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林-科学、宗教与哲学

宗教哲学科学的关系（一）——根据武汉大学哲学院赵林教授讲座整理2010-03-0412:07现代西方在科学技术水平上远远的超过了中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的西方人都相信基督教，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督教在西方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而是一种文化，深深地渗入到西方人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中去。首先我们要改变我们固有的观念：我们中国人从小受到的教育说为什么会有宗教？我们认为宗教就是迷信、愚昧、没有科学知识，而随着一个人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一个人就会从一个宗教信仰者变为无神论者。但是面对西方的现实，这种观点不攻自破。事实上，中国人自古以来骨子里就是无神论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是不相信鬼神的，当然中国人也讲宗教不过中国人讲宗教的目的是为了叫化老百姓。正是因为中华民族本来就是无神论的民族，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不相信宗教的文化，所以我们很难理解西方。但是中国也并不是只有通过宗教信仰才能有出路，每个民族、每个文化都有自己的路，不必要追求一致，没必要趋同。第一部分：从一般的角度来说宗教、哲学、科学三者的理论关系罗素《西方哲学史》导论：“哲学就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来说乃是某种界乎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东西，他和神学一样包含着人类对于那些迄今认为确切的知识所不能肯定的事物的思考，但它又向科学一样是诉诸于人类的理性，而不是诉诸于权威的，不管是传统的权威还是启示的权威。”哲学是介乎神学与科学之间的。哲学与神学所关注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仍不能为人类确切知识所能肯定或否定的事物。哲学问题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答案的。而自然科学往往对研究对象已经有了确定性的知识，确定性的答案，而且这种答案一旦形成往往就变成亘古不变的真理，如牛顿的经典力学。哲学的最高目标就是养成一种批判的意识和怀疑的精神。哲学对任何被视为绝对真理的东西永远高昂着不屈的头颅。“唯物”与“唯心”的讨论。中国人毫无疑问地认为世界是统一于物质的，这来源于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中国人把“唯物主义”认为是绝对真理，而西方人则相信宗教，并且西方人是很有知识的。如果盲目的说西方人是错的，西方人同样可以说我们是错的。我们不能证明西方人怎么错，错在哪里，就像西方人也拿不出证据证明我们怎么错，错在哪里。这是两种文化、两种教养的区别。如果武断的说别人错了，那恰恰是你错了。这个时代更需要一种宽容。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对待牛顿经典力学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是对于世界到底是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则是见仁见智的，而这个问题本身又不像经典力学可以在实验室里验证。这是“形而上学”的问题。说到“形而上学”，这个词现在在我们的认识里认为是贬义的，就是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看问题，和辩证法向对立，我们认为辩证法是好的，而“形而上学”是坏的。这是在黑格尔以后的转申意。“形而上学”的原意实际上是这样的，最初是“在物理学之后”（），起源于亚里士多德之后，亚里士多德将哲学分为“第一哲学”和“第二哲学”，第一哲学史研究存在本身的问题，也就是研究事物最一般的原理和原则的学科，第二哲学是包括物理学等的科学，是研究事物表现规律的学科，也就是我们说的知识。第二哲学是“其然”，而第一哲学是“其所以然”。后来他的学生整理他的著作时有一部分不能归于任何学科，于是就又编了一本书叫做《物理学之后》。中国在翻译这个词的时候采取《周易》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气。”这个翻译是十分恰当的。“道”即老子《道德经》所说的“道可道，非常道”的第二个“道”。“道”是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玄之又玄。“形而上学”是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是事物最一般的原因。“形而上学”的反义词不是“辩证法”，而是“经验”。