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史明智：对政权周期律的思考

【读史明智】对政权周期律的思考作者：杨昭友杨煜发布时间：2015-05-2608:58:55来源：昆仑策研究院字体：大|中|小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入北平。这是同前来迎接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其他民主人士在西苑机场合影。左起：沈钧儒、朱德、董必武、李济深、陈其瑗、郭沫若、黄炎培、毛泽东、林伯渠、马叙伦。人类社会的使命是什么?是自身的生存并繁衍后代，为自身的生存的社会和后代拓展生存空间，创造生存生活的环境。抛开为整体后代的发展，则一切努力都毫无意义。人类社会之所以区别于动物，能够主宰世界，是由于人类是社会性动物，在生产、生活以及抵抗自然灾害中广泛协作，区别于动物的弱肉强食的竞争。人类的语言、文字、发明创造，都离不开社会，离不开群体的协作。离开社会的再高明的个体精英，都会退化到野兽。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需要和平稳定的生活、生产环境。协调社会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是政权。没有共同依靠的政权，则整个社会将陷入无序状态。政权的稳定、持续，与所在国的人民生存、生活息息相关。然而，人类历史上的政权都没跳出周期律，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给人类社会带来滔天灾难。1949年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毛泽东同志探讨：黄炎培直言相答：“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可见，解决政权的周期律，是一道艰深的课题。但是，也有别有用心的人近年抛出;“爱国不等于爱政府”，“爱国是贼”，“人权大于主权”。看来他们巴不得政府垮台，巴不得改朝换代。那么，改朝换代的后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翻开历史。下面是葛剑雄先生研究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资料：从中国历史各朝代的人口数量变化看5000年中华民族历史沧桑中国的人口数量，现存最早的一项全国性和分政区户口统计数为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的6000万，此前只留下零星的地区性数字。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实施了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民国期间也做过多次人口调查，但直到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我国才通过科学的普查，获得了除台湾、港澳地区以外的准确人口数字。下面根据有限的原始资料和目前的研究水平，对我国人口历史的发展作一简单概述。我国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口数量1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时，秦朝的人口估计有3000万或更多。2但到西汉初大约只剩下1500万至1800万，至西汉末的公元2年增加到6000万。王莽时到东汉初，总人口下降到3500万。到东汉后期的永寿三年(157年)稍后，才重新突破6000万。3从184年黄巾起义爆发到220年三国鼎立形成这个期间，人口损失估计达60%，仅存约2300万。4四世纪初的西晋约有3500万。5此后南北分裂，北方进入十六国时代，人口多次出现大幅度下降，直到隋朝重新统一后的大业五年(609年)，才恢复到6000万左右。6隋末的战乱，造成人口降幅超过50%，到唐初仅有2500万。7至安史之乱前夕的755年，又增至约9000万，达到新高峰。8唐后期和五代的战乱导致人口锐减，到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9北宋时期人口持续增长，大观四年(1100年)境内人口超过1亿，(金)、西夏、大理等政权的人口合计也在1000万以上。两宋之际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但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至13世纪初，宋、金、西夏、大理及其他少数民族人口合计已超过1.2亿。10蒙古灭金和西夏造成空前浩劫，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元统一时实际人口约7000万。到14世纪中期增加到8500万左右。11明初的人口不足6000万。但到17世纪初，全国人口已突破2亿。12但明末的天灾人祸和清初的残酷战争，又使人口降幅达40%，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估计已降至1.2亿。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恢复至1.5亿，以后很快破2亿大关，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全国人口创造了4.3亿的新纪录。太平天国起义和清朝的镇压，导致南方人口稠密地区的巨大损失，人口下降超过1亿(最保守估计也有五六千万)，以至到1912年尚未恢复到1850年的水平。13.1953年新中国人口普查结果为5.8亿(不含台湾、港澳)。翻开这些史料，心情无比凝重。看过很多小说、演义，历史上的英雄曾让我顶礼膜拜。但看到这每一次的改朝换代的背后，是如山的白骨，是血流漂杵、血流成河，心，颤抖了!这就是周期律!这就是黄炎培先生为什么要和毛泽东主席探讨周期律。为什么会存在周期律?一从中国历史上来看，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的政权，从其诞生时起，就带来了致命的缺陷—封建政治。什么是政治?政治是道和术综称，政--道也，立国的纲领、目标、方向;治—术也，即围绕实现纲领、目标而制定的方针政策，即为治国的方法。封建政权的立国纲领是建立皇权的万世基业，保证一脉相承的血统对全民的统治。所以，为了维护皇权的专制，建立了旨在维护封建专制的官僚体系，经济上是奴隶制、封建土地制—私有制下的对平民的剥削和掠夺的制度。所制定的法律，也是以维护皇权专制、贵族官僚、地主阶级利益的不公平的法律。所推行的文化也是皇权天授、富贵在天的愚民文化。