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滋病感染者其配偶受感染的影响因素

艾滋病感染者其配偶受感染的影响因素[摘要]目的分析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受感染的影响因素，为防止艾滋病的二代传播提供参考建议。方法采用现况研究了解四川省3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HIV的感染现状，使用非条件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IV异性性传播的影响因素。结果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受感染的影响因素有：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接受艾滋病药物治疗情况(OR=0.498，P=0.027)、性行为频率(OR=4.065，P=0.047)、配偶(固定性伴)的吸毒情况(OR=2.195，P=0.021)、配偶(固定性伴)认为自身感染HIV的可能性(OR=0.089，P=0.000)；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配偶认为自己感染HIV的风险(OR=0.077，P=0.000)和每周一次及以上的性行为频率(OR=5.148，P=0.045)是影响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受感染的主要影响因素。结论调查地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间的性行为频率以及配偶认为自己感染HIV的可能性是影响HIV在异性固定性伴间传播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强异性固定性伴间的性行为干预是防止艾滋病二代传播的重要途径。艾滋病病毒经性传播是全球艾滋病流行和传播的首要途径，全世界大约有70%~80%HIV感染者是通过性途径感染的。虽然我国早期艾滋病流行以血液传播为主，但目前各项研究调查发现，性途径成了其传播的首要途径。据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工作报告通报，2009年新发艾滋病的人数达到4.8万人，其中通过异性性传播的占42.2%，同性性传播的占32.5%，由此可见性传播是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本调查主要针对四川省3个重点地区大竹县、达县和乐山市中区的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HIV感染现状，通过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了解四川省三地区HIV异性性传播的影响因素。现将结果报告如下。1对象与方法1.1对象调查对象为现住址在四川省大竹县、达县和乐山市中区至少一方HIV阳性、有稳定婚姻或有固定性伴(指连续生活在一起超过半年的非婚性伴)，年龄20~65岁的HIV感染者或AIDS患者及其配偶或固定性伴(总共180对)。调查时间为2009-08/09。1.2纳入标准病例纳入标准为：一方为HIV阳性，通过夫妻(固定性伴)间性生活导致对方HIV感染的HIV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对照纳入标准为：一方为HIV阳性，双方有正常的性生活，配偶(固定性伴)HIV阴性者。是否为HIV阳性的判定依据艾滋病确证中心实验室的检测结果[1]。1.3排除标准未告知配偶其感染HIV，且经有经验的工作人员解释后仍拒绝告知者；不知道感染状态的另一方或在调查前已知被感染的另一方有吸毒、高危性行为、卖血、输血等危险行为者；一方有严重精神疾患不能接受调查者。1.4问卷预实验问卷初稿完成以后，选择某一地区30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进行一对一的询问调查，针对以上搜集来的资料进行分析整理，对问卷进行初步分析和修改。前后共进行预实验3次。1.5问卷的验证1.5.1信度验证3次预实验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α系数分别是0.88、0.93和0.91，三者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对同一人群进行两次重复试验的相关系数分别是0.83、0.89，存在正相关关系。1.5.2效度验证采用专家评价的方法评价问卷的内容效度，将自制问卷发给8位专家，向他们征求意见。采用因子分析（主成分法），提取6个公因子时可获得较好的专业解释，累积方差贡献率为58.92%，各因子采用方差最大正交旋转后的结果与理论构想基本一致。因此，问卷的设计符合本课题的要求，可以对研究对象进行大面积调查。1.6调查方法在征求调查对象意见并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采用自制的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调查问卷，对参加者进行一对一询问调查。调查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文化程度、性生活及安全套使用情况、既往HIV相关危险行为、自身HIV感染知晓情况等。配偶(固定性伴)的调查内容除一般人口学特征、文化程度、性生活及安全套使用情况外还包括HIV检测相关信息。1.7统计学方法调查表经审核合格后，采用EpiData3.1进行双录入，再对变量进行赋值(如表1)，使用SPSS19.0软件进行分析。以配偶(固定性伴)是否感染HIV为应变量，其余调查相关因素为自变量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的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向前似然比法，变量进入模型的α为0.05，删除的α为0.1；选择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P0.20的变量为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的候选变量。2结果2.1一般情况本次共调查了180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艾滋病感染者(AIDS患者)的问卷回收180份，达100.0%；其配偶(固定性伴)的问卷回收了179份，为99.4%。