凭但有一技之长的人又进不了技工学校和职业高中作教师。技工学校或职业高中毕业生要想进一步升造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少了。高等学校的国家招生政策就规定，职业高中毕业的学生只能报考职业技术师范学院。而我国高等学校却是普通大学多，实用技术的大学少。我国有几所大学有机床让大学生亲手操作？我国有几所大学是让学生从操作实践中去寻找研究课题的？以经济最发达的广东省为例，全省就只有一所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其余就是普通师范学院和以普通理论课为主的大学了。再以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北京市为例，有几所大学是以培养动手操作能力为主的？想发展职业高中，却遭遇缺乏有一技之长的教师。职业高中学校里的教师，几乎都是普通师范大学和普通理论大学毕业的老师，初中毕业生进入职业高中后，不能真正学到一技之长。培养出来的人实际上还是“半成品”，到了用人单位后还要再进行职业技能在培训。要改变我国重理论而轻技术的教育，首先，要改变国家的人才评价和人才待遇政策，不管是户口政策、职称评定政策、工资待遇政策还是公务员招考政策等等，都必须真正“不拘一格降人才”。再者必须对我国现有的职业学校进行改造。让学生有更多机会亲手操作。改变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考评，实践操作成绩应该占到总成绩的一半以上。三是改变我国的研究生选拔和培养模式，应该要求具有一定工作经验后才能报考研究生。发现问题与解答问题意识培养的颠倒爱因斯坦有句“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重要”的名言，但是，在实际教学活动中，却重视的是“解答问题”的能力和意识的培养，即对学生解题能力和技巧的反复训练，基础教育如此，高等教育也如此。结果，我们培养出来的只是考试高手。产生提出问题和解答问题意识颠倒的培养，在中国是一个教育的历史传统。从科举开始到今天的高考，都是“我设问，你来答”。但是要改变这一颠倒却是很容易达到一件事。那就是高考、大学各学科考试的试题设计里，由出题者设计问题要求考生解答，改为只给材料，不给问题，问题由考生自己从材料里提出。所以，高考不是不要，而是考什么、如何考的问题。德育与智育的颠倒德才兼备是我们常说的一句对人才的基本评价要求。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是我们培养人才的教育方针。德育是学校工作的首位。但在实际的、日常的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中，德育常常是“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就不要”，更有盛者为了分数而不惜弄虚作假。曾有报道说，大学与中学校长在一起研究学校德育时，大学发现中学在学生的档案里写有“手脚麻利”的评价而感到不解，大学校长问中学校长那是什么意思。答案是，对具有偷盗行为但考试成绩优秀的学生的一种巧妙写法。为什么会这样呢？是不是校长、老师不知道德育的重要性呢？不是，不要把教育的一切失误都归罪于我们的校长和老师。根本原因是对教育的评价指标在作怪。在当今中国，对学校尤其只对高中的评价指标实际被简化为只有高考升学率一项了。德育由于不象智育那样可以量化为看得见的分数，它是“软”的，而分数是“硬”的，因而大学录取实际上也就只看考试的分数了。因此，哪个学校的升学率下降了，校长的日子不好过，老师们也抬不起头。因此，在学校教育活动中，本来应该位于首位的德育，让位于本来是次要位置的智育甚至完全被智育所取代了。因此，我们的绝大多数教师从事的只能是教书而不是育人。德育与智育的颠倒，其后果不一定立即显现出来，但对社会、对人类一定会有着长久的、无法估量的不利后果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后果。我国的一些有识之士早就关注到了德育与智育的颠倒，也试图想办法把其再颠倒过来，但都收效甚微。因为德育是一项系统的全民工程。但不管有多艰难，德育与智育颠倒的局面必须颠倒过来。目前最迫切的应该是两件事，一是改变大学以及各类人才录用的录取标准，实行“德育分+智育分的综合标准”，并且德育具有一票否决的优先权。二是改革高中的办学任务和功能。高中只管学生毕业，不再负责学生的高考，把高中“为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的任务取掉，只保留高中“为社会培养合格公民”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