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编秦汉文学

第二编秦汉文学概况秦汉文学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兼并六国，自称始皇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随着统一大帝国的建立，秦王朝的统治者进行了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如废除了西周以来分封诸侯王的制度，实行统一的区划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又实行“车同轨，书同文”，用比较简便的小篆和隶书代替秦以前的大篆和其他不统一的古文字；另外，还统一了法令和度量衡等等。实现了几个世纪以来人们所追求的大一统的目标。“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战国时代从此结束，这对后来历史的发展是有进步作用的。但是，秦王朝是建立在对人民残暴的镇压和压榨基础上的。滥用民力，残酷剥削，包括修筑长城和建阿房宫、骊山陵等，征发劳力三百万，占当时约二千万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为巩固和加强统一帝国的统治，它又企图消灭人民的反秦武装，“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铸以为金人十二”等等，并打击旧贵族、地主的反秦力量。为了控制人民思想，消灭一切反秦意识，它在思想上实行了一些极端措施：“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史记·秦始皇本纪》）它不仅焚书，而且还坑儒。曾一举坑杀儒生四百六十余人。在这一反动政策下，何谈文化的发展和建树呢？秦王朝统治的十多年间，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大浩劫，是文化发展的中断。二、秦文学是一片空白。遗留下来的秦文献，只是秦始皇封禅时，散见于泰山、琅琊台等几处的刻石，大都是些歌功颂德之作，千篇一律，谈不上什么文学价值。《吕氏春秋》和李斯的一些散文是有名的，但它们也都产生在秦帝国统一之前，实际上是战国末年的产物。一般的，为了文学史上衔接上的方便，姑且将其算在秦代来叙述。而实际上，在严酷地钳制思想、摧残文化的暴秦时代，是没有产生一个作家和一部作品的。三、《吕氏春秋》是秦统一以前，吕不韦召集门客集体编纂的。全书由十二纪、八览、六论组成，后世又简称之为《吕览》，共二十余万字。《汉书·艺文志》将其归入杂家，认为它是先秦以来阴阳家、儒家、墨家等各家的折衷和调和。《吕氏春秋》的产生是有它的时代需要的。编著者的主要目的是想“取于众”，即所谓择众家之长，构成一个统一的体系，来为秦的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做理论上和舆论上的准备。但事实是，先秦各家之说，都是自成体系的，因此，用拼凑的方式是达不到目的的。所以，它从思想内容上看，颇失于庞杂不伦。但从其保存史料上看，是有一定价值的。特别是，同其他先秦子书一样，有不少地方借寓言故事说理，保存了大量寓言作品，增加了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如著名的“刻舟求剑”、“掩耳盗钟”（亦见于《淮南子·说山》篇，后世流传中则改为“掩耳盗铃”）等寓言。古有高诱注本。四、秦时唯一著名的散文家是李斯（？—前208），他与韩非都曾就学于荀况，学成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后至秦（曾任长史、客卿、廷尉）丞相。在分化瓦解六国，建立统一的秦王朝、实行郡县制，巩固中央集权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历史作用。但李斯为了个人的私利，谗害韩非，参与赵高、胡亥沙丘政变的阴谋，最后为赵高谋害，腰斩咸阳。李斯的散文，议论风发，文采斐然，基本上皆为秦统一之前创作，代表性作品为《谏逐客书》。此书写于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十年（前237年），是李斯谏劝秦王取消错误的逐客令而要有气量容纳人才的。全文议论驰骋，气势奔放，排比铺陈，极富震撼力，是以篇趋向骈偶化的政论散文。前人曾将其追任为“骈体初祖”（李兆洛《骈体文钞》），其文风对后世颇有影响。秦统一后，李斯赞助秦始皇推行摧残文化的政策，除写了几篇阿谀奉承的碑文外，再也没有什么佳作了。五、秦传至二世，人民不堪忍受暴秦的统治，爆发了陈涉、吴广领导的农民大起义，接着是连续五年的楚汉战争，代之而起的是汉王朝的建立，国家复归于统一。汉王朝统治阶级接受了秦朝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减轻剥削和压迫的措施，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社会较为安定，这就是历史上所谓的“休养生息”和“文景之治”。