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小说感伤情调的时代性

郁达夫小说感伤情调探源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和鲁迅、郭沫若一样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一代文学巨匠。“五四”新文学运动是中国人民的一次伟大思想解放运动。那时新文学社团相继成立，人才辈出。他们发出了各种声音，组成了一台大合唱，振荡着中国大地。鲁迅先生以其犀利的笔锋直逼吃人的礼教；郭沫若则以其高亢激昂的情调高呼个性的自由；唯独郁达夫却独树一帜，以凄婉的笔触揭露自己病创的灵魂，发出的是一个哀哀而泣、幽幽而说的“零余者”的真言。正是基于此，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一直走在最前列，并形成了个性鲜明、风格独特的小说流派，在当时社会上拥有广泛的读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基于此，人们对他一生的文学活动和创作实践却始终褒贬不一。他的第一篇小说《沉沦》刚一问世，便受到旧势力的攻击，骂他“诲淫”，指责为不道德的小说；新派也有一些人把他看成是“颓废”作家。虽然了解他的人自始至终认为他是“模拟的颓废派，本质的清教徒。”但也无法否认感伤是他大部分小说的一个主调。在郁达夫五十年的生命历程中，他创作了大量的古体诗、散文、政论文、游记等。小说只是他创作的一部分。他从1921年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沉沦》到1935年的最后一篇小说《出奔》，小说创作断断续续十余年，作品总共不到五十篇。但小说几乎掩盖了他的一切文学成就，成为人们评论他的主要根据，为什么呢？就因为人们从他的小说中看到了他的“感伤”，看到了他的“颓废”。马克思曾引用法国古典作家布封的名言说“风格就是人”。我国古代也有“文如其人”之说。郁达夫小说的创作，小说中的感伤情调，实质不仅反映了他那曲折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反映了他爱国不能的失望，而且也十分鲜明地体现了他个人性格。个人气质和他内在精神禀赋所决定的创作个性及他所追求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感伤是郁达夫几乎所有小说贯穿的一个主调。为什么他有那么多感伤呢？它究竟来源于何处？下面我们就从三个方面作一粗浅的探索。一、把自己的忧伤给予了小说的主人公在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中，人们公认的两大特点，那就是大胆的自我暴露和浓厚的感伤情调。创作本来就是作家所体验过的生活的再现，但也必然要经过一定的艺术加工。以塑造人物性格为主的小说，尤其要注重这些，但对于郁达夫来说，这仿佛是多余的，他只是把他自己体验过的生活直接写处来，他自己的生活不仅是他从事创作的素材，就连作品主人公的性格都与他一样，他的小说主人公大多以第一人称“我”出现，即使有时不是，但凡是了解郁达夫的人，一看便会想到或认出，他就是郁达夫本人。郁达夫生于1896年，当时“是中国正和日本战败后的第三年；朝廷日日在那里下罪己诏，办官书局，修铁路，讲时务，和各国谛订条约。东方的睡狮，受了这当头的一棒，似乎要醒转来了；可是在酣梦的中间，消化不良的内脏，早已发生了腐溃，任你是如何的国手，也不容易有点下药的征兆，却久已流布在上下各地的设施之中，败战后的国民——尤其是初出生的小国民，当然是畸形，是有恐怖狂，是神经质的。”①可见，郁达夫一出生就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弱国子民的心理从他一出生就有了，他仿佛是个天生的忧伤者。当郁达夫长到三岁的时候，父亲又因病而死，两个比他大的哥哥也去了离家很远的地方读书去了，姐姐送给人家当了童养媳妇，母亲挑起了维持贫困家庭的重担，经常奔波于外面，家里只剩下他和“扁着嘴念经”的祖母，可见他从小就生活在孤独里，偶尔，他们受亲戚邻居的欺凌，所以他说：“我恨死那些无赖的亲戚邻居。”②贫和富，在任何地方都泾渭分明，由于家中的贫困，郁达夫虽然天赋极高，但在学校里也只能与贫困学生为伍，无形中与富者形成了隔膜，“对有钱人，经商者的仇视，也是从这个时候而起的。”③这畸形的年代，寂寞的生活，和世态的炎凉，郁达夫从小就深深体验到了。十四岁的时候，郁达夫远走他乡求学，对一个小孩来说最大的不幸莫过于离开亲人离开家乡，尤其对于像郁达夫这样一个因孤独而产生忧郁的人来说更是这样。他回忆嘉兴的读书生活是说：“半年之中当寝室的油灯灭了以后，或夜膳毕，操场上暗沉沉的没有旁的同学在的地方，我一个人真不知流尽了多少思家的泪。”