由于建立在封建私有制基础上的道和术，也就是政和治，也就决定了封建政权跳不出周期律的必然。历史上政权更替的形式多种多样，但不出以下几种因素。1.一家一姓的政权必然遭到淘汰。统治一个国家必得雄才大略之人，岂有天下英才仅出于一家一姓?当皇权主弱、甚至儿童婴儿为主时，岂能不受挑战?2.封建政权的腐朽没落。民间自古有“富无三代”之说，亦如黄炎培先生所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这里所指的“惰性发作”、“风气养成”，即为腐败。其表现是：不思进取，荒淫无度，奢靡成风，耽于享乐，玩物丧志，表现在为皇权服务的官僚阶层则是:上行下效，鱼肉百姓，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慕虚荣而攀比，挥霍社会财富而致民生凋敝。腐败则是封建王朝覆灭的主要原因。维护封建专制，必然限制民主，禁锢思想，是原本落后的封建法律形同虚设，使腐败缺乏制约，而腐败的滋生更助长了专制。专制和腐败相辅相生，于是顺应统治者需要的愚民文化也随之而来，是腐败和专制成为天经地义的合情、合理、合法的观念，于是形成了无法遏制的恶性循环，贪官污吏无制，苛捐杂税繁重，或天灾或人祸，或者官逼民反，最终爆发农民起义，而战争的动荡和消耗更加剧了灾难。没有腐败，就不会有民不聊生，人民能够生存，就不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而去拼命。如：秦末的陈胜吴广起义，唐朝的王仙芝、黄巢起义，明末的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清朝的太平天国起义。这些起义，有的直接推翻了腐朽王朝，有的促成王朝的衰落。虽然史学界出于政治需要，对起义给予积极的评价，但是，一个曾经辉煌过的政权就那么轰然倒下，留下如山的白骨，留下满目疮痍的土地，前文列举的人口变化则看出起义给人民带来的是什么。3.豪强、利益集团、封建割据集团是挑战政权、危害社会稳定的毒瘤。豪强、利益集团、封建割据集团的坐大，一方面在皇权主弱时觊觎皇权，发动叛乱，一方面是独霸一方，与朝廷分庭抗礼，干扰皇权施政，导致政令不通，国家财力削弱，有的还可能勾结外敌，为虎作伥，成为外敌入侵的带路党。历朝的明智君主都力主削藩，限制豪强和官僚地主的膨胀。西汉的吴楚七国之乱，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都是大军阀、大地主、大财阀为祸的史鉴。推翻满清政府的的革命党也是依靠海外资本和国际势力的支持，加之对满清军队的渗透和满清政权下的豪强势力—袁世凯的配合，才得以推翻目前政府。4.极端宗教的膨胀，形成挑战政府的势力。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清朝太平天国的起义。虽然史书上将其归结到农民起义，但并无什么正义可言，它们夺取政权也不过是建立新的封建王朝，而战争带给人民的是无穷灾难。5.外敌的入侵。为什么封建政权逃脱不了腐败?为什么会出现豪强、军阀、财阀挑战政权?为什么外敌入侵无法抵抗?除了执政者的能力之外，最主要因素是私有制。私有制是腐败的根源。封建王朝不仅将大自然赐予人类的共同财富—土地据为私有，并且将创造财富、生产人类生活产品的劳动者变成少数特权阶层、豪强势力、大地主解决的牲口和工具。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封建的生产关系必然产生封建法律和文化。当特权、豪强、地主把持了生产资料和窃取了劳动成果，必然制定维护少数人利益的法律。富人把持了话语权、决策权，剥削、压迫是合法，并且要以暴力来保证这种不合天理、不合人道的的法律不受挑战。官僚、富豪处死奴仆叫家法，下人诉讼主子叫犯上。富人妻妾成群是合法，穷人鳏寡孤独是合理。不稼不穑，“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是合法，而真正创造了社会财富者却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卖儿鬻女、生命得不到保障是合理。特权是富贵的保证，有特权就有了势力范围，要谋取更多的利益和更大的特权，就会有行贿受贿，就会有官官相护，就会有欺行霸市，就会有欺男霸女，就会有黑恶势力横行，就会“堂堂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而一切用于腐败的消费和消耗最终都转嫁到平民身上。文化应该是有利于社会发展、和谐稳定的思想理念、理论、生产生活中的宝贵实践经验和技能技术及发明、创造、探索的载体。可是，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后，必然衍生出与文化使命相悖的封建腐朽文化。首先，当文化成为获取特权的捷径时，教育和学习的目的则是为了获取所谓功名。一切利于民生的理念、艺术、发明创造、技术技能必然被淡化和边缘化。使本应该成为发展生产力的动力的文化和生产力脱节。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富者是上天眷顾，穷者是命该如此。富人有了消耗不了的财富，就转向糜烂奢华，声色犬马、吃喝嫖赌、斗鸡斗虫、成了时尚，成了文化。而真正用于发展生产、惠及民生的科学技术却得不到发展和传播。穷人没有财力享受教育，在实践中领悟的发明创、技术技能造只能口耳相传，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发展。贫富差距导致文化教育不能惠及大众，多少先天英才因无学习机会而沦为庸人。虽然历史上有不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知识分子关心人民的疾苦，但制度决定了他们始终成不了社会的主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及官僚机构，为维护自身的利益，必然把宗教当做自己的护身符，宣扬君权神授、富贵在天，给人民戴上精神枷锁，要人民安于天命。久而久之，自己也被宗教所迷惑，所以对极端宗教的膨胀缺乏应有的警惕，甚至成为宗教发展的推手。而黄巾起义、太平天国正是利用宗教起家，摧毁了大汉，搞垮了满清。千万乃至上亿的百姓在动乱中罹难!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后，各种势力集团为维护和扩大自己是势力范围，则会转向集团之间的斗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子，豪强的兼并，使本应归入用于国家机器运转的财富落入豪强权贵之手。社会财富的总和一定的情况下，财富集中于少数私人手里，导致众多的人群极度贫化，而国家的公共财富却在减少。国家为维持正常国家机器的运转，必然要向民间去征收，权贵和豪强则层层加码，从中渔利。从而导致民穷国衰—财富积累畸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