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

1第二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教学目的：通过本章教学，首先使学生从历史和理论结合的双重维度上，深刻理解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既要帮助学生准确认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哲学思想的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贡献，又要使其准确把握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重要意义。通过本专题的教学，还要使学生在准确把握党的思想路线的基础上，进一步理解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所在，明确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就要在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并通过理论创新带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教学重点：1、毛泽东是怎样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2、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3、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基本内容和意义教学难点：1、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2、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之间的关系。教学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和党的思想路线是一致的。因而要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需要首先了解党的思想路线。下面，我们就以分析党的思想路线为切入点，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精髓所在。具体说，从三个方面来学习来讨论。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二、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内容和意义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加粗部分为幻灯片或板书内容）思想路线，又可以称为认识路线，指的是人们的认识所遵循的方向、途径、原则和方法。正确的思想路线，对于一个政党科学地制定和贯彻其政治路线和各2项方针政策，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一）毛泽东是怎样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点）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对我党的思想路线的概括。我先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丢失的孩子。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毛泽东一生共有过十个孩子，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里，他先后丢失了六个亲骨肉。革命胜利后，组织上派人四处寻找，但都没有确切的结果。1961年1月的一天，毛泽东在他的办公室里突然欢喜地呼叫：“嘿，找到了！我丢了几十年的孩子总算找到了！”恐怕很难有人想到，毛主席说的孩子，竟然是一本油印的小册子《调查工作》,该文写于1930年5月。当时，毛泽东在寻乌县作了著名的《寻乌调查》，并在调查基础上写出了这篇杰作《调查工作》。《调查工作》写出后，先在寻乌油印成一些小册子，发给全军学习，后来中共闽西特委又石印成小册子，发给各级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学习。可惜，因长年累月艰难转战，毛泽东本人保存的文章手稿和翻印的小册子丢失了。27年后，福建上杭县有一位当年曾任乡苏维埃政府主席的苏区老同志将其珍藏的一本石印《调查工作》献了出来，龙岩地委将它送到了北京中国革命博物馆。1961年1月，中国革命博物馆将这本小册子送到了毛泽东手中。后来，毛泽东将《调查工作》更名为《反对本本主义》，发行单行本并收进了《毛泽东选集》。请同学们思考：毛泽东为什么会将一篇文章视为自己心爱的孩子？（可以让学生参与讨论）我再给同学们讲一个故事。1943年，中央党校修建了一座可容纳千余人的大礼堂。将要竣工时，人们左看右看，觉得建筑物虽然雄伟、宽敞，可总显得少点什么。于是，有人提议在正面挂个题词什么的。一说题词，大家就很自然地想到范文澜先生。但范老试着写了几条，都觉得不满意，就提议去找毛泽东。毛泽东欣然接受了党校同志的请求，立即叫人拿来四张二尺见方的麻纸。他3秉笔沉思片刻，即饱蘸浓墨，迅速挥毫，瞬间，“实事求是”四个雄健潇洒的大字跃然纸上。那字体兼具山海之势，颇见一代伟人的气度与风采。请同学们再思考：毛泽东为什么以“实事求是”四个字为中央党校题词呢？要回答上面两个问题，需从1929年毛泽东给林彪的一封信说说起。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林彪的一封信中使用了“思想路线”概念。从现在可考文献看，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毛泽东第一个使用“思想路线”这个概念并提出要解决这个问题的。他在这封长达8000字的信中，详细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存在的种种争论并在分析其错误的思想观点产生的原因时，把问题提到了“路线”的高度，使用了“路线”、“政治路线”、“指导路线”、“思想路线”等几个概念。同年12月，毛泽东在主持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文中谈到，要纠正主观主义，就要：“（一）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二）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这两条什么意思？前一条是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一条是说要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了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那么，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也就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只是当时还没有使用这样的语言。更具有标志意义的是毛泽东视为自己心爱孩子的《调查工作》一文，即现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中的《反对本本主义》。毛泽东是针对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的。当时，王明等人认为，对共产国际路线百分之百的忠实是使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和苏维埃革命更加胜利的唯一道路和保证。这种脱离中国实际照抄照搬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的思想倾向，是对马克思主义只言片语的生吞活剥，而不是真正的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此，毛泽东有针对性地第一次提出了“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的科学命题，从而初步界定了党的思想路线的基本含义。“从斗争中”，是说要从实际出发，而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不能搞本本主义；“创造新局面”，是说不能照抄照搬，而应该有创造性。这是唯物论与辩证法在实4际工作中的运用和体现。在此文中，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中国革命斗争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还把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明确为重点反对本本主义，即教条主义。从以上基本点看，《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实际上是反对了当时党内和红军内的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即本本主义的路线，代表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即反对“唯书”、“唯上”，主张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我国具体实际情况相结合的思想路线。可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雏形这时已经具备了。