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三章)

第一编先秦文学(第三章)阅读次数:11952肩胛骨版，一期武丁卜辞《股虚书契箐华》第一片。《甲骨文合集》第10405号正面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第三章先秦叙事散文第一节从甲骨文卜辞到《春秋》知识点：1、散文的萌芽；2、记言叙事散文之祖。一、散文的萌芽我国散文的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文卜辞。所谓甲骨文卜辞，就是殷商时期人们用龟甲、兽骨等占卜，占卜之后将所占卜的时间、地点、事件和所占卜之人以及应验的情况刻写在甲骨上，这些文字就是甲骨卜辞。这些甲骨卜辞最早发现在河南安阳，它们是殷商时代的记载，后来在陕西周原也有发现，则是周代的记载。这些甲骨卜辞，原是殷商时期和西周帝王、贵族占卜时的简短记录，一般只有几个到十几个字，长的有一百多字。由于文字难懂和甲骨的破损缺蚀，至今许多文句不能理解。卜辞的内容，多为预测福祸、判断吉凶之类，也有其他记事文字。有的记述邦国先君先王，有的反映气象历法，有的记录农业生产和田猎，有的记载政治和军事活动，也有表现日常生活的，内容庞杂而丰富，真实朴素的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状况。这些甲骨卜辞的记事还很简单，不成系统，但未经过后人的加工，保持了商周时期记事文字的原貌。其中有少量甲骨卜辞较为完整可读，记事顺畅明晰，初步具备了散文的某些因素。例如：癸卯卜，今日雨。其自西来雨？其自东来雨？其自北来雨？其自南来雨？郭沫若《卜辞通纂》这是甲骨卜辞癸卯日卜定要下雨，再进而卜问降雨来自何方的卜辞，可以窥见人们在蒙昧意识驱使下一切取决于卜筮的浓重迷信色彩。文字清晰，句意明显，先叙述后发问，卜问雨来自东南西北哪个方向，完整周到，可以说是记事散文的萌芽。有的卜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齐全，叙述较为详细，略具叙事要素，因此，甲骨卜辞是先秦叙事散文的萌芽。商周铜器铭文则反映了我国记言记事文字由简单到繁复的发展。当时君王所铸造的铜器被称为国之重宝，如一些鼎器就是权力的象征。帝王们为了祭祀祖先，炫耀政绩，教化后昆，又将文章镂刻在盘盂上。这些就是铜器铭文。殷商铜器铭文一般比较简短，多者四五十字；周代铭文有所扩展，如最长的《毛公鼎铭》就将近五百字。铭文的内容，多为记载商周帝王和贵族的功绩、讼断、赏赐等，是那个时代认为有意义的事件，从中可以看到上层社会某些政治生活的片段。铭文属于当时官方的语言，风格多庄重典正，文句古拙板滞，缺乏感情与文采。大部分是散体，少数有韵。文字艰涩古奥，又多缺蚀，几乎与甲骨卜辞一样难懂。但是，也有某些铜器铭文叙述完整的事件，写人的行为言论，已经有一定的文学性。铜器铭文记述的篇制与内容，都比甲骨卜辞更为周详。有的铭文还记录了场面和人物言论，出现复杂化倾向。另外，殷商的铭文多用散语，周代铭文有不少的韵语。总之，铭文旨在直录，缺少修饰，典重有余，鲜活不足。作者只求典正地显示王权的威严，还不可能考虑到铭文本身的文采。二、记言叙事文之祖《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散文总集。先秦时期它被称为《书》，原为夏商周原始历史文献，主要记载帝王的命令和言论，后来成为儒家的主要经典之一。《尚书》一共二十八篇，文体包括典、谟、誓、训、诰、命等，即帝王和诸侯的文告、誓词、命令、谈话记录等。大多为上古记言体散文，文字艰深，晦涩难懂。这是因为各王朝史官记录这些文章时，普遍使用当时的官方语言，力求写得雍容雅正，并尽量简短扼要。在风格上，《尚书》各篇大都显得质直，往往直抒命令和意见，很少文饰。《尚书》之中还可以看到整齐的有韵之文，例如《洪范》所写的九条治国大法。在语言艺术方面，《尚书》还大量的使用比喻来说明问题，这些喻体十分朴素，多为日常生活常见之物，如盖房、耕地、乘船等，这样很容易使对方明白自己的意思。总之，《尚书》的文字古奥典雅，语言技巧超过了甲骨文卜辞和铜器铭文，而且这些文告都单独成篇，有完整的结构，对先秦历史叙事散文的成熟有直接的影响。《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具有自觉的记事意识和写作义例。据说它是由孔子编定的。从文学角度看，《春秋》语言简练、准确，用词严谨，但它的含义却非常丰富，作者的思想情绪均蕴涵其中，开创了后世所谓的“春秋笔法”。但是，由于《春秋》记事过于简单，一般只记录事情的结局，缺少对具体过程的细致描写，因此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但它在我国史学史、思想史、经学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尚书》和《春秋》虽然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叙事散文，但它们却是我国记言叙事文之祖。