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范长江新闻思想

论范长江新闻思想的两次转变时间:2011-12-1214:11:00作者:;来源:●马庆谭艳丽范长江作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创者之一，在我国的新闻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他的新闻思想也经历了两次转变，而这两次转变同时也带给他不一样的人生。从“四不主义”到共产主义：范长江新闻思想的第一次转变1933年下半年起，范长江开始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写新闻通讯，内容多为文化教育方面。由于他文笔精练、视角独特，引起了天津《大公报》社的注意，《大公报》社总经理胡政之亲自邀请范长江专为《大公报》撰稿。在当时，《大公报》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为范长江的新闻事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平台。“我在《大公报》四年，与胡政之接触较多，对他标榜的‘民间报纸’、‘独立言论’、‘客观报道’、‘诚以待人’这一套办报主张，一直以为有几分真实”。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欲望和步骤愈发明显，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已成大局的情况下，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大公报》旅行记者的身份开始了他的西北之行，历时10个月，沿途写下了大量的旅行通讯，后汇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我自己当年到西北去采访是怀着两个目的的：一是研究红军北上以后中国的动向；二是当时抗战即将开始，抗日战争爆发后，敌人肯定会占领我们的若干大城市，那么我们的后方——西北、西南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两个问题，也是当时群众迫切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西北之行结束后，范长江回到天津，被《大公报》社聘为正式记者。他接连又写出了《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百灵庙战后行》、《忆西蒙》等著名的通讯。从范长江这个时期的新闻作品中，我们看到了其独特的新闻视角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在谈到中国西北民族问题时，他以高屋建瓴的敏锐观察力，通过其所见所闻，对西北民族关系中的种种不合理的现象进行反思，“第一、藏族固有文明因同化而牺牲，不能使之充分发扬，以构成将来新中国文化之一部。第二、此带汉人无有力民族与之竞争，即不能励精图治的促进其体力、智力，政治与经济上的发展。”同时，针对这种令人担忧的局面提出了可行并且长远的解决办法，即发展西北教育事业，而认为当时马步芳的武力统治并不是长久之计。他“忍耐、勇敢地站在社会的前面，开动纸笔合作的铁甲车，为公众开道”。他的新闻作品既以文笔技巧见长，又以思考深度取胜。引经据典、以古喻今是谈及民族问题时的重要技巧，为通讯的可读性添色不少。从杜甫诗作，到张曾题的鹦鹉、细君公主的《黄鹄歌》；从汉之赵充国、张骞通西域、霍去病抵御匈奴，李陵迫降，到成吉思汗的民族情绪，左宗棠处理金积堡之变，他旁征博引，摇笔即来，读者兴味盎然。“由于长江有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现实的深入考察，使他观察事物不止于表面浮浅的现象，而能深入到事物的内部，从而看得比较深入也比较全面。同时，对事物的判断也不是局限于局部和一时的现象，而能够进行综合比较，从而减少了局限性，增加了准确性”。同时，他的西北通讯没有囿于西北少数民族风貌猎奇式的描述，而是直抒胸臆，勇于针砭时弊，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大大震动了当时的新闻界。对民族问题的犀利批评，使得青海的马步芳和宁夏的马鸿逵看到范长江的文章，都发怒要抓他。他对此早有大无畏的见地，“本着认为有意义的事情，百折不回地做下去，哪天死，哪天完，根本用不着管尸体将来怎么安排”。范长江在《国新二年》中说:“我们所以忍受若干不合理的事实，而不愿放弃‘责任’，为的是什么？就是为国家求独立、民族求解放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想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记者，非有高度牺牲的精神不为功”，正是这种不畏强权、独立思考的精神使其在当时社会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吸引了中共领导的注意，他的新闻思想和人生也随之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转折点始于1937年2月的延安之行，与毛泽东的一夜长谈使他沉醉于共产主义，开始向共产党、革命等政治理论倾斜。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女士在《长江的气质、思想和作风——沈谱同志在长江生平事业研讨会上的发言摘要》有提及：“长江只身去西安、延安采访，最终导致了他的政治立场的决定性转变……从一个正直爱国的新闻记者成为一名自觉为民族和阶级利益而斗争的共产党员。”在1939年青年记者学会会议上，他提了“报纸是政治的工具”，新闻观念的转变最终导致了他与《大公报》的决裂，放弃了《大公报》一直以来所倡导的“四不”（“不党”、“不卖”、“不私”、“不盲”）方针。1946年，他再次提出“共产党的报纸是人民的报纸”的观点，并大讲报纸的“阶级性、党性与政治性”，“报纸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的政策，贯彻党的政策”，从此告别了单纯的新闻事业，进入了政治仕途。