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田信长与曹操的比较

织田信长与曹操的对比学号：20080307141003班级：历史08-10姓名：崔静楠织田信长与曹操的对比摘要：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变具有其个别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中日两国有两位无论是历史命运还是个人风格都非常相似的伟大人物，曹操和织田信长。关键字：织田信长曹操比较正文：普列汉诺夫在《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中说“一个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并不是因为他个人特点使各个伟大历史事变具有其个别外貌,而是因为他自己所具备的特性使自己最能致力于当时⋯⋯所发生的伟大社会需要”。中日两国有两位无论是历史命运还是个人风格都非常相似的伟大人物，曹操(155—220)和织田信长(おだのぶながOdaNobunaga，1534—1582)，即是颇具可比性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个案。曹操，沛国谯(今中国安徽省亳州市)人，东汉末年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诗人，三国时代魏国的主要缔造者，后为魏王。曹操出身低微，其父曹嵩是宦官曹腾之养子，“赘阉遗丑、本无令德、盪狡锋侠、好乱乐祸”，在屡被骂为“阉人之后”的耻辱中，曹操靠着建功立业的强烈信念和高人一筹的智谋胸怀，通过自身的不懈努力终成一代霸主，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织田信长，尾张国那古野城(今日本名古屋市)人，是活跃于安土桃山时代(1573—1603)的战国大名。他控制以近畿地方为主的政治文化核心地带，是日本战国时代中晚期最强大的大名。织田信长以统一日本为大业不断打破陈规陋习，并以他天才的决断力，使混乱的日本逐步恢复秩序，他还积极与荷兰等国进行贸易。但在离统一日本仅一步之遥时，突发本能寺之变，遭到部将明智光秀背叛而剖腹自杀。织田信长生前官至正二位右大臣，大正天皇时追赠为正一位太政大臣。曹操和织田信长所处的中国三国时期和日本战国时代，虽然前后相距一千多年，但是都处于各自国家的战乱时期，曹操因其复杂的个性和经历被人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织田信长则以“第六天魔王”名号存在于官方和民间的历史记忆中。个人的命运离不开所生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正所谓“时势造英雄”，曹操生活的时期(208—280)，正是东汉王朝式微、诸侯并起而天下大乱的动荡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以后又一个较长时期内战乱频发的时代。织田信长则生活在日本的战国时代(1536—1598)。这两个时代的共同特征是，天子权威衰落而诸侯并起，中国当时是豪强地主和贵族阶层纷纷拥兵自保，如江东的孙氏父子，河北的袁绍，西凉的马腾、韩遂，徐州的吕布，辽东的公孙瓒等，日本则是各地的大名豢养家臣武士相互攻伐，如骏河的今川义元，甲斐的武田信玄，三河的德川家康，越后的上杉谦信，越前的朝仓义景等。在这样的特定背景下，曹操采取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策略，而信长则是用“天下布武”的战略建立了霸权。《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在《魏书·武帝纪》篇末是这样评价曹操的才能的:“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字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公元200年10月，曹操在官渡(今河南中牟县东北)以少胜多挫败河北袁绍。201年在仓亭(今河南管县东北)再次击破袁绍大军。曹操在政治上逐渐取得优势的局面直接得益于他的政治策略，即“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蓄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攻邺的胜利使曹操终于摆脱了“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制约，转到袁绍能为而未为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上来。曹操随后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军事攻势。207年12月北伐三郡乌桓，彻底铲除了袁氏残余势力，基本统一了中原地区。211年7月，曹操领军西征击败了以马超为首的关中诸军。213年，汉献帝派御史大夫郗虑册封曹操为魏王，以冀州、并州等十郡为魏国封地，于邺城建立魏王宫铜雀台，享有天子之制，获得“参拜不名、剑履上殿”的至高权力。215年攻占阳平关，击败、降服了汉中张鲁，至此，三国鼎立之势基本成型。220年3月15日，曹操于洛阳逝世，曹丕继位后不久称帝，追谥曹操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史称魏武帝。信长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策略，他完成尾张统一的翌年，即在1560年5月击溃兵力10倍于己的劲敌今川义元。永禄十一年(1568)通过夺取传统政治中心京都，织田信长结束了战国时代，向国家统一迈出了第一步。天正元年(1573)，足利义昭被织田信长逐出京都，室町幕府灭亡。天正三年织田信长击溃日本中部最强大名武田胜赖的军队，总计平定26国。