第二节《左传》的文学成就（上）知识点：1、《左传》的成书；2、《左传》的思想；3、《左传》的叙事艺术。重点：《左传》的叙事艺术。难点：《左传》的叙事艺术。一、《左传》的成书《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叫《左氏春秋》。传统的观点认为，《春秋》的注释有三个本子，分别是《春秋榖梁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左氏传》。而《左传》的作者却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承袭司马迁和班固的说法，认为是左丘明所著；另一种说法是认为非左丘明著，做传人不受经于孔子，《左传》也并不传《春秋》；第三种说法认为《左传》是西汉刘歆伪造，成书于西汉末年，这种观点最早由康有为提出，后来崔适进行了补充。这几种说法，以第一种说法影响较为广泛，但也缺少足够的史料作为支撑。今人一般认为此书大约成书于战国早期，最后编定者是一位儒家学者。但是《左传》不同于其他两传的是，它可以独立成书，内容也比《春秋》详细得多，其他两传却依附于《春秋》，这是它们不同的地方。二、《左传》的思想《左传》作为一部直录式的史书，它直言不讳的通过记事十分鲜明的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倾向。正是它丰富的思想内涵，使得它成为儒家经典之一，对中国的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左传》有丰富的记事，记录了春秋时期各国诸侯的历史业绩，也记述了统治阶级残暴荒淫的行为。春秋时代的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都是政绩卓著的国君，史称“春秋五霸”，他们的事迹在《左传》中有较为详细的记载。如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19年，最后城濮一战最终确定了霸主的地位。但《左传》也揭露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残暴与腐败，如写齐庄公和姜氏私通，最后在他“拊楹而歌”时为崔杼所杀。这表现了作者认为贵族统治阶级腐败必然灭亡的思想；其次，《左传》对于具有远见卓识、富于改革精神的政治人物进行了热情地赞扬，如对于晋国叔向、齐国晏婴和郑国子产的描写；再次，重视民众的力量、以民为本则是《左传》一以贯之的思想。《左传》借助历史人物之口，反复强调“民”在封建统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如郑然明告诫子产为政首先要作到“视民如子”等，这些生动的事例，说明“民”在国家经济、军事、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最后，《左传》在战争的记写中表现出先进的军事思想，是当时丰富的战争实践的总结。春秋是战争频繁的时代，在全书记录的上百次战役中，可以清楚地得知那个时代的战略、战术都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一方面，重视战争的性质，重视人（将帅、士兵）在战争中的作用；另一方面，讲究克敌制胜的战略和战术，如诱敌设伏、避实击虚等均在《左传》中有生动的战例。此外，《左传》中还有许多关于灾祥、卜筮的记事，是那个时代人们认识能力的标志。关于占卜、奇异的灾祥、梦呓、星象、以及鬼神，在《左传》里有不少文字，如《宫之奇谏假道》中的形象描写即是。这是人们当时认识世界的局限所致。《左传》的思想倾向还以“君子曰”、“仲尼曰”的形式出现，而“君子曰”的方式对于后世小说的写作和史书写作都有影响。三、《左传》的叙事艺术作为编年体史书，《左传》在叙事以及思想感情的抒发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被刘知己在《史通》中誉为“叙事之最”。《左传》叙事，提供的是一部形象的春秋史。作者不仅对历史事件、社会生活做了如实的记述，而且进行了真切、具体的描写；不仅记叙事件的前因后果，而且重视人与事的联系，在寻求人们得失成败的原因中对历史进行形象的加工，艺术的再现了生活。可以这样说，《左传》的叙事，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生活画面。《左传》的叙事艺术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一，《左传》在叙事结构方面一般按时间的顺序交代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预序、追叙和补记的手法也使用频繁。如“初”字的使用便是出于这种需要，这种方法充分表现了《左传》在剪裁、组织素材方面的独具匠心。林琴南在论及《左传》的倒叙时说：“又或一事之中，斗出一人，此人为全篇关键，而偏不得其出处，及于间间中补入数行，即为此人之小传，却穿插在恰好地步，如天衣无缝。”