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论论文

浅谈曹丕《典论·论文》之“文气说”摘要：《典论·论文》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文学专论，它的产生是中国古代文论开始步入自觉期的一个标志。他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著名论断。以“气”论文和作家，是曹丕《论文》最突出的理论贡献。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之中，则有文气的或清或浊之别；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其对作品风格的决定性意义，表现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及“文的独立”的时代精神。关键词：曹丕；《典论·论文》；“气”；文气说；才性论；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典论•论文》则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自觉的文学批评的理论代表作。在这之前，中国古代文论还处于不自觉的胚胎阶段。先秦诸子的文论，多属片言只语。汉后诸家论文也还未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其中，个别序、赞形式的文学批评，也只是讨论某一具体作家作品，限于一篇一书。直到《论文》出现，才成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宏观地多角度地论述文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它冲击了汉代后期统治文坛的陈腐观念；总结了建安文学的新特点和新经验；开创了解盛极一时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之先例。《典论·论文》从批评“文人相轻”入手，强调“审己度人”，对建安七子的创作个性及其风格给予了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四科八体”的文体说，“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文学价值观及“文以气为主”的作家论。本文就以“文气”为主浅谈曹丕的主张。一、“气”的来源及发展演变过程“气”字的记载最早发现于殷周甲骨、金文，气为象形字，笔画层叠弯曲，模拟天空中云气变幻流动，因此，其原始意义为云气。许慎《说文解字》“气,云气也,象形”《国语·周语》记载周太史伯阳父的言论云：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之乱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左传》又有“六气”之说.其云：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发文五色，徵为五声，淫为六疾。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分为四时，序位五节，过则为灾。在《国语》和《左传》中的“气”已经由一个自然概念开始向哲学概念发展。在我国古代哲学家眼中，“气”是一切物体的生命基础，是世界的本原，他们用“气”来说明万物的产生和发展变化。《管子·枢言》中说：“有气则声，无气则死。生者以气。”《庄子·知北游》：“通天下者一气耳。”王充在《论衡·言毒》中说：“万物之生，皆禀元气”。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很多学派都论述过的含义，其中与“文气”说的产生有关的主要是道家学派和儒家学派。《老子·四十二章》中提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家学派认为“道”是万事万物的起源，道生万物，万物都是由阴阳共同构成的，是“气”的运动变化调和了阴阳。儒家则着重从心性论“气”，把“气”包容在心性之内，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穷则独善其身，大则兼善天下”，是对孟子修身处事哲学思想的阐述。中国古代先哲直观想象思维方式和古典哲学“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到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养气”成为评价言辞好坏的基础为后世以“气”论文提供了一定的哲学基础和理论来源。二、曹丕的“气”和文气说汉魏之际，人物品藻之风盛行，而“气”是品人用语中常见的词之一，如称道人物纯正美好的品质和智慧才能，有“纯和之气”“淑灵之气”“玄妙之气”“休懿之气”“清明之气”等，此外还有“刚强之气”“沉勇之气”“猛气”等词。“气”包括了人的道德品质、个性气质、才能智慧等。此外，汉魏之际还用“气”来形容音乐与言辞。这种文化背景下，曹丕以“气”论文和文人，以“文气”说表述作家气质个性与文章风格体貌的关系。《典论·论文》中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中记：“只就‘气’字而言，当然是由孟子‘养气’的而来。但孟子的‘气’是由养得来，曹丕的‘气’则是‘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曹丕将“文气”大致上分为“清”“浊”两大类，清为阳刚之气，浊为阴柔之气。人禀阴阳二气而生，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则有文气的清浊之别，如曹丕在《典论·论文》和《与吴质书》中谈到的“逸气”与“齐气”。这种观点开后世以阴阳之美、阴柔之美论文学风格的先河。曹丕在《典论•论文》中以气论人，处处体现出对清气的偏爱。“王粲长於辞赋，徐干时有齐气，然粲之匹也。”、“应旸和而不壮；刘桢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理不胜辞；以至乎杂以嘲戏。”曹丕在对各建安文学作家的看法作出阐述时也流露了他对遒劲、质刚的文学风格的赞赏和肯定。