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苏联东欧的发展与变革

1第四章苏联、东欧的发展与变革第一节战后苏联的历史进程一、赫鲁晓夫揭开改革序幕（一）．斯大林晚年的苏联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胜利极大地提高了它的国际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战前确立的“斯大林模式”体制，战后初期，是这种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走向其顶峰的阶段，同时也是这种体制逐渐僵化、表现出危机症兆的阶段。战争给苏联造成了人力和财产的巨大损失，战后，苏联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第四个五年计划（1945～1950），其目标是重建被战争破坏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把国民经济推向新的发展高度。四五计划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在冷战背景下把军事工业继续置于突出的地位。到1950年，苏联的工业建设在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领域取得令人嘱目的进展，恢复和新建了6200个大企业，建成了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进行了首次核武器试验，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其中重工业产值增加1倍多，但是，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很不平衡，轻工业产值只增加22%，农业产值则未能完成计划指标，也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斯大林晚年，“领袖意志”即“国家意志”，国家的发展路线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个人决策，而斯大林在领导国家取得历史性胜利后日益趋向于保守，他把自己建立的体制模式看作唯一正确的社会主义模式，不允许揭露这种体制模式的弊端，更不允许对这种体制模式进行改革。为了扼杀党内外已经出现的改革意识，防止改革势力的形成，从1947年起，斯大林在意识形态领域发动了对所谓“资产阶级思潮”和“反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批判运动，涉及文学艺术、哲学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各个方面，将一批与斯大林观点不甚相同或比较有独立意识的作家、学者、理论工作者打下去，不准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甚至对其中一些人采取了镇压措施。斗争的矛头最后指向被斯大林视为异端和潜在威胁的中央或地方领导干部，类似30年代的政治清洗再度展开。1949年秋，苏联保安机关在斯大林指示下突然逮捕了一批高级干部，其中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沃兹涅先斯基，苏共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罗吉昂诺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波普科夫2等。随后，经秘密审讯，于1950年9月，以“叛国罪”将沃兹涅先斯基等人判处死刑，并予以执行。由于这一案件所涉及的对象大多在列宁格勒担任过领导工作，所以被称作“列宁格勒案件”。“列宁格勒案件”的制造是30年代各种冤案的翻版，其目的就是为了把可能成为斯大林“反对派”的政治势力消灭在萌芽状态，以此确保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和“斯大林模式”的稳固。在政治清洗的同时，斯大林还在理论上制造不可逾越的禁区，用撰写“经典著作”的方式为“斯大林模式”确定理论教条。1952年，斯大林发表了他的最后一部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在这部著作中，斯大林以不容商榷的、下定义式的语句对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商品生产的特殊性、计划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支配地位和资本主义总危机等问题作了论断，从而构建了以“斯大林模式”为范本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体系框架和基本观点，并下令以此作为编写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基础。这样，斯大林用个人的理论权威排除了其他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探索，确立了“斯大林模式”在理论上的唯一正统性。理论的僵化势必导致实践的封闭和盲目。这方面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过高估计苏联社会的发展阶段，提出脱离实际的超阶段发展目标。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尚未完成，斯大林就要求制定新的党纲，明确规定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间表。