汉初，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余波还在，一些作家继承战国诸子的优良传统，能够关心国家社会的一些重要的实际问题，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各抒己见，这就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的作家有贾谊、晁错等。他们的政论文，议论风发，畅所欲言，富有炽烈的感情。贾谊的《过秦论》是西汉散文的名篇，文章按历史顺序叙述了秦亡汉兴的经过，主要论述秦为什么灭亡，汉朝的统治者应该从秦的快速灭亡中吸取什么教训，并引用谚语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仅说理透彻，而且感情充沛。鲁迅先生曾称赞这篇文章为“西汉鸿文”，并说它将“沾溉后人，其泽甚远”（《汉文学史纲要》）。晁错的代表作品有《论贵粟疏》、《贤良对策》等，这些痛陈时弊的文章，对后世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六、汉初的韵文：主要有继承楚辞余绪的骚体赋和楚声短歌。汉初的骚体赋作者，由于时代生活的不同，多缺乏屈原那样强烈的思想感情，故多属模拟之作，也有少数是抒发作者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的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鵩鸟赋》和淮南小山的《招隐士》等，均是比较优秀的辞赋作品。“楚声”本是楚国民歌，秦末起义者陈涉、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刘、项都能作一些楚歌。如项羽的《垓下歌》，刘邦的《大风歌》。前者表现了英雄末路的悲怆，后者表现了定天下的宏图，都十分慷慨激昂。七、汉代最为鼎盛的文体是赋，被称为一代文学之盛。武帝时期是西汉的鼎盛时期。汉武帝在文学上提倡辞赋。这时期的赋作家大都是武帝左右的侍从之臣。武帝通过这种方法，鼓励他们创作辞赋，“润色鸿业”。因武帝是在汉初六七十年休养生息、经济力量十分雄厚的基础上即位的，当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史记·平准书》），在此背景下，汉朝对内镇压宗室叛乱，控制边远地区，削弱地方封建势力；对外抗击匈奴，扩展边疆。如果从反映当时统一大帝国的繁荣和气魄来讲，也有其一定的时代意义。但它终究是为迎合统治者而写作的东西，虽然汉赋被后世尊为一代文学之盛，但真正标志汉代文学最高成就的并不是汉赋，而是散文中的《史记》和诗歌中的汉乐府民间歌辞。八、历史散文——《史记》汉武帝为了实行思想统治，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而结束了战国以来百家争鸣的活跃局面。一部分士人“白首穷经”去探讨经学、学术，一部分士人则作些歌功颂德的辞赋，流为弄臣、俳优。而伟大的历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却能拔出流俗，表现出强烈的反抗精神和创造精神，写出了一部辉煌著作《史记》。《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它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记述了我国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时代三千年间的历史。司马迁自述他写作《史记》的目的是“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安书》），即以朴素唯物主义观点，总结说明古今历史的发展演变，以表达自己的独到的历史见解和社会理想。《史记》热烈地歌颂了一些出身中下层社会的人物；描述了许多卓有贡献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爱国者，赞扬了他们的光辉业绩。对历史上的一些黑暗势力，诸如暴君、酷吏、变节者，都作了无情地揭露和批判。尤其是他敢于揭露当代的开国之君和当世的帝王，表现了刚正不阿的非凡胆识。总之，《史记》不会以涉高位者之嫌而隐善恶，不以成败论英雄。这正是《史记》一书的独到之处，也正是司马迁伟大的地方。《史记》不仅是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它开创了以写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生动地描写了一系列的人物形象，使人们在阅读这些人物传记时，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历史的人物画廊一般，它在文学上的价值并不低于它的史学价值。《史记》生动、简练、气势而流畅的语言，不仅是后世散文作品的典范，而且它在描写人物、组织情节等诸方面的技巧，也是后世小说家、戏曲家学习的榜样。九、汉乐府：汉代从武帝开始，提高了官家掌管音乐的机构——“乐府”的性质和地位，扩大了“乐府”的规模。制定乐谱、搜集民间歌辞等。经乐府机关收集整理的汉代民间歌辞，后人称之为“乐府民间歌辞”，其时文人为乐府机关仪式需要而创作的诗歌，被称之为“乐府诗”，这些民间歌辞和诗歌也简称为“乐府”。这是继《诗经·国风》后，再一次以民间创作给诗坛带来新鲜血液的时期，为文人的诗歌创作提供了优秀的范例和新的推动力。他以现实主义的方法、多样的形式，特别是发展了叙事诗的形式，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汉代人民的苦难生活和思想感情。