“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另一方面曹丕所说的“气”是指表现在文学作品中的作家的自然禀赋、个性气质，属于生理和心里范畴，全然没有伦理道德色彩，完全不同于孟子所倡言的“浩然之气”。这种观点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连年的战乱和接连不断的饥荒、瘟疫，导致人口大量丧亡，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极度混乱的社会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产生更多的是感时伤乱的悲凉情绪，“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诗〉〉）的凄惨景象使得儒家传统的中庸思想，温柔敦厚的思想价值取向不可能在当时获得较为广泛的社会认同。而另一方面，以曹操为首的建安文学家们同时又是胸怀远大的政治家，他们有着建功立业，力挽狂澜的雄心壮志和自信，使得他们更多的是探寻自身的价值所在，由广泛的社会道德的研究转向对自己内心的省查和肯定。因此，能表现他们个性特征与时代特色的“气”之说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最后曹丕论为文之气，尤其强调创作个性的独特性及不可改变性，他认为文气的不同是因人的天赋禀性不同，因而无非以人为来改变，也无法以人为的方式来接受。不同的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创作出不同类型的作品，形成百花齐放的文学形式，甚至是同属建安文学代表人物的曹操三父子的作品也有着自己不同的艺术特色，《诗品》：“曹操的诗气韵雄浑，古直悲凉，而曹丕的诗则便娟婉约，异于其父的悲壮之习，曹植的诗歌则更是骨气奇高，辞采华茂既不同于曹操的古直悲凉，又不同于曹丕的便娟婉约，而又兼备其父兄之长，达到风骨与文采的完美结合。”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曹丕开始反映并总结了这种文学现象，弘扬主体精神的“文气说”,既是顺应时代潮流的产物,也是文学实践的总结,它是在时代精神和艺术实践的沃土中长出来的理论之花。三、文气说的发展刘勰继承了曹丕的“文气说”并有所发展。《文心雕龙·风骨》说：“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并引“文以气为主”的论点，肯定曹丕论孔融、徐干、刘桢的看法，认为是“并重气之旨也”。刘勰虽然肯定先天气质、才性对创作有决定作用的观点，说“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有其认识上的局限；但同时又认为后天的学、习对创作也有很大的作用，说“功以学成”，“习亦凝真”（均见《体性》），认为“学业在勤”、“素气资养”（《养气》），这是对曹丕“文气心”的发展。唐代韩愈所论“言与气”的关系，与曹丕所论有所不同。韩愈所说的“气”主要是指文章的气势，文章的内在力量。所以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不过韩愈所说的“气”，与曹丕、刘勰等人说的“气”，又有某种联系，气势之所以盛，文章的内在力量之所以强，与作家的个性及平时的学养功夫也分不开，所以韩愈说“不可以不养也”。宋代的苏辙在刘勰论述的基础上又有发展。他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一方面承认“文者，气这这所行”；另方面又强调“气”在后天修养的重要，说“气可以养而致”。关于怎样养气，提出：一是内心加强修养，如孟子的善养浩然之气；二是增强外境阅历，如司马迁的“行天下，周览四海名山大川，与燕赵间豪俊交游”。对此二者，苏辙更重视后者。这比离开社会活动大谈作家气质、才性的观点，更有实际意义。当然这与深入社会实践还有很大的距离，这也是他难免的历史局限。四、才性论：文气与才性“文气”说是《典论·论文》的核心范畴，是曹丕对中国古代文论的重要贡献之所在。“文气”说是魏晋玄学才性论在魏晋文学理论中的具体体现。曹丕的“文气”说，实际上就是“作家才性论”，这一点以成为现代学者的共识。朱东润先生提出：“子桓之所谓气，指才性而言……又《典论》称‘徐幹时有齐气’，‘孔融体气高妙’，《与吴质书》言‘公幹有逸气’，其所指者，皆不外才性也。”王瑶先生说：“这种禀赋之气底表现，就是人的体性；而文即才性的表现。才性因了赋受的多寡清浊而又昏明，则文之‘引气不齐，巧拙有素’，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魏晋玄学才性论的两大要义在曹丕的文气说中都有体现。1、重才性轻德行。在《与吴质书》中，可以深切感受到曹丕的爱才知心、惜才之情。“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可言哉！……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曹丕这种重才情的思想，深深的渗透在他的文气说之中。2、推崇个体才性的独特性及差异性。曹丕所推崇的的才，主要指出于人之自然禀赋的先天之才。清浊之气既禀于自然，那么所作文章的美恶要取决于天才，所以曹丕说“不可力强而至”。曹丕“文气”说实质是从“才”与“性”两个方面论述作家气质、个性及与文献体貌风格的关系，尤其强调作家才性与作品放歌的个别性和独特性。曹丕以“气”论文人之才性，描绘的是建安七子以气质、个性及其作品风格为内蕴的诗人形象，而非以儒学礼教为要义的道德形象，这是魏晋之际的思想转型给那个时代的文学理论所带来的巨大变化，也是曹丕“文气”说的文化价值之所在。参考书目：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王运熙、杨明《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之“神”“气”说》(收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见《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王瑶《中古文学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11级汉语言文学1班1150110047王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