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

Sep.2004,Volume2,No.9(SerialNo.12)US-ChinaForeignLanguage,ISSN1539-8080,USA47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深圳大学文学院英语系王贝摘要：本文从“政治因素”这个角度初步剖析了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影响，特定的政治文化往往会对翻译过程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一个社会中的政治形式越敏感，涉及政治的翻译所受到的压力就越大，而译者就会做出相应的删节和改译，笔者认为在就政治因素干扰这一点上，AndréLefevere提出的翻译实践意识形态决定论是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关键词：意识形态政治干扰操纵1.引言在进入正题之前，笔者先就意识形态(Ideology)做个简单的论述。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特拉西（DestuttdeTracy）在18世纪末提出来的，他用该词表示他所指的“观念科学”，这与那些解释性理论体系或哲学是有区别的。《现代汉语大词典》对意识形态做了这样的阐释：“意识形态，也称观念形态，指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包括政治、法律、艺术、宗教、哲学、道德等思想观点。”翻译操纵派学者AndréLefevere视其为“一种观念网络，它由某个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和见解构成，而且这些看法和见解影响着读者和译者对文本的处理”(Bassnett&Lefevere,2001:48)。他在《翻译、重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Lefevere,1992)一书中阐述了广受瞩目的翻译“三要素”理论，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重写，翻译不能真实地反映原作的面貌，是因为它始终都受到三个因素的操纵，即诗学观（poetics）、译者或当代的政治意识形态（ideology）和赞助人（patronage）。其王贝，深圳大学文学院英语系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方向2003级研究生；联系地址：广东深圳大学新研究生楼715室，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48“三要素”论似乎对长期受“对等”束缚的翻译界对各种翻译现象的解释带来了一个新的视角（尤其是意识形态）。中外有许多学者都从意识形态这个角度对翻译进行了研究，国外有Hermans(1996),Tymoczk(1999)，国内有王晓元（1992），王东风（2003），蒋骁华（2003），孙艺风（2003）等等。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巨大影响涉及很多方面，如“为政治服务”、“影响取材”、“迁就社会伦理”、“迁就审美习惯”、“迎合读者的主流意识”等等（蒋骁华，2003）。而笔者在本文中，主要从政治因素这一角度来论述一下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2.翻译中政治因素的不同形式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和文化的产物。人类在出现社会、产生文化的同时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而翻译，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和涉及到两种语言的跨文化活动，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意识形态的支配和制约。2.1政治对文本选择的影响影响翻译文本选择的因素有许多，但是最重要的是来自政治方面的因素，特定的政治文化会对翻译过程发生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这种制约所表现出来的强度会有很大的不同（王东风，1998）。在这里，笔者就中外的一些例子来阐述政治目的对翻译文本选择的制约和支配。在RobertStanton的《英国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翻译文化》一书中，作者论述到了英国早在盎格鲁—萨克逊时期的翻译文化，谈到翻译活动不仅仅是将一种语言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还是个人思想、权威文本和权威学者中所体现的文本权威变体、文化世界、思想信仰体系等转换的问题。例如，Alfred国王，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时期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在当时双语文化的社会，决定了要把“高级语言（higher-statelanguage）”的拉丁教义作品译入“低级语言(lower-statelanguage)”的英文，使不懂拉丁文的人读懂“人们最应该读的书”，他重释了拉丁教义作品并开始着手建立本土化教义作品。在他之前，所有的教义只是些邮政编码：518060；联系电话：[phone]；E-mail：[e-mail]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49拉丁文作品，他推倒一堵墙，但又自己重新搭起了另一堵墙。英语也开始有教义作品了，但是要由国王自己来决定哪些是“必须要译的”，而且是能译为英语的。诚然，通过权威人物来确定文本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爱尔兰和罗马的传教士们一直都在大规模地向英格兰输入文本。本土化文本不经审核地扩散是从来都没有过的事。教士、修士、主教他们都可以参与决定哪些是可以被社会中有文化的人阅读的。但是阿尔佛雷德国王使这个过程在更大的皇室规模上制度化，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文本的传播加强他的扩张和王权的巩固(Robert,2002:173-174)。由此可见，统治阶级的政治意识形态对译作的选择和翻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意大利作家GiovaniGuareschi的英译作品在二战后的二十年间风靡欧美各国。自1950到1970年间，仅美国就翻译出版了Guareschi的12部小说，特别是1955年一年中，他的书被翻译成除英语以外的27种语言，并在欧美各国大获成功，被排在畅销书之列（Venuti,1998：128）。Guareschi的英译作品为什么在欧美倍受青睐，究其原因，与它反共产主义的主题有着密切的关系。他最畅销的“DonCamillo”系列丛书主要描述了意大利北部某个村庄上的一个名叫“DonCamillo”的牧师与信仰共产主义的市长Peppone之间所展开的一场场妙趣横生的有关意识形态的论战。