（《左传·拮华自序》）；第二，《左传》叙事，往往注意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这一点在写战争方面最为突出，我们放在《左传》写战争一节再讲；第三，《左传》叙事还有一定的戏剧性。在《晋公子重耳之亡》中，介之推母子的对话便是如此，这种叙事视角的转换为其增加了许多艺术魅力；第四，《左传》的叙事有许多神秘化色彩，如对许多灾祥和卜筮的描写，对许多传说和传闻的采用等，均为其增加了神秘性，也因此招来了很多非议。总之，《左传》的叙事艺术是非常杰出的，我们可以用前人的话来做总结：“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侮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凛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如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刘知己《史通杂说上》）唐人啖助也在《春秋啖赵集传纂例》卷一称《左传》：“叙事尤备，能令百代之下，颇见本末。”第三节《左传》的艺术成就（中）知识点：1、《左传》写人的广泛性；2、在事件中刻画人物；3、在人物描写中注重对人物个性的刻画；4、细节描写的运用。重点：《左传》写人的特征。一、《左传》的人物描写《左传》记录的历史人物，大约有一千四百多个。其中天子、诸侯、卿士、大夫、将相、武士、学者、说客、祝史、良医、商贾、倡优、宰竖、役人、盗贼、侠勇等。这些人物中有较为详细的事迹或者形象较为鲜明的约占三分之一。其中，统治集团的成员是《左传》描写的主要对象。特别是成就卓著的国君和执政大臣，在他们称霸、当政或任职的若干年内，《左传》留下了他们所作所为的生动记录。由于受编年体结构和分年记事的局限，《左传》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是通过分散在各年的记事融合而成的。其中一种是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个人的性格，从而构成完整的形象，属于“积累型”；另一种是仅写一件事情就勾勒出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出其性格特征，可称为“闪现型”。前者的典型人物如晋文公和子产等，有关他们的事迹往往延续数年或数十年。《左传》的人物描写为我们展示了一幅春秋社会众生图。二、在事件中刻画人物要表现一个人物，必须把他放在事件当中去刻画，否则，人物的形象不会鲜明。《左传》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它在人物描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如晋公子重耳的形象，在国君当中是十分鲜明的一个。他的生平事迹，在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的记事中，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遇难出奔，周游列国；复国即位，励精图治；功成业就，称霸中原。作者以倒叙的手法记叙了重耳遇难的完整经过。书中以“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一语提起，陆续写到他在秦国受到秦穆公的款待，这段文字可谓是“在记事中写人”的精彩段落。在重耳后来的流亡中，作者只是有选择的记录下一两件事情，以表现重耳经过生活的磨练，正在逐渐的成熟，最后终于具备了国家最高统治者的品格。晋文公重耳也就成为《左传》中所描写的霸主形象中最完美的一位国君。《左传》中绝大多数的人物形象是只通过一时一事来表现性格特点。他们的出现虽然一纵即逝，一闪而过，却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象绘画艺术中的速写，几笔便勾勒出人物的生动形象。这类“闪现型”人物中有一大批是“士”的典型，他们的基本性格特征是真诚、尚公、忠于职守、信守誓言。如对晋臣解杨的描写：使解杨如宋，使无降楚，说曰：“晋师悉起，将至矣。”郑人囚而献诸楚。楚子厚赂之，使反其言。不许。三而许之。登诸楼车，使呼宋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将杀之，使于之言曰：“尔既许不谷，而反之，何故？非我无信，女则弃之。速即尔刑！”对曰：“臣闻之，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信载义行之为利。……臣之许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禄也。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