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主义与劳伦斯韦努蒂

解构主义翻译理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代表人物劳伦斯·韦努蒂解构主义的策源地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法国，其领军人物为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解构主义产生于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的反叛，以消解为主要特征，系统地消解了结构主义的结构和意义等重要概念，故称“解构主义”，又名“后结构主义”。翻译作为一门开放的体系，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解构主义的渗透和挑战。•解构主义是法国哲学家德里达在20世纪60年代倡导的一种反传统思潮。他1967年出版的《文学语言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从此，解构主义就显示出巨大的声势，并形成法国的德里达、福柯、巴特和美国的德曼等著名的翻译理论家相互呼应的解构主义的思潮。他们将解构主义引入翻译理论，给翻译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和生机，开拓了翻译研究的新视野，并逐渐形成了解构主义的翻译流派。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不是求同，而是要存异，改变了人们的翻译观念。法国的解构主义创始人德里达和另两位代表人物巴特、福柯都对翻译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另一解构主义的翻译思想倡导者韦努蒂在20世纪90年代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解构主义的翻译策略•解构主义派与以前的翻译流派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不再像结构主义者那样机械地把原文看成一个稳定而封闭的系统，而是认为原文意义不可能固定不变，只是在上下文中暂时被确定下来。由于原文意义不可能确定下来，译者应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寻找原文意义，发掘出使原文存活的因素。他们认为，“原文取决于译文，没有译文原文无法生存，原文的生命不是取决于原文本身的特性，而是取决于译文的特性。文本本身的意义是由译文而不是原文决定的。”一、解构传统语言学中“所指－能指”之间的固定关系解构主义理论是在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批判中建立起来的，围绕语言文字问题对结构主义语言学进行了批判，其着手点正是索绪尔的所指和能指泾渭分明的划分，以及所有能够界定、捕捉或固定意义的观念，其代表人物有德里达、福柯、罗兰·巴尔特以及保罗·德曼等人。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正是传统翻译理论中可译性赖以安身立命的前提，而如今这个前提受到了解构主义的挑战，自然这并不能就对可译性进行否定，但确实为我们思考文本翻译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野，也是“对借助语言来充分描述和解释翻译之可能性问题的质疑”。文本的意义变得不确定起来，这样一来原作者表达自己意图的能力也受到了质疑。•二、解构原作与原作者的权威地位传统的翻译理论总倾向于将译者所翻译的译作当作原作的派生物，附属于原作。而本雅明在其著作《译者的任务》中指出：“在生存的进程中，当一部作品到了声闻遐迩的时候，不纯粹传达主题的译文便开始问世。因此，与不称职的译者的主张相反，这种译文与其说符合作品的需要，毋宁说作品由于译文而得以存在。在译文中，原作的生命获得了最新的、继续更新的和最完整的展开。”这句话可被视为解构主义对原作与原作者权威地位的消解。原作与译作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决定与从属的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由彼此而得以生存，且“原作与译文又相互借贷”德里达认为考察语言被言说掩盖的遗迹，最好的领域就是翻译，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对此体会最深。译者在选择恰当的词汇的时候，发现语言间的同义词也有细微的差别，正确的翻译和精确的复制也会具有不同于原文的意义。这是语言的局限，一个两种语言都无法达到的灰色地带，一个既在又不在的无声的意义或思想。译者的任务是通过变形(transformation)给原作赋予新的生命，让它在原作者力不能及的时间和地方活得更好、更长久。•三、解构传统翻译的本体性研究传统的翻译理论把翻译的研究对象局限于翻译文本自身，使翻译研究长久以来束缚于本体性研究的桎梏中不能自拔。这一点在中国的传统翻译理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中国传统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通常是原文文本与译文文本之中的字、词、句之间的忠实程度，以及两种文本总体的比较，来探讨是否做到了“信、达、雅”。对翻译的研究从未越出翻译文本这个雷池之外半步。自20世纪60年代解构主义发源于法国，并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后，翻译研究的视野开始扩大化。在文化转向的过程中，翻译研究理论与多种意识流派进行结合，由此产生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等。同时，巴斯奈特和勒菲弗尔开始关注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探讨文化对翻译过程的影响。根据勒菲弗尔的观点，影响翻译过程的因素主要有三个：(1)文学系统内的专业人员，(2)文学系统外的赞助者，(3)处于主流地位的诗学。在解构主义的影响之下，翻译研究的范围被拓宽了，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开始在更为宽广的视野对翻译这项活动进行审视，发现了许多以前被忽视的因素。人们开始关注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影响，这个过程包括翻译文本的选择、译者语言的选择等等，人们开始关注出版机构、经济地位对翻译过程的影响等等。