“形而上学”就是“超经验”。“形而上学”是西方哲学的根。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学会导致僵化，与经验对立，马克思发展了黑格尔的思想才导致了“形而上学”现今的意义，成为辩证法的对立面。黑格尔认为“形而上”可以落实为“经验”，“经验”也可以上升为“形而上”，所以用辩证法代替和经验始终对立的“形而上学”。哲学研究的问题就是那些永远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也就是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哲学如果解释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就不是哲学，因为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有各种具体的学科来解释。哲学在西方是具有超越性的，西方人超越性思维，对彼岸、对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从精神上把握的东西感兴趣，与他们形而上学的传统有关系。自从形而上学成为一门极其高深的学问以来，西方形成了一种与我们中国人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基本是经验式的，在经验中检验事物。但是形而上学的对象不是能够在经验中可以检验的，所以中国人是不太适应形而上学的。所以朱熹把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应用到日用之间，落实到仁义礼智、刚柔善恶中，中国人尽可能把高深的东西落实到生活之中，落实到人的道德行为，中国人不喜欢研究玄而又玄的东西，认为那是“屠龙之术”，屠龙之术三年学成，一无所用。中国人崇尚经验，因此在中国眼见为实，耳听为虚。西方人恰恰相反，在亚里士多德以前，西方哲学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为自然哲学，一部分为带有形而上学味道，如西方第一个唯心主义科学家——毕达哥拉斯所说的“数”。毕达哥拉斯说“数”是万物的本原，这与自然科学家说水、火、土、气是万物的本原，差别不在于概念，而在于水、火、土、气是具体的东西，而“数”是看不着的，抽象的。这两者的本质是不同的，把“数”看作是万物的本原这就形而上了。形而上学一开始就隐藏着唯心主义的可能性。所以，在西方就养成了一种习惯——眼见为虚，思想为实。在西方哲学史中，唯心主义是主流。唯物主义是含有贬义的，在西方唯物主义（物质主义）指的是罗马人只追求物质生活，不追求思想上的思辨叫做唯物主义，而在中国唯物主义有特定的含义，这两个唯物主义是不同的。哲学研究的真正问题就是形而上学的问题，就是不可以通过经验把握的东西。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与神学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神学研究的灵魂、上帝都是不可验证的。哲学又是诉之于科学理性的，而不是诉之于权威。哲学与科学的相同之处在于：他们的研究方法是相同的，都运用理性，而不是像神学那样诉之于权威、信仰。一切正确的知识都属于科学，一切涉及超出确切知识之外的教条都属于神学。但是介于科学与神学之间，还有一片受到双方攻击的无人之域，这片无人之域就是哲学，哲学是受到双方的攻击的。哲学受到科学攻击的原因是：哲学研究的问题是科学不能给出答案得。所以科学认为哲学研究的是无聊的问题，这种观念尤其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在科学理性无限膨胀以后，特别是在今天，尤其明显，以至于在当今，哲学无可挽救的没落了，因为这个时代是唯科学主义，科学认为一切东西都要拿到实验室里来验证，哲学研究的问题是无法拿到实验室里来验证的，所以是无聊的问题。这种观点是浅薄的，人是有神性的，人除了要研究那些可以验证的知识以外，人永远是追求那些永无答案的问题，这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这就是西方的浮士德精神，永不满足，永远再追问某种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永远不能达到，但是在追求他的过程中，人在身后留下了一排歪歪曲曲的脚印，这排脚印就是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文明，所以人就是在追求一个一个彩色的海市蜃楼的情况下走出原始森林的。人的神性来自于往天上看，人类总在追求理想，人在追求一个一个理想，回过头发现很多理想是不能实现的，但在追求的过程中走出一条路，这条路就是我们的社会，我们人类的文明，就是我们的历史，所以一个理想它最后的意义不在于它能不能实现，而在于它给了我们一种永恒的感召，在追求这种感召的过程中才有了我们的历史，这就是浮士德精神，永不满足，永不停息的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就是哲学所追求的，哲学就是对超经验的东西的追求，这也导致了很多科学史上的革命。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哲学的思考，而不是出于科学的思考。