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先生对西藏的忏悔

金庸先生对西藏的忏悔罗春彦前言：西藏被金庸先生“黑出翔”有人说：“金庸先生有民族偏见。后来有所改进，但仍不彻底。外族英雄，仅萧峰一人，且是辅线……至于新疆、西藏一带的武林高手，无一不是大奸大恶之人。几乎成了定式。”例如，神雕里坏角色不少，其中一个很难缠的家伙便是来自西藏的的蒙古国师－－金轮法王；天龙八部里，四处偷师的吐蕃国师鸠摩智。两人虽出自不同小说，但是却有许多的共同之处：两人皆出自西藏，又都是僧人出身，功夫不错，但是心狠手辣，阴险狡诈，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西藏壮美的风光没有提及，金庸小说里出现的金轮法王、西藏胡僧血刀老祖、霍都王子、鸠摩智，不是穷凶极恶奸邪之徒就是智商低到令人发指程度的跟班，要么就是心术不正，贪嗔痴一项不少。而且专门和主人公及他的朋友们为难，想方设法的不干好事，最后往往下场十分惨烈，非死即残，真是可怜啊。像桑杰活佛这样只是断了五个手指的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西藏“被黑出翔”，有的读者认为这是金庸先生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做崇，有的读者认为是金庸先生对西藏的认知不够，有的读者认为是金庸先生对西藏有偏见，对西藏的亵渎，有的读者认为是金庸先生向政府示好，众说纷芸。金庸对西藏的忏悔金庸的写作经历有三个重要的转折阶段，他的价值观开始产生极大变动。金庸武侠创作从1955年起大致可分三个时期：1959年前后，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跨度很大，这一年之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统文化的道义要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而处世；从1959年《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中虚荣和虚伪习气的深恶痛绝，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意识到善良正义所处的困境，爱情描写步人黄金时期，彻底反省早期不甚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年至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生活、政治、历史做进一步深刻现实的描绘与反省，对人性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金老先生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是这样忏悔的：“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从字面看来，好象金老先生好象言不达意，但从金轮法王改名和将天龙八部的鸠摩智，神雕的金轮，鹿鼎记的喇嘛在修订时都洗白了的行为来看，金老先生明确了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尊重。三版修订时将原来的“法王”改为“蒙古国师”。新修版《神雕侠侣》把“金轮法王”改成“金轮国师”。金庸在新版小说的“注”中有交待：注：本书初版之中，金轮国师作金轮“法王”，其身份为西藏喇嘛教法王，有读者指摘作者歧视西藏密宗，常将喇嘛派为反面角色。其实作者对藏传密教同样尊崇，与尊敬佛教之其它宗派无异，亦决不歧视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内蒙等地的藏族同胞。增补郭襄与金轮国师之间的互动：如在蒙古军中，国师如何待之如亲女，疼爱有加；郭襄也正式拜国师为师，学习瑜伽密乘；国师见郭襄跳崖，伤心落泪；国师本不忍将郭襄绑赴高台，最终舍命救了郭襄。大幅改变金轮国师对郭襄的态度，也改变了国师的结局。《天龙八部》中的天台高僧智光为了启悟萧峰，用生命给萧峰留下了32个字：万物一般，众生平等。圣贤畜生，一视同仁。汉人契丹，亦幻亦真。恩怨荣辱，俱在灰尘。这32个字可说是金庸小说赠给所有读者的启悟。有人说，金庸先生的忏悔不够诚心，还欠西藏人民一个明确的道歉。个人认为，金庸先生名满天下，德高望重，并且金庸先生现已信佛教。对于一位90多岁高龄的作家来说，上述言行已经是金庸先生对西藏的忏悔了，就不必苛求其它了！（作者罗春彦系知名产业经济、文化学者，地产营销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