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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历史文化学院彭淑庆pengshuqing@126.com晚清以来,封建统治者实行的闭关锁国政策,阻碍了中国的进步和中外交流,鸦片战争以来,一代又一代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思想和文明成果,并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发展。---江泽民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基本概况背景资本主义—封建-半封建殖民扩张—闭关锁国传教运动—传统文化与自然科学的衰落核心主题:“近代化”(“现代化”)中国传统文化在中西文化剧烈碰撞中的解体和重建。经过重构,实现文化的重生。成为一种爱国、革新、开放的特征,并与救亡图存相联系,成为近代文化的主流。主流途径:“西学东渐”器物——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存在“势差”现象。一般来说,高度发展的文化必然流向低度发展的文化,如水之自然流向,不可逆转。主力传教士、留学生、华侨华人。发展阶段发端于明末清初鸦片战争后大规模传入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传入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一、非正常性:侵略与反侵略背景下展开文化交流与民族危机、救亡图存密切联系二、非对等性:以西学东渐为主导,文化“入超”明显西学真正开始对中国产生冲击是在鸦片战争之后,自此开始向中国社会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广泛渗透,不断侵蚀、瓦解着中国的传统文化,保持着西方文化在华传播的旺盛态势。西学传入途径翻译图书出版报刊学校三、借道日本吸收西学首先是师法日本变法维新。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借“他山之石”师强敌以变法的思想,反映了先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近代化模式的认识,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但向日本学习,借道日本吸收西学渐成风潮。其次是19世纪末20世纪的初的留日风潮。留日学生还在20世纪初架起了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他们明确地把传播介绍新思想、新文化作为自己神圣责任。四、规模空前,双向交流,冲突与融合并存文化交流的规模、广度、深度远超古代西方文化传入吸收与中国文化的外传双向交流与基督教在华传播紧密关联冲突激烈,深度融合五、由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最初,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是被动的。西方文化的输入,列强用坚船利炮和殖民化政策支配下进行的。近代中文化交流中,中国人始终被迫面临一个问题:如何看待西方人、西方文化、中西文化关系。从文化自傲(天朝上国)——文化自尊(中体西用)——文化自卑(全盘西化)——文化自强(国粹)严复:“吾实未敢遽分其优拙也。”西学东渐总体上说,走了一条主动选择的道路。随着时间发展,选择内容越来越深刻,对西方文化的吸收经历了不断探索,认识、选择、再认识、再选择的过程。林则徐、魏源—冯桂芬、洪仁玕—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新文化运动——马克思主义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影响1、导致近代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大规模引进的西学给人们提供了正确认识自然现象的理论武器。破除了许多传统的偏见和迷信,加深了对自然的现象、性质及其规律性的认识。2、动摇了传统价值观不仅改变了传统的“夷夏之辨”的观念,连崇尚“义理”、鄙薄“技艺”“功利”的传统价值观也动摇了。随着近代工业和新式学堂的兴办而传播开的科学技术知识,迫使人们不得不逐步放弃对传统文化的妄自尊大,重新估量科学技术的价值,以讲求实际利益为特征的价值观念开始出现。3、对科举制度产生强烈的冲击19世纪60年代以后,由于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大规模传播,一些进步士人把研习西学和改革科举制度,乃至整个传统教育联系起来,西学开始向科举渗透。