天正十年，信长在京都本能寺遭到部下明智光秀袭击，被迫剖腹自杀。但是，“天下统一的潮流已经蔓延到全日本，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最终由他的战友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完成”。可以说是织田开创了300多年太平盛世的德川时代，也可以说是明治、大正天皇时代的渊源。从现实来看，今天的日本政府也继承了信长建立的政治版图，即信长是开创日本国民新时代的奠基者。他作为承启德川时代和统一日本的先驱人物而载入史册。信长在统一战争中的表现是十分突出的。他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历史人物。他足智多谋,勇于进取。他改进木枪长度,广泛使用铁炮,建立以“足轻”为主体的陆军和以铁甲炮舰组成的水军。他不屈从传统,以“天下”秩序维护者自居,不信神佛,不计门第。他首次提出完整的城市工商业政策,大规模地着手整顿庄园制度,在超“国”界的全占领区内废关筑路、统一货币和度量衡制。在统一战争中对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军事制度、经济制度乃至思想意识形态各方面,他都有一些惊人的改革和建树。《信长公记》今译本的译者拼山润曾把信长的统一看成是明治以前两次全国性社会大变革之一,认为信长是集清盛、义仲、义经、赖朝以至北条的事业功于一身的“有破有立的大人物”。曹操和信长的毕生性格除了带有乱世的适应共性之外，也留有文化背景和个人经历带来的鲜明烙印。曹操年少时任性好侠、放荡不羁，不修品行，不研究学业，所以没有人认为他有什么特别的才能，只有梁国的桥玄等人认为他不平凡，桥玄对曹操说:“天下将乱，非命世之才不能济也，能安之者，其在君乎?”信长曾经只带了几个人就在清洲城放火，从年少时期就可以看出其过人的胆量。信长能够叱咤沙场，同曹操一样，也是由于他不拘一格，执行不拘泥于身份、家世的实力主义政策。丰臣秀吉是农民的儿子，但因为信长的提拔得到重用。他曾奏请天皇对有功将士裂土封赏、锡赐名位，因此部属都竭尽心力为他效命。比较起曹操的深思多虑，织田信长则显得率性和本真很多，有时也相当的偏执，刚愎自用。信长是一个相当迷信自身感觉的诸侯，听不得别人的劝说，他的行军打仗、排兵布阵没有定数章法，很大程度上是本人的军事天才的即兴发挥。他几乎是理智和癫狂的矛盾结合体，1571至1574年他先后镇压了伊势长岛和越前的起义，屠杀几万人。信长有时深思熟虑，有时却又荒诞不经，不善于处理内外的各种矛盾，以至于手下大将明智光秀起兵反叛，葬身家臣手中。虽然曹操城府极深，信长是基于自身天才的即兴发挥，但是二人变化无常、难以琢磨的行为都展现出人性的复杂一面。许多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不止一种面目与形象，一种是正史上记载的“历史形象”，另一种是文艺作品和民间传说中的“文艺形象”。历史记忆只是要指出一种事实，即历史不仅仅是发生过的事情，而且还是人们想象中过去发生的事情。要详细了解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最好的方法是阅读他们家喻户晓的文学作品。两者存在着联系，然而未必一致。历史科学在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时，它主要是从纵的方面来衡定其功过，看他对整个历史进程起的是促进还是促退的作用。然而历史人物一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则不能不接受对他个人品质的道德评价，而且文艺一般要求截取一个横断面来进行描绘。历史上对曹操和信长的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两人以自身独特的风格魅力而屡次成为文学创作的对象，评价褒贬不一，颇有争议是由于将文学创作和真实历史混为一谈而造成的，二人集中涵盖了千百年封建统治者的复杂个性。然而，曹操作为权臣没有称帝，信长也始终没有逾越诸侯和天皇的界限。关于信长与天皇的关系，一部分人认为，信长“日本一统”的根基在于对“皇室的尊崇”，所以天皇理应是上位;另一部分人认为，信长不接受“将军”的官位，就可看出是想推翻天皇。面对种种疑虑和猜测，我们可以尝试结合个人和文化模式来分析。从一个民族的原始信仰和崇拜往往可以发现其价值取向，而这种信仰与崇拜往往积淀为文化发展方向和价值选择的决定力量。两国传统的道德准则和价值观起到了约束作用，信长敬让天皇的行为还可以从神道对日本文化的影响得到解释。总而言之，传统史观对二人的评述多少带有浓厚民族文化烙印的价值取向影响而趋于简单化，曹操的形象被一再贬化而极富争议，而织田信长则在叙写历史真实的同时，加入了一些浪漫色彩。参考文献[1]卢弼．三国志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2．[2]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87．[3]潘民中．曹操攻邺之役研究[J]．许昌学院学报，2009，(1)．[4]鬼谋者．织田信长·天下野望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10．[5](日)秋山骏．信长[M]．东京:新潮社，1996．[6]太田牛一《信长公记》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版[7]汪公纪．日本史话[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8]钟志强．曹操的被误解与再理解———兼谈曹操形象中不可忽视的一面[9]张伟明．历史记忆与人类学研究[J]．广西民族研究，2005，(3)．[10]曲朝霞．《三国演义》与《德川家康》中的爱情之比较[J]．电影文学，2010，(15)．[11]沈伯俊．再论曹操形象[J]．中华文化论坛，2007，(3)．[12]高小岩．浅析日本的武士道精神[J]．日本问题研究，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