因为Guareschi的书翻译出版于冷战期间，当时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斗争日益激烈，加之美军在朝鲜半岛因中国这一社会主义国家的抗美援朝行为而连连失利，全美境内的“反共”、“恐共”情绪不断升级。“DonCamillo”系列丛书的翻译出版对于当时的美国以及其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心理安慰(李霞，2003)。在中国，政治目的影响翻译活动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古代佛教最初进入中国，为其推广而用当时的政治文化主流意识的道家概念来诠释佛家主张到近代严复翻译《天演论》，为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让封建士大夫接受西方先进思想这副“苦药”而“别有用心”地裹上一层糖衣；从19世纪2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50到50年代的“全盘苏化”到90年代的“富国强民”各个时代不同的政治纲领下不同的翻译选目和翻译模式，无不例外地说明了政治对于翻译文本的选择的巨大影响和操纵。2.2政治影响与语言选择政治因素不仅作用于翻译文本的选材，对翻译实践中要采取何种语言来诠释其影响也是相当大的，下面就来看几个具体的实例：《圣经》，作为一部伟大的文化和文学巨著，自盛唐以来，其汉译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了，版本众多，在这里笔者想提的是古代景教的所翻译的版本。在唐朝，当时的景教领袖，波斯来华传教士景净对《圣经》做了最初的翻译，但因为深受阿罗本译文的影响，音译意译夹杂，文字造句有很多地方难以理解，后来结合了当时唐代盛行的佛教、道教的许多词汇进入其译本，这样一来汉译本就“通达”了很多，如“教”译为道、天尊法、天尊戒；“圣经”译为真经、尊经；天使译为“诸佛”；“救世主”则译为世尊，景尊等等，不仅经文采用了大量的佛道教词汇，而且有些外在形式也采用了唐代盛行的“七言体”，非常之本土化。这种本土化就是迎合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体现（蒋骁华，2003）（任东升，2000，2002）。值得一提的是《圣经》汉译活动在中国几度兴盛、中断，与中国统治阶级的文化政策密切相关，都顺应着各个时期政治主流的社会需要。1913年，十三世纪达赖喇嘛针对当时驻拉萨地区的川军骚乱发表了一个数百字的简短文告（详细请参见牙含章，1984：240），而当时的英国驻锡金专员──积极煽动西藏“独立”的CharlesBell就故意吧这则公告中表示“地区、区域”的藏文“bodljongs”翻译成“国、国家”（杨公素，1992：243）；长期从事分裂西藏活动的原西藏上层贵族XagabaWangqugDedain在他的《西藏政治史》一书中也故意将“bodljongs”翻译成“country”(WangGuozhen,1998)。CharlesBell和XagabaWangqugDedain的改译有险恶的政治目的，即搞西藏独立。从19世纪开始，英国殖民者就编造种种借口，挑拨汉藏关系，离间中国政府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51与西藏地方政府的隶属关系，妄图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中分裂出去。他们二人对“地区”译成“国家”的故意改译就是想大家得出这样一个概念，西藏早就是个国家了，是中国的侵略造成它现在是中国一部分的结果。一直到现在，某些不友好的外国人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还在借翻译之名，干涉着中国对西藏问题的内政（袁斌业，2001）。1979年的《中美建交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措词又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中美建交公报》虽然只有廖廖400多字，但内容却是斗争和相互妥协的结果，症结还是在台湾问题。《建交公报》的核心是第二段：“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美方最初的措词是：“TheUnitedStatesofAmericarecognizesthatthe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sthesolelegalGovernmentofChina.”“recognizesomethingas…”是“承认为……”而“recognizethat…”则是“认识到”(toseeclearly,bepreparedtoagree[LongmanActiveStudyDictionaryofEnglish])并非直截了当地承认。在“承认”问题上我方坚持不让步，也不能让步，最终美方接受了我方的措词“TheUnitedStatesofAmericarecognizestheGovernment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asthesolelegalGovernmentofChina”。这也是我国与其他所有国家建交公报中的措词（施燕华，2004）。由此可见，政治目的对于语言选择的决定性影响，尤其体现在政治文献、外交文件诸如此类的翻译中，译者在处理涉及敏感政治问题的言词时要慎重对待，翻译时要注意每个词、每个句子后面的政治含义。甚至可以说，有许多方面涉及的不完全是翻译技巧，而是政治问题。2.3政治影响与翻译中的叛逆正如法国文学社会学家RobertEscarpit提出的：“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CreativeTreason)”。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中的叛逆性就是反映了译者为了达到某一主观愿望而造成一种译作为原作的客观背离。因为译者在进行翻译活动时，不会无所顾及，要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考虑译入国的主导意识，考虑“赞助人”的意愿要求，而对原文做出相应地“策略性创造”（孙致礼：2001）。这也就是说，不是因为译者自身论翻译中的政治因素52能力有限，理解不了原文，而是出于所处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的影响，进行有意识的误译。政治影响文学，文学也反过来作用于政治，在中外翻译界中不乏这样的例子。美国前第一夫人，现任国会参议员希拉里·克林顿回忆录2003年6月9日在美国出版上市（书名Livinghistory），在中国最早是由台湾时报出版公司引进并于6月30日出版中文繁体字本，译名为《活出历史》。接着大陆由著名的译林出版社以买下中文简体版权，8月推出，定名为《亲历历史：希拉里回忆录》。从其上市就一直有新闻不断传出，现在希拉里·克林顿要求回收所有市面上售卖的她的自传《亲历历史》，因为这些中文译本删节太多，大约有10页，认为该书删节后不能完全表达她的想法。对此，译林出版社的回复是“我社在编辑过程中，为了让我们的读者更好地接受，对少数地方进行了技术处理。”我们不妨从台湾的繁体版和译林的简体版来对比一下被删除的是些什么内容。遭到删节最多的地方是1995年希拉里率领美国妇女代表团到中国参加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和1998年希拉里陪同克林顿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