4、西方的思想理论成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西方的进化论理论和自由、平等思想为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所接受,成为进行维新变法和共和革命的思想武器。进化论真正对国人产生大影响始于严复系统的译介《天演论》之后,为维新派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理论基础,推动了中国的维新变法运动。而最早介绍西方的“天赋人权”的也是严复,他在《论世变之亟》和《原强》中介绍了西方自由观。天赋人权说和自由平等观在20世纪初成为革命派的思想共识,积极推进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5、深化西方对中国及中国文化的认识第一讲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与“东学西传”明末清初利玛窦等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传教,揭开了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序幕。季羡林:中国历史上大规模文化传入有两次,一次是汉代起印度佛教的传入,一次是四百年起西方天主教后来又加上基督教的传入。两次传入,从表面上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看,实际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艺术是技术等等,没有这两次传入,我们今天的科学和文化的发展绝不会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件事实,没有争辩的余地。新航路的开辟刺激欧洲殖民者东来新航路开辟1492年西班牙人哥伦布发现美洲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绕过好望角到达印度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完成环球航行葡萄牙、荷兰对中国的觊觎1517年葡萄牙人安特拉特与皮来士以国王使者名义率船队进入广州,受到两广总督陈金优待,后被朝廷下旨“遣还”。1533年,葡萄牙人以晾晒货物为由,侵占澳门《广东通志》:“嘉靖三十二年,夷舶趋濠境(即澳门),托言舟触风涛缝裂,水湿贡物,愿借地晾晒。海道副使汪柏,徇贿许之。初仅蓬累数十间,后工商谋奸利者,始渐运砖瓦木石为屋,若聚落然。自是诸澳俱废,濠境为泊薮矣。”此后葡萄牙人转为租赁澳门,1572年时,葡人将贿赂变成地租,以年租500两白银,至1735年变为年租1000两白银。直至鸦片战争。17世纪初,荷兰占领台湾。1661年郑成功收复台湾。1637年,英国两艘军舰企图占据广州失败。1683年清廷放宽海禁,准许在广东、福建、浙江和江南四声各设一贸易口岸1755年,由于英国商人违禁北上天津,乾隆皇帝大怒,命只保留广州一口通商。欧洲传教士的东来16、17世纪前来主要是天主教耶稣会士地理大发现为基督教向东方传播提供了条件。耶稣会1540年由西班牙人罗耀拉创立,特点是:组织严密,纪律严明的军人品格重视知识,提倡教育的传教策略不畏艰险,勇于开拓的传教精神著名耶稣会传教士:沙勿略(1522年)、范礼安(1578)、罗明坚(1579)、利玛窦(1583)、汤若望(1619)、南怀仁(1658)等。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利玛窦利玛窦:中西文化交流的开创者利玛窦(MatteoRicci,1552-1610年)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学者。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明朝万历年间(1582年)来到中国传教。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死后葬于北京。利玛窦知识广博、记忆力惊人,在华28年,先后在澳门、肇庆、南京、南昌、北京等地传教,将天主教与中国儒家文化习俗相结合,取得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巨大成功,其传教模式被称为“利玛窦规矩”。著作有:《天主实义》《交友论》《西国记法》等,翻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与徐光启合译),绘有《坤舆万国全图》(第一份中文世界地图)。《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著,金尼阁整理,原名《基督教远征中华帝国史》)利玛窦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第一,为减少传教阻力,开始了西学中国化的尝试。入乡随俗。说中文、起汉名、写汉字、习俗、服饰、世界地图研读中国文化:从中国经史和伦理中寻找中西文化的融合点。试图从合儒到超儒。