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

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对中国就业效应的经验分析姚战琪夏杰长3内容提要本文主要分析在中国转型期的投资、人力资本、技术存量的变化、城市化以及产业结构变化对就业的影响。分析显示,现阶段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因素依次是工资的增加、人力资本、技术水平的提升,其他因素对就业的影响不明显。结论的现实意义是,制定符合中国资源禀赋特点的技术发展路径是减少技术进步对就业替代作用的重要措施。放松资本、劳动力要素市场的管制和加强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是发挥市场化就业形成机制不可忽视的基础性因素。关键词资本深化技术进步就业效应一导言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开始了一场从农村到城市的全面经济改革,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改革成效的同时,就业问题成为改革所带来负面效应的重要表现之一,这既与宏观经济环境有直接关系,同时也是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进程带来的必然结果。图1清晰的描述了中国自1978年以来就业弹性和城镇登记失业率变化趋势(就业的GDP弹性是就业增长率与GDP增长率的比率,用来衡量经济增长对就业量变动的影响)。虽然近期就业弹性有所回升,但总体处于不断下滑的趋势,因此可以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带动作用在逐渐弱化。而与此同时中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却居高不下,特别是1985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攀升,1985年为118%,1990年为215%,1995年为219%,2000年为311%,2001年为316%,从趋势线可以看出失业率下降的刚性越来越弱。城镇登记失业率不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城市下岗待业人员等隐性失业人口,如果考虑这些因素,中国的实际失业率更高。从三大产业的就业状况来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就业弹性呈整体下降趋势,另一方面中国三大产业吸纳就业的能力不同。1979至2000年,第一产业就业的平均弹性为0106,第二产业为0134,第三产业为0157,可见中国目前就业的增加仍然靠第三产业来拉动(见表1、表2)。3图1就业弹性与失业率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表1不同时期劳动力和产出的增长率%就业增长率1980～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1年产出增长率1980～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1第一产业113538518271-2136080195550113351611292311393110907第二产业61178551607421808501107101122914171213311735719007第三产业817088114881072921445801222718176462516044915822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各期。表2不同时期分产业就业弹性系数1980～19851986～19901991～19951996～2001第一产业011011013612-011020018760第二产业015026013811010847010135第三产业013910014342013153012552资料来源:同表1。新古典增长模型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口外生增长与技术进步,因此,没有长期中的失业问题存在的余地(Solow,1960)。一方面技术进步具有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成本的作用,通过扩大生产规模,进而增加企业和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技术进步能开发新产品、开辟新的生产服务领域和新的产业,从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种影响被认为是技术进步对就业的“补偿效应”(袁志刚,1997)。改革以后造成中国就业GDP弹性整体下降的原因不外乎两个因素:技术进步和相对于经济结构的就业结构的变化。但是,关于改革开放以后伴随资本深化而来的技术路径和技术进步变化对就业影响的分析是极其复杂的,目前还没有一个对此问题进行完整分析的理论框架,现有的研究大多是经验性的,有时往往会得出一些相反的结论。丁仁船等(2002)通过计量分析,认为技术进步对中国劳动力总的影响是增加了就业。钱永坤等(2003)以江苏省城镇就业为案例得出结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资本投入是拉动就业增长的主要因素。中国在90年代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就业率的大幅度上升。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建国后不同时期的就业量建立经验分析模型,对资本深化程度的提高、劳动参与度的扩大化等影响中国就业量的各种因素进行鉴别和对比,以期对此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含义。二资本深化过程中的就业效应:理论解释(一)中国资本深化与技术选择路径张军(2002)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关系时发现,如果投资的增长能够持续有效的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到生产过程,并使资本-劳动比保持稳定,资本产出比就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这意味着只要技术的效率不断改善,技术选择不会过分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增长就会有更长的持续性。相反的情况是技术的选择不断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这将加速资本深化的趋势,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中国的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有悖于工业化一般发展规律的道路,中国最充裕的要素是劳动力,但劳动力却不是使用比例最高的要素。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径,这不但可能削弱未来增长的潜力,而且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为了观察不同所有制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趋势,图2列出了80年代到90年代国有、集体和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率。1981年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分别是018、12162、-0101,1996年迅速上升到30188、23109、23165,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5%、16%和13%。显而易见,80年代以来,无论国有还是集体企业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的显著而持续上升的阶段。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三大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集体企业中的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上升速度更快。