根据斯大林的设想，苏联将在20～30年内进入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实现无商品货币的按需分配，经济指标全面超过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显然，这是具有空想特征的“共产主义建设计划”，完全脱离了苏联社会的现实基础（当时的苏联尚未根本解决人民群众的温饱问题），同时，这种立足于粗放型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实质上已经落后于战后正在兴起的新一轮技术革命，而斯大林对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缺乏前瞻，仍然固守战前提出的资本主义总危机观点，并以此设定与资本主义竞赛的指标（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指标），把这些指标作为达到共产主义的标准，所以，在超阶段发展目标的背后实际上是落后的、固步自封的发展意识。“斯大林模式”体制的僵化最严重的弊端表现在权力机制领域，即斯大林晚年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权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战争时期斯大林把党和国家的所有最高职务集中在自己手中，战后，虽然有些战时职务取消，但权力的集中程度依旧，党和政府正常的议事程序迟迟不予恢复，被战争中断的党代表大会制度直到1952年才接续上（这时召开的联共（布）十九大与1939年召开的十八大已相隔13年），从战争结束至斯大林逝世的8年间，中央全会也只开过两次（1947年和1952年）。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3家的重大事务都是由斯大林及其选择的少数领导成员进行决策，至于谁能进入决策圈子，也就意味着受到斯大林的信任，反之则可能遭贬黜，甚至被清洗。由于集权体制的正常形态被破坏，权力机制的运行几乎完全依赖个人意志，因此，随着斯大林晚年身体的逐渐衰弱和思维方式的日趋偏执，他对苏联社会的负面影响也日益加深，一位患病领袖的偏执性思维在权力不受任何制约的状态下，甚至会制造出荒唐的病态社会现象。1953年1月13日，塔斯社报道了一条耸人听闻的消息，据称，苏联保安机关破获了一个由15名克里姆林宫医生组成的反革命间谍集团，这些医生受帝国主义情报机关和国际犹太民族主义组织的指使，企图用有损于健康的医疗方法谋害苏联领导人。这个所谓“医生间谍案”没有任何事实根据，是保安机关迎合斯大林的病态心理而蓄意制造的。这类案件的发生即使在政治清洗周期性进行的苏联也属荒唐之举，它表明，“斯大林模式”的运行已经偏离常态，这个僵化的体制已成为苏联社会继续发展的障碍。斯大林去世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而逝世。作为过渡性的领导班子，马林科夫继任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主持党中央书记处，在领导核心中居突出位置的还有主管外交的莫洛托夫和负责保安机构的贝利亚。由于“斯大林模式”体制缺乏民主选择机制，所以权力的继承是通过权力斗争来完成的。这场斗争很快就在过渡班子中展开了。斗争的第一回合是清除贝利亚。贝利亚当时控制着保安机构和内务部队，凭借30年代建立的镇压机制凌驾于党政机关之上，对其他领导人构成了威胁，因此，遭到领导班子大部分成员的嫉恨。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赫鲁晓夫联合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中央主席团成员，并在朱可夫等军队领导人的支持下，对贝利亚采取了行动。1953年64月26日，按预先部署，在中央主席团会议上逮捕了贝利亚，随即在7月上旬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将贝利亚开除出党，并将其送交最高法院审判。12月23日，最高法院以“叛国罪”判处贝利亚死刑，即行枪决。贝利亚（二）．赫鲁晓夫执政及其改革清除贝利亚提高了赫鲁晓夫的声望。在1953年9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当选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确立了他在党内的最高地位。接下去，赫鲁晓夫与马林科夫的矛盾逐步凸现，权力斗争进入第二回合。在同马林科夫的斗争中，赫鲁晓夫利用当时党内外普遍希望调整经济政策的情绪，向主管经济工作、又缺乏改革精神和领导能力的马林科夫发起进攻，迫使马林科夫承担政策失误和领导不力的责任，最后把马林科夫挤出了领导核心。1955年2月，马林科夫被迫辞职，由赫鲁晓夫提名的布尔加宁接任部长会议主席。这样，党政大权都集中到赫鲁晓夫之手，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斗争暂告一段落。赫鲁晓夫执掌党政大权开始了苏联历史的一个新阶段，因为正是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展开了对“斯大林模式”的改革尝试。赫鲁晓夫的改革方针确立于1956年2月举行的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作的中央工作报告提出了关于国内外形势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一些新观点。