比附释儒:肇庆教堂取名并悬匾“仙花寺”,内题“西来净土”;将儒家上帝等同于天主,允许教徒祭祖祀孔。第二,开创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新局面。利玛窦的传教策略取得了巨大成功1588年利玛窦代替罗明坚主持耶稣会在华事务,1610年去世时中国教徒达2500人;康熙九年(1670年)教徒达到27万多;到1700年达到30万人。建立传教所40余处,遍及华北华中华南十几个省。第三,取得了中国皇帝和部分官员的支持。传教的上层路线,把争取皇帝和上层官员支持作为目标和传教切入口。对于入华传教,利玛窦之前的传教士范礼安曾无奈地感叹:“呵,磐石,磐石,你何时才能开裂!?”靠自鸣钟等贡品和音乐知识得到万历皇帝好感,并成功进入中国官僚士绅活动圈。第一个施洗的读书人瞿太素(礼部尚书之子),后结识徐光启(进士,官至崇祯朝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内阁次辅)、李之藻、叶向高、杨廷筠(监察御史,佛教该信天主教)等。第四、展示了西方科技与物质文明。传教方式:知识传教,影响深远。特点是:通过展示宣传高于或异于传教对象所掌握的知识,取得其好感、信任和尊敬,然后进行传教,或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夹带天主教义。所展示的器物有:西洋镜、自鸣钟、西琴、地球仪、日晷、世界地图、三棱镜、意大利花边织物、精美的油画圣母像等。官、绅、民争往观之,深深吸引。利玛窦自述传教成功的经验一是因为当地从没有见过外国人;二是利玛窦的记忆力非常好,以至于许多中国人都想学习,他也因此用汉语写了一本《西国记法》的书来介绍他的记忆方法;三是它能够运用四书五经来宣讲基督教的教义;四是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五是传说他会炼金术;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总之,利玛窦既充分利用中国人的猎奇心理,又一定程度上迎合中国人自尊自大的文化心理。这与天主教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其他修会传教策略不同。明末清初中西文化的冲突一、明末“南京教案”背景:利玛窦逝世后,意大利人龙华民接掌中国传教事务,反对利玛窦传教策略。随着天主教传播扩大,刺激了士大夫阶层的“文化觉醒”。导火线: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三次向明神宗上《参远夷疏》,力主禁天主教,第三疏获万历皇帝重视,驱逐传教士。“(西方传教士)散处中国,时有窥伺之举;劝人崇奉天主,不祀祖宗,是教人不孝,有背名教;私习历法,有乖律例私习天文之禁;聚男女于一室,抹圣油,洒圣水,易败坏风俗,淆乱纲纪”——《三参远夷疏》南京诸大臣都应声附和,士大夫也纷纷著书,如虞淳熙的《利夷欺天罔世》、林启陆的《诛夷论略》、钟始声的《天学初征》和《天学再征》、邹维琏的《辟邪管见录》、许大受的《圣朝佐辞》等,指责天主教“暗伤王化”,“诬妄先师”,“左道惑人”,从而掀起非教风潮。传教士或被逮捕关押或被驱逐。徐光启在北京上《辨学章疏》,竭力为传教士辩护:臣累年以来,因与讲究考求,知此诸陪臣(西方传教士)最真最确。不止踪迹心事,一无可疑,实皆圣贤之徒也。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所以数万里东来者,盖彼国教人,皆务修身以事天主,闻中国圣贤之教,亦皆修身事天,理相符合,是以辛苦艰难,履危蹈险,来相印证,欲使人人为善,以称上天爱人之意。(《徐文定公集》卷五)1621年爆发山东白莲教大起义,沈㴶勾结魏忠贤,再上书指责天主教为白莲教,万历皇帝再次下达禁教令。天主教在华遭到重大打击。反教风潮峰回路转:明末因满族崛起,边防危急,以及历法失修,推验多误,需要借助西方传教士制造火炮和修订历法,被驱逐的教士复又召回。在徐光启的推荐下,龙华民、艾儒略、汤若望等先后来京供职,取得合法身分,有了传教的便利。传统文化再次发难:闽浙部分僧俗人士对天主教发动二次攻势。代表黄贞《破邪集》,徐昌治《圣朝破邪集》。指责天主教为“儒术之大贼”,传教士“媚儒、窃儒而害儒”之妖孽。明末“破邪”派的反教呐喊由于局势动荡没能在政治上造成驱教运动。明末清初的红(夷)衣大炮清初中外文化交流的一波三折汤若望与钦天监案汤若望(1591-1666年)德国贵族出身,1619年到澳门,1623年到北京帮助明朝修历法铸造大炮。明亡后降清,被多尔衮任命为钦天监监正。帮助清朝制定了《时宪历》,多次成功预测日蚀月蚀,深受多尔衮和顺治帝青睐。顺治帝以“玛法”(尊师)称之,官至一品。著有《崇祯历书》《火攻挈要》《火攻秘要》等。钦天监案(1664—1665):背景:顺治去世,8岁的康熙登位,鳌拜专权,主张“率祖制,复旧章”,引发了守旧士大夫和回族历法家对汤若望和天主教的围攻。
本文标题: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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