劳伦斯·韦努蒂简介美籍意大利学者劳伦斯·韦努蒂是继德里达之后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重要代表人物，是近年来才崭露头角的美国翻译理论家，也是美国一位解构主义翻译思想的积极创导者。他从事翻译多年，现在是TempleUniversity的英语系教授。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思想散见于1992年编撰的《对翻译的再思考》（RethinkingTranslation:Discourse，Subjectivity，Ideology）、1995年发表的《译者的隐身》（Translator’sInvisibility:AHistoryofTranslation）和1998年问世的《不光彩的翻译》（TheScandalsofTranslation:TowardsanEthicsofDifference）三部著作中在这三部著作中，他详尽研究了自德莱顿以来的西方翻译史，批判了以往占主导地位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倾向，提出了反对译文通顺的抵抗式解构主义翻译策略。他认为翻译的目的不是要消除语言和文化的差异，而是要在翻译中表达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即不是“求同”而是“存异”。他在2000年推出的新作“翻译，社区，乌托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观点。•劳伦斯·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3.1关于翻译，社区和乌托邦的关系韦努蒂在文章“翻译，社区，乌托邦”中通过对翻译、社区和乌托邦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提出“在翻译过程中，两国的语言和文化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在这种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译者试图建立一个与外国文化进行沟通的社区（community），使两国文化产生共鸣。译作的生存是由译作与译作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条件之间的关系建立起来的，这种关系就是社区。”然而，韦努蒂指出，“十全十美的翻译是乌托邦式的想法，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译者试图使本国文本与外国文本进行交流，并预计到这种交际社区会被建立起来，翻译将会成为国内外读者相互沟通的桥梁。而在意识形态上，翻译并未使乌托邦式的社区得以实现。”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方面的差异不是通过翻译就能解决的，本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不可避免要同化外国文化。这种乌托邦式的设想固然不能完全根除翻译中两国语言和文化不平衡等诸多因素，但它毕竟表明：人们希望这种差异不会对不同语言文化的交流形成障碍。•韦努蒂又指出，交际是翻译的基本目标和功能。这种交际首先能使译者将本国文化遗产传播到外国去；同时，又能使译者把外国的作品介绍进来。在介绍外国作品时，为了体现出本国语言和文化的特色，译者往往倾向于用本族语的风格来“重写”以达到翻译的通顺，而忽略了外国语言原有的风格。在翻译过程中，如果建立起一个本族语社区，会使读者更容易充分理解译文。这个社区在语言、意识形态和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着多样性，它把外国文化与本国文化联系起来，而且偏重于后者。这个社区不仅关注外国文本，而且还能很好地反映本国的价值观、信仰和译者赋予它的内容。在翻译实践中，很多试图建立社区的译者承认翻译中的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并努力采取各种策略来弥补这种差异。•3.2关于归化翻译和异化翻译众所周知，归化与异化是翻译史上一直存在的两种方法。异化法即施莱尔马赫在1813年所说的“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读者向作者靠拢”；归化法即“译者尽可能不去打扰作者，而让作者向读者靠拢”。译者可以在两种方法之间进行选择。•韦努蒂直言，他就是要反对传统的通顺策略，在译文要看的见译者，以抵御和反对当今尤其是在英语国家中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的规范。为次，韦努蒂首先提出了把译文看作译文、把译文看作有自己的独立性的理论依据，从而揭开透明性的什么面纱，并把它看作多种翻译策略之中的一种而已。•韦努蒂也追溯了异化翻译的历史。他指出，“在历史上的一些特定时期，异化的方法曾是欧洲一些国家中所主张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韦努蒂指出，“异化的翻译抑制民族中心主义对原文的篡改，在当今的世界形势下，尤其需要这种策略上的文化干预，以反对英语国家文化上的霸权主义，反对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现象。”4．劳伦斯·韦努蒂解构主义翻译策略的贡献与不足韦努蒂的解构主义翻译策略是有相当的积极意义的，他把归化的翻译与异化的翻译不仅仅看作是翻译的原则和方法问题，而是像翻译研究派一样，结合政治、历史和文化进行考察，并指出，翻译的透明性是通过通顺翻译的策略，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归化的翻译来实现的。在英美文化中，实际上是以英美文化的规范、价值观和美学观为标准来归化外国文本和外国文化，表现了英美的民族中心主义。韦努蒂批判了这种文化霸权主义的倾向，并对此进行挑战，提出了抵抗式翻译的策略，要为外国文化在英美文化中争得独立的地位。他的翻译策略也存在以下几个明显的弱点：（1）他反对意义的确定性，认为文本的意义是不确定的，因而难以把握。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此结论有点以偏概全。（2）如果说译作果如韦努蒂所言，根本无须忠实于原作，那么翻译批评似乎也就失去了依据与意义，翻译研究也就变得没有必要了。（3）韦努蒂的翻译策略最明显的一个弱点是它缺乏对语言问题的研究。语言是翻译活动的媒介，讨论翻译研究而不讨论语言是不可思议的，这主要是因为它在批判了各种形式的结构主义之后还没有找到更好的语言理论作为翻译学的基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