国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了两种社会制度国家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及资本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的“和平过渡”，这是对斯大林“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的修正；国内方面，赫鲁晓夫强调恢复和加强法制，为“列宁格勒案件”等冤案平反，改变保安机关权力不受制约的非正常状态；党的建设方面，赫鲁晓夫要求批判“个人崇拜”，恢复“集体领导原则”。为了以更明5确的立场表示自己与“斯大林时代”决裂，赫鲁晓夫不顾中央主席团其他成员的反对，在结束大会议程后，于2月24日深夜至次日凌晨召集大会代表，作了以批判斯大林为主题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的记录稿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秘密报告”从破坏集体领导原则、破坏革命法制、破坏民族关系、导致苏德战争初期失利、制造个人崇拜等方面列举大量事实和案例对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报告长达4个多小时，在代表中引起强烈反响。“秘密报告”在国内并未严加保密，会后不久即向党内外作了传达，报告文本也发给了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团，随之，西方国家的情报机关获得了报告文本，并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于是，“秘密报告”成为对苏联自身的改革、对国际共运和国际形势均发生重要影响的一个事件。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报告赫鲁晓夫的改革在政治体制领域首先是平反冤狱和加强法制。这是针对“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弊端采取的措施。由于不讲法制的政治性清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其后果十分严重，涉及面十分广泛，所以从平反冤案入手顺应民心，有利于卸掉历史包袱，形成新的政治基础。这方面的工作从苏共二十大前已经展开，二十大后，对30年代以来的政治性案件作了全面的重新审查，大部分冤案得到平反，同时释放了90%以上尚在押的政治犯，西伯利亚2/3的劳改营被取消。为了从制度上防止随意制造冤案，撤销了原内务部直属“特别会议”（该机构成立于1934年，集中行使公安、检察、法院职权，包揽从逮捕至处决的全套司法程序）和审理所谓“国事案件”的“特别程序”，缩小了保安机关的权力，并对保安机关进行了调整改组，国家安全事务由新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内务部只负责社会治安。这样，过去那种保安机关自成体系、凌驾于党和政6府之上、只听命于个人的局面得到了改变。在此基础上，还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条例、法规，恢复和加强司法制度，使社会控制进入有序的轨道。与加强法制相联系，赫鲁晓夫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也作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恢复了党代会和中央全会定期召开的正常制度，地方苏维埃的权限也有所扩大。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中央最高层除外）的任期和定期更新也作了规定。总之，赫鲁晓夫在政治体制领域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是纠正一些“斯大林模式”最突出的弊端，使集权体制恢复到比较正常的运行状态，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的民主气氛有所增强，政治环境趋于宽松。经济体制领域的改革重点放在农业方面。鉴于以往国家对农民的强制征粮机制严重压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导致苏联农业的长期不振，赫鲁晓夫在减轻农民负担、振兴农业方面采取了一些比较重大的措施。首先，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价幅度达到2.3倍；第二步更大的动作是取消义务交售制和拖拉机站的实物报酬制（此两项占原农产品征购额的84%），实行统一的农产品采购制度，与此相应，1958年取消了国家拖拉机站，把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此外，还放宽了对个人经营副业的限制，扩大了集体农庄的生产自主权。调整农业政策的同时，赫鲁晓夫还大力提倡垦荒运动，在中亚、西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和北高加索地区组织了大规模的垦荒，大片新垦区成为向国家提供谷物和经济作物的基地。在上述措施的刺激下，50年代中后期，苏联农业一度出现上升态势，1958年与1953年比较，谷物产量增长91%，肉类产量增长62%。但是，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没有深入持续下去，在农业形势有所好转后，国家又开始提出不切实际的农业发展指标，要求在短时期内农业产量赶超美国，于是高征购政策再度推行，农民的负担又趋加重。赫鲁晓夫还不顾国情，盲目地要求将牧草地改种玉米，造成饲料粮的短缺。新垦区因不注意生态保护而导致土壤的沙化，收成递减。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抵消了农业改革的正面效应，赫鲁晓夫执政后期农业又陷入了困难境地。工业管理体制方面，赫鲁晓夫也作过改革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