④“忧能伤人，但忧亦能启智，在孤独的悲哀里，沉浸了半年，暑假中重回到故乡的时候，在思恋里，大家都说我长得像一个大人了，事实上，因为在学堂里，被怀乡的愁思所苦扰，我没有别的办法，就一味的读书，一味的作诗。”⑤也正是随着他这种远离家乡的忧伤和对富有者卖弄风骚的反感，使他对“装腔作怪，卖弄富有显示出更加的恶感和敌意，与他们筑起一道墙壁，日日愈筑愈高，使自己成了一个不入伙的孤独的游离分子”。⑥这一切使天赋极高的郁达夫感到极大的自卑和伤感，促使他过早的形成了孤僻、内向、多愁善感和愤世嫉俗的性格，这性格也从此烙在了他的身上，直至他被日本侵略者杀害于异国他乡。同时这性格也成为他笔下主人公的性格。这些我们在他的小说中都可以明显地找到。《沉沦》中“他”的“孤冷”、寂寥”、苦恼”，《银灰色的死》中“我”的“愁思”、“痛苦”，《青烟》中“我”的“忧郁”，以至于带点“社会主义色彩”的《春风沉醉的晚上》和《薄奠》中的“我”都是作者自身的写照，就连他的历史小说《采石矶》中的黄仲则也是“神经过敏”“孤傲多疑”。这一切都是郁达夫本人性格的再现。郁达夫生活的一生是坎坷不平的一生，也是贫困潦倒的一生。他回忆:说：“我经验到的最初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紧逼着我。”⑦由于贫困和饥饿所致，母亲奶水不足，他的身体从小就瘦弱，在他生活在世上还不足十二个月的时候，就因营养不良患了肠胃病，在二十岁的时候又得了肺结核，再加上他爱喝酒，爱抽烟，生活无秩序，他的身体自始至终没能强健，所以表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自始至终面黄肌瘦，眼睛呆滞，让人一看肖像就要伤心的掉泪。正如苏雪林在《郁达夫论》中所言“郁达夫作品中的主人公，都有一个灰白色的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而且眼窝外必带一层黑圈。”这种伤感的外貌，多出于郁达夫本人的肖像。郁达夫自小天分极高，但贫困的家庭和现实的污,把他夹在中间,夹碎了他的理想,夹碎了他的正常思维。形成了他有时自高，有时又自卑的不定型性格。自高了不顾一切，自卑了又感到十分伤感，所以他以感情支配一切，做文章亦是这样，每当一种强烈的爱或恨在他的心中燃烧，他所认定的正义之火便掩盖了一切，什么对现实、利害，世俗的议论，自己的生活，他全都不在话下了。由于他这种性格所决定，他在自我暴露这一方面表现的相当勇敢，他说：“我相信暴露个人的生活，也就是代表暴露这个社会中某一阶段的生活。”⑧，他就是抱着这样的宗旨，以自叙传的形式，采用感伤的情调，喊出了自己也喊出了当时青年人的苦闷，孤独。震撼了一向寂寞无声的中国。正是由于郁达夫的作品具有如此强大的作用，因此，必然会使那些灵魂发黑的旧制度的代表和帮凶们的震惊，他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来扑灭这会燃起人们反抗火焰的微微火苗。他们讥讽、嘲骂，骂他人是“侮淫”，作品是“不道德的文学”；甚至侮蔑他“就如街头的乞丐一样故意在自己身上造些血脓糜烂的创伤来吸引过路人的同情。”面对这些，郁达夫又表现得非常脆弱，只能感到更加的孤独、痛苦和伤感，所以他说：“世人骂我意志薄弱，我也肯承认的，骂我无耻，骂我发牢骚，都不要紧，我只求世人不说我对自家的思想取虚伪的态度就对了，我只求世人能够了解我内心的苦闷就对了。”⑨他几乎用了乞求的语气，让人理解他，可丑恶的社会谁能了解他呢？他只能在伤心中继续唱他的悲歌——一代青年人的悲歌。“中间生活愈苦，文章也作的愈多。”⑩就是在这样的痛苦中，他的作品日渐增多，且逐渐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他把自己的伤感给了别给了社会，赢得了别人，也赢得了社会。二、自己艰辛的生活道路，成为主人公悲苦的结晶如果说郁达夫小说主人公性格的感伤是来自他自身性格一部分的话，那么感伤的题材就是来自他自身生活的艰辛和悲苦。作为一个人，谁也不是先天的伤感者，伤感只能是现实在人们心目中留下痛苦的反映。郁达夫生性纯真、坦率、正直，讨厌虚伪，憎恶暴力，而污浊的社会现实恰恰与他的愿望相反，于是他感到愤怒、忧愁、痛苦，一生漂泊却又不能得志，悲哀成了他一生的结晶，所以灰暗的、阴惨的、悲苦的、沉痛的调子几乎交织在他每一篇小说里。记得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曾说过“假如谁没有忧愁和愤怒，谁就不真正爱自己的祖国”。郁达夫小说中的伤感、忧愁，实质上正是反映了他爱国却不能的失望和志向不能得以实现的苦闷。正如他所言：“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命运，不得不自遣尔。”⑾郁达夫从小就受到了社会的“虐待”，可他仍没有失望，他勤奋的读书作诗，十九岁的时候，他抱着“参加战斗，为众舍身，为国效力”⑿的决心随大哥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他“志虽不大，也高足以冲破；言出无心，每大而至于目空一世。”