主要内容有：１）反映劳动人民穷困生活和受压迫、遭迫害的作品。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2）揭露战争和徭役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饮马长城窟行》等；3）反映男女爱情和被压迫妇女的诗篇。如《有所思》、《上邪》、《陌上桑》等，乐府民歌中的《上山采蘼芜》、《白头吟》、《塘上行》是写弃妇的作品等；4）也有少数反映劳动情趣的民歌，非常清新、可喜，优美动人。如《江南曲》等汉乐府民歌，在我国的诗歌发展史上，是继《诗经》、《楚辞》之后，第三个重要的发展阶段，它不仅以进步的思想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影响着后代，而且，它具体地酝酿了五言诗体的产生。东汉文人五言诗，是在东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今存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文人五言诗的代表作品。最早被收录在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梁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里。诗歌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类：1）写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如《行行重行行》、《青青河畔草》、《涉江采芙蓉》、《迢迢牵牛星》；2）写宦途失意者的苦闷和彷徨，即所谓的伤时失志之作。如《明月何皎皎》等。这组诗歌以高度的艺术造诣，开创了我国抒情诗的新风格。秦汉文学是在先秦文学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综上可知，它无论是在散文上，还是在诗歌上，都取得了某些新的成就。这些成就，为紧接而来的建安文学高潮的到来准备了条件。第一章秦时的民歌与散文一、民歌秦始皇派遣大将蒙恬在北边修筑长城，以防御匈奴的入侵和骚扰。贾谊《过秦论》说：“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蕃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长城的修筑，有利于保卫国土和民众的安全，但因其工程十分得浩大，动用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给广大的老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于是，便自然会出现有不少的歌谣赋颂、传说故事等。《水经注·河水》引晋人杨泉《物理论》曰：“秦始皇使蒙恬筑长城，民歌曰：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餔。不见长城下，尸骸相支柱。”（《中国文学作品选注》第1卷191页）诗歌五言四句，韵律和谐。对后来五言诗的发展应该有不容忽视的作用。《玉台新咏》载陈琳《饮马长城窟行》：“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杜甫《兵车行》：“信知生男恶，反是生女好；生女犹得嫁比邻，生男埋没随百草。”后者皆脱胎于这首民歌。二、散文（一）吕不韦及其《吕氏春秋》（192页）。选学《察今》。（二）李斯及其《谏逐客书》（194页）。第二章汉赋一、汉赋兴盛的社会原因和渊源汉赋的作者大都是所谓“言语侍从之臣”。这种依从于帝王的文学侍从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同汉赋的兴盛密切相关。从历史上看，他们是从战国的游说之士转化而来的。汉初诸侯王承袭战国的养士之风，招致四方游士。但列国争雄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这时期朝廷与藩国间的矛盾也没有给他们留下多少活动的余地，因而自然地转向新兴的辞赋以驰骋其雄辩的才能。鲁迅说过：汉初藩国的“辞令文章，长于辟（同捭bai，三声）阖，犹战国游士之说也。”（《汉文学史纲要》）。《汉书·艺文志》所录严忌赋二十四篇，枚乘赋九篇，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篇，长沙王群臣赋三篇，以及司马相如《子虚赋》等，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汉武帝反对诸侯及大臣养士（武帝时大将军卫青说：“自魏其、武安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在削除诸藩之后，他搜罗和征集了一大批文人集合在自己的周围，有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东方朔、枚乘等人。这些人就成了常常在他左右的文学侍从之臣。“朝夕论思，日月献纳”，为武帝歌功颂德。由于武帝本人也是辞赋的作者和鉴赏者，《汉书艺文志》说武帝赋两篇，今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