罗素说：“思辨的心灵所最感到兴趣的一切问题几乎都是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而神学家们信心百倍的答案也已经不再像它在过去的世纪里那么令人信服了。”由此，罗素提出了七个问题，这七个问题都是科学不能给予答案，而神学家信心百倍的回答也不令我们信服了。第一个问题：世界是分为“心”和“物”吗？如果是“心”是什么？“物”又是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上“心”和“物”自身的发展经过了很多的变化。“物”在西方被认为是：水、火、土、气，以后又是种子，原子，原子的本意是不可分的，而现在我们说的原子已经被证实可以分为原子核、电子，所以现在所说的原子只是沿用了这个名字，已经不是以前不可分意义上的原子了。列宁在《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中指出了现在物质的经典定义：物质不是一个什么东西，它只是一个标志客观实在的哲学范畴。哲学就是要把你给弄糊涂，让你有批判的意识和怀疑精神，你过去认为就是这样答案的东西，现在觉得未必就是这样的答案，于是有了批判意识，怀疑精神，则开始有了哲学的慧根。哲学就是对大家觉得天经地义、就是这样的观念的怀疑和批判，哲学首先是一种意识而不是现成的答案，现成的答案是教条。陈修斋先生晚年写了一本书：《哲学无定论》，哲学研究的问题是没有定论的，不是因为今天我们知识的局限性而没有定论的，而是哲学问题本身永远不可能有定论。大家习以为常认为“心”统一于“物”，我们的观点是从经验中得来的，很多现象表明“心”可以归结于“物”。但是经验归纳是不完全归纳，经验归纳得出的结论只有或然性，没有必然性，我们只能说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统一于物质的，而不能说世界一定是统一于物质的。真正的哲学问题就是没有终极性答案的。第二个问题：宇宙究竟有没有任何统一性和目的性，是不是朝着某一个目标演进的。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是有着某种内在的规律，与中的运动合发展是符合规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有某种统一性。客观规律就是统一性。可问题是：宇宙的规律是从哪里来的？对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回答，一种是创造论回答，一种是进化论回答。创造论认为宇宙和谐又目的性，因为人类制造任何东西都是有目的的，从人类制造事物推广到自然界，自然界是否有目的性。苏格拉底认为人为什么这么和谐，前提是他不知道进化论，没有进化论的思想，那么宇宙这么和谐一定是什么东西造的。如果说宇宙和谐仅仅是偶然性，那么这种偶然性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和谐使我们相信有目的性。进化论的观点：用进废退，是进化使自然变得和谐，世界最初是无序的，慢慢发展成为有序的，从不和谐变为和谐。美国的一些科学家企图在科学与神学之间寻找一个共同的东西，实际上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他们还是想用神学来回答科学所不能回答的问题。问题是：进化有方向性，由低级向高级，这个方向性是从哪里来的。不否认进化论，但是谁把从低级向高级，从无序向有序的方向性给予进化的。这是进化论本身不能回答的。进化论是有了方向才称之为进化，而不是因为进化才说从低级向高级，实际上计划有一个预设，这个方向哪里来的？是不是还是有一个上帝设置的。进化论是不能解释进化的方向性的。第三个问题：究竟有没有自然律，还是我们信仰自然律仅仅是出于我们爱好秩序的天性。这个问题更具有颠覆性，使所有自然科学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康德认为：人给自然立法，自然界的规律都是人在认识自然界的时候给予它的。然后我们再把它作为我们的认识对象加以认识。自然界的规律不是本身有的，而是我们人在认识自然的过程中给予的。罗素说：究竟有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还是说客观规律是人赋予他的，人是爱好秩序的动物。人一思考自然界，他就在我们眼里呈现出规律。很多我们认为是客观规律的东西都是人类约定俗成的。相对论认为约定俗成根参照系有关系，没有绝对的时间、绝对的空间、绝对的运动。相对论的启示是：一切事物都是以你所处的参照系而定，不同的参照系连时间、空间都不一样，运动也不一样，物体也就不一样了，规律本身就是相对性的，跟他的参照系有关系。当我们执着于所谓的客观规律，把它看成客观的、神圣的时候，焉知没有一个更高级的东西。所以米兰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洛克说：事物有第一性本质，即质量等，和第二性本质，即颜色、声音、气味等，这第二性本质与主观有关系。色盲看到的颜色与我们不同，昆虫的复眼看到的物体的形状都与我们不同，那么有没有一个客观的桌子，客观的形态？第四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