这179对夫妻(固定性伴)的年龄分布为(18~64)岁，均值±标准差为(37.5±9.3)岁。98.6%(354/359)的调查对象为汉族，先感染HIV的一方中男性为126人，女性为53人。其中90人有吸毒史，比例约为50%，这90人中只有1人未注射过毒品。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中艾滋病检测阳性的有86人，占总人数的48%。2.2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单因素分析显示，配偶(固定性伴)的吸毒情况(OR=2.195，P=0.021)、配偶(固定性伴)对自身感染HIV的可能性(OR=0.089，P=0.000)在配偶HIV阴性组和阳性组之间有差别，认为自己感染HIV的可能性大是保护因素，吸毒是危险因素；配偶(固定性伴)得知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感染HIV之前，他们发生性行为的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性行为频率为每周1次及以上者其OR值为4.065；HIV感染者(AIDS患者)接受过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者与没有接受过治疗者对其配偶(固定性伴)的HIV感染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498，P=0.027)。2.3多因素logistic回归在单因素分析的基础上，将知道感染前的性行为频率、知道感染前的安全套坚持使用情况、配偶(固定性伴)吸毒、HIV感染者(AIDS患者)接受治疗的情况作为候选变量，采用向前似然比法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配偶得知HIV感染者(AIDS患者)的感染情况前的安全套坚持使用情况、吸毒、接受过治疗四个变量均被移出多因素回归模型，配偶认为自己感染HIV的可能性(OR=0.077，P=0.000)和每周一次及以上的性行为频率(OR=5.148，P=0.045)成为影响HIV感染者(AIDS患者)对其配偶(固定性伴)感染的主要因素(表2)。3讨论艾滋病病毒经性传播是全球艾滋病流行和传播的首要途径，如何防止性感染是我们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本研究显示，四川省三地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的HIV感染率已经达到了48%，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HIV感染者异性固定性伴侣间的28%~46%、发达国家的10%~23%[2]。因此，对于我国HIV二代传播的干预研究刻不容缓。本研究对179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的感染现状进行了分析，发现先感染方中男性是女性的2.4(126/53)倍，吸毒人数比例高达50%，且除一人之外其余所有人都有注射毒品的经历，可见注射吸毒是影响人群感染艾滋病的重要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是流行病学中应用较为广泛的一种统计方法，它和多重线性回归的原理一致，唯一不同的就是对因变量数据要求不同，同属于广义线性模型。多重线性回归模型要求因变量为连续性正态分布，且满足方差齐，而对于流行病学中的发生与不发生则不适用[3]。Logistic回归的主要用途是寻找危险因素、预测和判别，能克服多重线性回归的不足，避免Mantel-Haenszenl分层分析带来的分层越细、越难估计相对危险度的弊端。本研究利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间HIV二代传播的相关因素，其中单因素分析发现配偶(固定性伴)得知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感染HIV之前，他们发生性行为的频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每周1次及以上者OR值为4.065，说明性行为频率是危险因素，其越高，发生感染的几率越大，这与明帅[4]等人在HIV单阳家庭夫妻间传播流行病学研究进展一文中的描述一致；艾滋病感染者(患者)接受过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者与没有接受过治疗者对其配偶(固定性伴)的HIV感染影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OR=0.498，P=0.027)，可见接受治疗是HIV感染的保护因素，接受过治疗的HIV感染者(患者)传染给别人的几率相对要小，这与Suzanna[5]等的研究结果一致。研究还显示配偶对自己感染HIV的风险意识是影响因素，配偶认为自己感染HIV的可能性大是保护因素，吸毒是危险因素[6]，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的吸毒行为能增加其感染HIV的风险。多因素分析发现除了性行为频率这个因素外，配偶(固定性伴)自身对感染艾滋病风险的认识与感染HIV关系密切，因此加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其配偶(固定性伴)对艾滋病传播的认识意义深远[7]。然而，本研究也存在着样本量小的问题，有可能使很多实际中有意义的影响因素如是否坚持安全套使用、性别、CD4+细胞计数等在统计分析中无统计学意义，因此对于HIV在异性固定性伴间的传播因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综上所述，影响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配偶(固定性伴)受感染的因素众多，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他们对感染艾滋病风险的意识、性行为频率和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治疗情况[8]。加强艾滋病感染者(患者)的治疗以及对夫妻(固定性伴侣)间的性行为干预、提高生殖健康服务是防止艾滋病在异性间二次传播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