在这种意义上说，在“寻乌调查”中“怀胎”、“分娩”的《反对本本主义》，在几十年后失而复得，确是弥足珍贵，难怪毛泽东说“我的孩子找到了”。但遗憾的是，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和《反对本本主义》中所提出的这些正确的思想和他在实际工作中所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路线和工作方法，当时并没有被党中央大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不仅如此，30年代初期，处在中共中央领导地位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甚至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正确的思想讥为“狭隘经验论”而加以指责，并在实际工作中排除了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正确领导。自1931年6月王明主持党中央工作以来，王明“左倾教条主义”一度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主导地位。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很大的解放。但是，“党内有些反对毛泽东思想的人并没有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这些教导而改变他们的立场”，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还在作祟。1937年，毛泽东在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等著作中对党的思想路线做了系统的哲学论证,深刻阐述了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以及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但是，1937年11月王明来到延安后，其“左倾”教条主义又发展成为右倾教条主义，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于统一战线的错误。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桥儿沟召开。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报告中，在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任务的同时，第一次借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来提倡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科学态度，指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1]。会议经过正确的批评和斗争，基本上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王明在口头上5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作用，表示要统一在中央和毛泽东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但是，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影响依然存在。有鉴于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组织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经验、路线,进行认真地学习和清理。这就是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延安整风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强调调查研究，提倡实事求是。毛泽东在多次讲话中都强调实事求是。据袁宝华（当时参加过延安整风运动的干部）回忆，1941年11月，毛泽东在中央机关精简后的第一次干部会议上主要讲的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在讲话中说，过去我们湖南人看到外国人手里提着个文明棍，穿的裤子裤缝都是直的，于是断定外国人的腿不会打弯，要不为什么手里提着个文明棍，裤缝是直的呢？毛泽东通过深入浅出的解释，分析了坚持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的重要性。而要做到实事求是，就需要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亲自带头，真正沉下去，到农村到工厂进行调查研究。为了统一全党思想并为制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奠定思想基础，在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从思想路线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性。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他认为，不注意客观情况研究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党性不纯的表现，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统一的态度就叫做没有党性，或叫做党性不完全，将能否坚持实事求是，提到了党性纯不纯或有没有党性的高度。此后，毛泽东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写了“实事求是”四个字作为校训。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全党得到了确立。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准备了思想条件，成为中国革命胜利的根本思想保证。七大以后，“革命发展的那种排山倒海、摧枯拉朽迅猛异常的形势真是大大超过了预料。今天回顾起来，全党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通过延安整风掌握了毛主席倡导的实事求是这个作风，的确起了决定的作用。”小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程。党的思想路线的问题应该说早已存在，但是自觉地提出要解决思想路线问6题却是后来的事情。它不是科学理论的简单推导，而是实践经验的总结，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经验的结合。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强调实事求是，并从中国实际出发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他曾针对“大跃进”的“左”的错误，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把实事求是的精神恢复起来。但是，这一时期，党在实际工作中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不久，正确的思想路线又受到更大的干扰和破坏，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更大的曲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党的思想路线如何重新确立和发展的呢？（二）邓、江、胡领导的党对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贡献（重新确立和发展）理解这一问题，要从1977年说起。“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但向前涌动的历史潮流遇到了严重的阻碍。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1977年8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大正式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代表们也不再挥动红宝书，但耳边听到的依然有这样的语言：“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胜利结束，决不是阶级斗争的结束，决不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结束。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一个严峻的选择摆在了人们的面前。邓小平敏锐地看出了这个影响中国何去何从的要害问题。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他在1977年4月给中央的信中说，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的事业。不久，他又指出，“两个凡是”不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评，表现出了巨大的理论勇气，开启了思想解放的先河。这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