⒀可见郁达夫的出国志向是远大的，目标是向上的，他是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出过求学的，可到了日本，他的这种志向目标几乎被现实的铁锤砸得粉碎。在日本，他看到了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笑里藏刀”，听到了大和民族粗鲁的语言“你们这些劣等民族，亡国贱种，到我们这干什么？”⒁这种由国际地位的不平等进而演化出的民族的不平等，使其弱国民族所受的侮辱与欺凌。强烈的爱国主义与弱国子民所手的屈辱，形成巨大的矛盾，使郁达夫更加感到独处异乡的孤独和悲伤。他心中只有伤感。“太不值得了！太不值得了！我的理想，我的远志，我的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现在还有些什么呢？还有些什么呢？”⒂正是这种心境下，他开始写他的生活，写一代青年人的生活，创作出了他名震一时的《沉沦》，《沉沦》里的三篇小说都是以中国留学生的生活为题材，通过叙述他们在爱情方面的悲剧性故事，反映生活在异国的中国留学生因祖国的贫穷软弱所深受的屈辱与苦闷，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这些海外孤儿的深切同情，和对祖国母亲的热烈期望，期望自己的祖国快点富强起来，昂首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正如《沉沦》中“他”临死的呼喊一样：“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的，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三篇小说全都笼罩着一层暗淡色彩，感伤情调。1922年，郁达夫历经十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结束了他的留学生活。十年的岁月，流走了他一生最宝贵的时光，十年留给了他太多的痛苦和屈辱。当离开日本时，他从内心里呼唤：“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16）当时国内正是“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成为一股潮流撞击着旧制度的门槛。面对这些，郁达夫既感到前途渺茫，同时也满怀希望。可它日夜思念、梦绕魂牵的故乡为他准备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安定，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军阀的荼毒神灵和劳苦人民的悲惨生活¨¨¨面对这些，他无能为力，只能将他原先就忧郁的性格逐渐放大，之后又不得不在他的作品里表现出来。归国后，为了生计问题，他一方面主持创造社工作，一方面奔波于各地教书，他先后在安庆、北大、武昌师大等地执教，并投入广州革命，但又都愤而辞职。因为他在这里看到的是丑恶、是黑暗、是卑鄙、是肮脏、―――对于这些，生性耿直的他怎能容忍呢？《茫茫夜》、《血泪》、《风铃》、《采石矶》、《茑萝行》、《青烟》《秋柳》《离散之前》《怀乡病者》等都是他这时期的小说。尤其《茫茫夜》《风铃》《秋柳》《怀乡病者》作者把于质夫作为共同的主人公，于质夫是一个留日学生，在国外他遭受异民族的歧视，毕业回国找职业却又处处碰壁，到Ａ地当教员又遭军阀捣乱。这种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生活遭遇给他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创伤，但他又并不是一个良心泯灭，玩世不恭的人，相反，他是一个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只能是富有才智却又报国无门；反抗现实，但找不到正确的道路；同情受苦人，但又无能为力；不满于自己的沉沦，但又缺乏自拔的精神力量。这实质上是郁达夫这时期生活的真实写照，这样的社会，这样的遭遇，怎能令郁达夫不伤感呢？所以他悲痛到自己“永远地踏入一个并无铁窗”的“囚牢”，他也只能用这些伤感的调子，唱这有血有泪的生活了。就是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郁达夫也从未感觉到彻底的失望，特别是１９２６年的广州革命，他抱着极大的热情投入了这场革命，可看到的是“鬼蜮弄旌旗……是些阴谋诡计，卑鄙污浊。”⒄在这种情况下，他感到的又是伤感和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