正是因为如此，我们在探讨范长江时，往往以其1938年离开《大公报》为分水岭将其分为两个阶段，前期是单纯的新闻人生，给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珍贵的新闻作品；后期投身于革命事业，新闻价值观念发生了变化，在新闻道路上亦渐行渐远。夏衍先生也曾经发问说，范长江的笔头是很快的，但是他的大部分优秀的作品都是在《大公报》之前，解放后基本不写文章或是文章很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从“党报思想”到“民本思想”：范长江新闻思想的第二次转变表面上看，离开了《大公报》的范长江意气风发，1949年后历任《解放日报》社长、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长等职。然而，1952年他转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这位“愿意终身为新闻事业努力的人”离开了他所熟悉的新闻界，告别了他心爱的新闻事业。1954年他转任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1956年，他被派到科技部门工作。先是任国家科委副主任，两年后任全国科协副主任兼党组书记。在此期间我国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制度也在我国基本建立起来，面临社会的急剧转型与变化，人民内部矛盾也随之浮现。1959年范长江恢复了他作为新闻人的独立思考。1959年7月，在纪念邹韬奋同志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奋斗》中，范长江开始反思“在过去黑暗统治时代，只要违反反动统治者的利益，清谈真理也是有危险的。如果一定要为真理的实现而奋斗，在反动统治者看来，就是严重的敌我问题了。”“当然我们所处的时代幸福得多，但是我们这个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工作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同时，他深知政治迷信和独立客观有着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前途，“两种思想，两种作风，当然也就是两个前途”，但他依然义无反顾地重新审视现实。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刚从政治狂热中抽身而退的范长江进入了另一个深渊。他在报道中将国民党大肆妖魔化的“共匪”、“红军”等词加上引号以示公正，这样的细节成了范长江在文革中的一大罪证。他从1967年被定性为“反革命”并被长期关押，1969年3月，被下放到当时的“五七干校”，干校都要组织政治学习和“斗私批修”，范长江也就成了活的教材。范长江站着，其他人围坐在四周，每个人都要发言，发表对“反革命”的仇恨、对“最高指示”的忠诚，每个人在发言的时候，都少不了对范长江吐以唾液或拳打脚踢。长期被限制自由、沉重的思想包袱，最终导致范长江难耐巨大的压力，投井自杀。从他在1969年写的《我的自传》中，不难看出，他对当年胡政之给予他的自由是充分留恋的，是不是因为有了比较才看到差距，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当时紧张的国内局势和尖锐的思想斗争，已经不需要他这支笔杆子工具了，况且他的思想与当时现实格格不入，范长江第二次新闻思想转变刚开始就夭折了，不免让人惋惜。范长江在《我的自述》中提到，曾对社会有一种美好的构想，希望在一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建立一个极乐世界，过着闲云野鹤般逍遥自在的生活。“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它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从这个角度看，范长江在很早时期就有这种乌托邦情节。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曼海姆的话：在苦难最深重的时候，乌托邦冲动也最为集中。而这些乌托邦思想家有着伟大的灵魂和高度的热情，对理想深信不疑，对改造世界有着强烈的愿望，他们具有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风格。范长江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国家，毛泽东对他陈述的共产主义理想从某种程度上正好契合了他的乌托邦国度。而上世纪60年代国内狂热的政治风暴，与他所构想的社会南辕北辙，使他逐渐清醒，开始冷静反思，只是当时狂热的政治思想容不得他的客观独立，最终缔造了其悲剧的一生。结语范长江，一个才华横溢的新闻记者的悲剧命运只是当时整个时代悲剧的缩影，知识分子身上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节，使他们极易走向左翼，参与政治。与他有着相似命运的杨刚、蒲熙修、金仲华、邓拓、姚溱、孟秋江……这是一串长长的名单，他们都曾以满腔热血呼唤新中国，但在最后都以不同的方式选择了自杀。这在世界新闻史上应该是鲜有的现象。范长江他们那一代新闻人物的遭遇留给我们的启示，或许就是独立人格和客观冷静的精神对于新闻人的重要性。参考文献：①范长江著沈谱编：《范长江新闻文集》，新华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②范长江：《通讯与论文》，新华出版社，1981年2月第1版③方蒙：《范长江传》，中国新闻出版社，1989年02月第1版④【德】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商务印书馆,2000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