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种社会主义改革方式的比较

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两种社会主义改革方式的比较近半个世纪的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表明,社会主义需要改革,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怎样进行改革?各国的做法和方式不一样,结果也不一样。比较分析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方式的异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将有助于不断推进和深化社会主义改革。一、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社会主义改革的共同追求———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危机中国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后,政治上处在动荡的状态,经济上到了崩溃的边缘,人民生活仍处于贫困状态。而在这一时期,西方发达国家展开了新一轮科技革命,资本主义又一次进入到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结果,社会主义中国和资本主义的西方生活差距进一步扩大了。因此,当邓小平从“文革”这场灾难中走出来时就不得不思考“:中国社会从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和提高”,①这是为什么?正是由对“文革”的反思,邓小平又进而反思了整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除了走改革的道路,中国没有别的道路,因为只有改革才能导致中国的发达”②。邓小平正是在这样的一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进行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中国要发展,就必须进行改革,摆脱传统社会主义危机。苏联建立社会主义的时间最长,但却一直实行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固守“左”的指导思想的基本路线,固守权力过度集中的党政领导体制,不善于从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借鉴利用市场经济、改进社会管理等经验,固步自封,僵化封闭,因此危机日益深重,到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已象一个老朽的病人,重病缠身。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戈尔巴乔夫在1985年苏共中央4月全会上正式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进行改革,试图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同属时代改革的先行者,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困难之时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肩负着引导社会主义走出困境的历史重任,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摆脱传统社会主义的危机,这是他们的共同追求。但是在怎样进行改革这一方式上,由于他们的个人指导思想不同,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改革结果二、邓小平、戈尔乔夫的改革方式比较从真理标准讨论与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开始,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全面改革,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这是邓小平改革的第一个特点“。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我们的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拨乱反正的过程中,曾出现过错误的思潮,邓小平为此旗帜鲜明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此后,他又一再强调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统一,强调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极端重要性。“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二十多年来,中国的改革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所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发生了某种程度的革命性变革。”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从这种应意义上说,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所以,邓小平常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⑦既然改革是一场革命,要想获得成功,那就不能没有正确的战略选择。坚持从国情出发确定改革战略,这是邓小平改革的第二个特点。邓小平总结出中国的两个最主要的国情“一个是底子薄“”第二条是人口众多、耕地少”。从这些国情出发,邓小平将他的改革突破口选择在经济体制上,他在党的11届三中全会上指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⑨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⑩以“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为目的的改革必须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1从国情出发,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邓小平选择在农村“。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中国人口80%在农村,如果不解决这80%的人的生活问题,社会就不会安定。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建立什么样的经济体制,邓小平把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目标模式。1992年南巡时明确指出“:我们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坚持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相配合,邓小平强调坚持发展民主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方针,但民主的实现必须有个过程,他指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末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14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制度,不能搞西方那一套。”15坚持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在对外开放中,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大胆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文明成果,坚决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消极的东西。邓小平在强调改革是一场革命的同时,又反复强调改革是一场试验。从改革的试验特性出发,邓小平确定了实事求是方法论原则。这是邓小平改革的第三个特点。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的开创性事业,既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抄照搬,进行这样一场伟大的试验,邓小平总的原则就是一个“:实事求是”。1992年初,他在南巡讲话中强调“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16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改革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方法、步骤和措施等,都是从实际出发制定和提出来的,正因为此,才有中国20多年来改革的巨大成功。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经济各方面发展面临改革的形势,适应这种形势的要求,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加速发展战略,在苏联着手进行改革。