80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走的是一条资本深化不断加速的发展道路,这必然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导致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率,这不但影响了工业部门的就业总量的增长趋势,而且造成了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使得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减弱。应明确的一点是,虽然资本深化的过程伴随着就业增长率的降低,但是并不会在数量上造成就业量的绝对减少,它只表明资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在资本深化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匹配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数量上会相应增加,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关系会发挥作用,使得就业量的增长必然慢于资本的增长,这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基本结论。图二资本深化过程中的就业效应:理论解释(一)中国资本深化与技术选择路径张军(2002)在研究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资本形成关系时发现,如果投资的增长能够持续有效的驱动更多的劳动投入到生产过程,并使资本-劳动比保持稳定,资本产出比就不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这意味着只要技术的效率不断改善,技术选择不会过分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经济增长就会有更长的持续性。相反的情况是技术的选择不断向资本替代劳动的路径偏差,投资的增长导致资本劳动比率的上升,这将加速资本深化的趋势,结果由于资本的增长持续快于劳动的增长,导致资本的边际回报率递减,最终导致经济增长率下滑。中国的经济增长走出了一条有悖于工业化一般发展规律的道路,中国最充裕的要素是劳动力,但劳动力却不是使用比例最高的要素。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走的是一条资本替代劳动的技术路径,这不但可能削弱未来增长的潜力,而且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为了观察不同所有制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的变化趋势,图2列出了80年代到90年代国有、集体和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及其增长率。1981年国有、集体、大中型企业的资本劳动比的增长率分别是018、12162、-0101,1996年迅速上升到30188、23109、23165,平均增长率分别是15%、16%和13%。显而易见,80年代以来,无论国有还是集体企业都经历了资本劳动比的显著而持续上升的阶段。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三大产业的资本劳动比的上升趋势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集体企业中的乡镇企业的资本劳动比上升速度更快。80年代以后,中国的工业走的是一条资本深化不断加速的发展道路,这必然会降低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率,使得较高的资本投资率并不能相应地导致较高的工业劳动力需求增长率,这不但影响了工业部门的就业总量的增长趋势,而且造成了社会劳动力就业结构转换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困难,使得产业结构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作用减弱。应明确的一点是,虽然资本深化的过程伴随着就业增长率的降低,但是并不会在数量上造成就业量的绝对减少,它只表明资本的增长率快于劳动力的增长速度。实际上在资本深化过程中,随着资本的积累,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匹配关系,对劳动力的需求在数量上会相应增加,但是从长期来看,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关系会发挥作用,使得就业量的增长必然慢于资本的增长,这是新古典的经济增长理论得出的基本结论。图图2中国工业部门资本劳动比率的增长率及变化资料来源:根据张军(2002)表1的国有企业、大中型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名义值而得出。(二)中国工业企业的要素使用方式的变化与就业效应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企业投资效率普遍提高,从80年代开始的盲目投资、投资效率低下的状况得到遏止。我们以固定资产净值与增加值的比率衡量投资效率和投资质量,以全部国有企业和规模以上的非国有企业作为统计口径,列出所有的工业行业的统计指标。对比发现,除了石油和天然气、自来水的供应、非金属采选业以外,大多数行业的固定资产净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比重有不同程度的下降。煤气的生产和供应业下降幅度较大,由1998年的19143%降到2002年的6142%,其他传统的劳动密集的轻工行业甚至一些资本密集的重化工行业的每百元工业增加值所需的固定资产都在降低,典型的有石油化工及炼焦、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矿采选业等。近年来一些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在显著提高,食品加工和制造、饮料制造业、家具制造业等行业的资本密集度统计指标与普通机械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的差距在明显缩小,甚至超过了后者。一大批中国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生产所使用的资本比例在大幅提高。以中国家用电器行业为例,该行业经过八九十年代的技术引进、使用及模仿阶段后,资本密集度和劳动生产率已远高于制造业的平均值。1999年家电制造业的人均资本为32162万元,而制造业的平均水平为18165万元,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为12.58万元,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为25.24万元,①这说明以家用电器行业为代表的一大批中国传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在迅速提高,主要原因是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中国企业的资本使用效率在提高,与此同时劳动效率也在提高(见表3)。全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表明中国已明显地从传统的粗放式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对要素的使用方式发生了较大变化。同时,中国企业的要素使用结构也在急剧变化,大批传统的密集使用劳动的制造业开始变为密集使用资本,少数的传统资本密集型产业转向密集使用国内劳动力。这对目前和未来中国的就业状况和就业结构会产生实质的影响。对前者来说,就业形势将会严峻,对后者来说,会积极的促进该行业的就业,但由于在行业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加之就业结构转换的滞后性,所以对中国总体就业的作用不容乐观。(三)要素对中国经济增长贡献与就业效应中国在建国以后的不同时期,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挥不同的作用,影响程度也是不同的。目前理论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的增加来推动,在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因素中,投资的增长最为重要,其次为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劳动力的贡献。表4列出了根据要素存量变动和模型分析所取得的弹性系数计算的各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的贡献。2000至2002年资本、劳动力、人力资本、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别为61108%、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