为揭露旧体制的种种弊端,他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兴师问罪,对历史人物进行人身攻击,导致在政治思想上、舆论导向上完全否定党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改革看成是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一个特点。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目标,不是完善和改进社会主义制度,而是要摧毁社会主义,与万恶的过去彻底决裂,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它将既不是资本主义的翻版,也不是原来那种东西的翻版———哪怕是得到改善的翻版。社会主义与自由联姻,这就是改革的特殊目标。”17戈尔巴乔夫宣称要“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根本改造我们的整个社会大厦”。18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即使是有所改善也不行,社会主义必须与自由主义结合,形成新的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苏联的传统体制是存在时间最长的、最完备的旧体制,因而它的弊端和矛盾也积累得较多。这就增加了苏联改革的难度。然而,戈尔巴乔夫对此认识不足,在改革中背离了稳步发展、适时推进、配套适应这三大规律,没有认清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二个特点。他在1985年就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时,苏联经济已基本上陷入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没有从这个实际出发制定改革战略,因此他提出的“加速发展战略”,结果不遂人意。为了扭转不利局面,戈尔巴乔夫不断提出新方案,三天一个计划,五天一个纲领。在苏联经济每况愈下的情况下,他没有检讨改革计划的不切实际和改革目标选择失当,而是归咎于改革的政治阻力太大,于是急匆匆地将改革转向意识形态领域,提倡政治公开性、民主化,允许多党存在,建立起总统内阁制,最终导致苏联覆灭和共和国解体。走激进式的改革之路,这是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第三个特点。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戈尔巴乔夫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目标模式,提出要抛开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向私有化过渡。1991年通过的《关于企业非国有化和私有化原则法》,规定五年内分两个阶段实现私有化。在政治体制改革中,戈尔巴乔夫放弃苏共对权力的垄断,取消了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实行“多党制”“、政治多元化”“、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他不是依靠党的中央机构而是依靠总统班子领导国家,这使得反对党乘机崛起并策划夺权。在关于对外开放的问题上,他又倒向了一个极端———全盘西化。戈尔巴乔夫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只有互相丰富的交流、健康的竞赛、共同发展与以共同创造,无论在政治中,还是在意识形态中都要取消敌人形象。苏联在改革面临困难时,为了得到西方国家许诺的所谓“经济援助”,不惜以丧失原则为代价,一退再退,全面接受了西方社会的价值观念。三、邓小平、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式不同的原因比较邓小平在领导中国进行改革的过程中,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看到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格局正向多极化转变,这时他清醒认识到,改革必须正确地把握社会主义共性和中国个性的结合。其次,准确判断中国国情。邓小平站在实事求是的立场上,运用辩证矛盾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时期的国情的各个方面、各个要素进行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与自己比,与外国比。通过这种全面的分析,分清国情变化的主流和支流。由此得出了正确的、积极的结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定改革的正确战略。最后,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时代把握。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两极分化也不是社会主义;僵化封闭不能发展社会主义,照搬外国经验、模式也不能发展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制不是社会主义,没有两个文明也不是社会主义。在中国实践基础上,他明确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本质”,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样,他就把现实的社会主义与以往其他形式的社会主义区别开来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过程中,之所以失败了,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认识片面。他宣称“不能只从两个对立的社会体系的角度看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分歧已经消失”“,阶级敌人和阶级斗争已不存在”“,只有朋友、合作和协助”“,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20的推行,使他在改革中改变了方向,放弃了社会主义,导致改革失败。其次,对苏联矛盾认识不足。苏联自1936年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以来,一直存在三大矛盾:一是过“左”的路线与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高速健康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二是党政官僚特权集团及劳动大众的矛盾;三是大俄罗斯主义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戈尔巴乔夫改革没有紧紧围绕这三大矛盾而最终导致亡党、亡国、亡社(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忽视苏联国情。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理论开篇就忽视了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具体情况,没有仔细调查、分析苏联的国情。苏联受几十年僵化体制的束缚,经济方面尤其是农业和轻工业非常落后,人们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条件难以保证,何谈经济加速发展、赶超西方发达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提出加速赶超理论,简直是天方夜谭。四、结语通过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改革方式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改革中坚不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如果坚持社会主义改革方向,根据本国实际,进行自觉地、循序渐进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水平才能不断提高;如果改革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只能导致改革失败,最终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可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本国的具体国情出发进行改革才能取得成功。中苏改革之异同将中苏改革之异同加以比较分析,对我们探讨苏联剧变的真正原因,吸取教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是十分必要的。中苏在1985年以后的改革中,遵循着不同的指导思想,进行了不同形式和内容的变革,改革的结果截然相反。现从以下几方面加以分析。在政治领域改革方面,中国的改革从经济体制改革人手,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条件下进行。因而保证了我国政治生活的连续性、稳定性,也就保证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从政治体制人手,放弃和取消共产党领导,实行政治多元化,鼓吹民主社会主义,结果从地下呼唤出成千上万个相互搏斗纷争不已的“非官方组织”或“压力集团”,连早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