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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绝命诗《偶成》新解古耜一《偶成》是著名共产党人瞿秋白被囚于福建长汀期间,集唐人诗句而成的一首七言绝句。今见的该诗前有“缘起”,后有“题跋”,经过专家校订的全文如下:一九三五年六月十七日晚,梦行小径中,夕阳明灭,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读唐人诗,忽见“夕阳明灭乱山中”句,因集得《偶成》一首:夕阳明灭乱山中,落叶寒泉听不穷。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万缘空。方欲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烟云过尽时,正我逍遥处。此非词谶,乃狱中言志耳。秋白绝笔。面对秋白的这段“绝笔”,我曾有过一丝不解和迷惑:秋白明言《偶成》一诗“方欲录出,而毙命之令已下”。这仿佛是说,他在牺牲前没有来得及抄清《偶成》;既然如此,《偶成》以及它的“缘起”、“题跋”,为何今又能全璧保存,供我们阅读和研究?后来,无意中读到当年《申报》上关于瞿秋白就义的报道,一切顿觉释然。这篇报道留下了这样的记叙:十七日,奉中央电令,着将瞿秋白就地枪决。翌日晨八时,特别连连长廖祥光,即亲至狱中促瞿至中山公园照相,瞿欣然随之。照相毕,廖连长示以命令,瞿颔首作豪语:“死是人生最大的休息。”廖连长询以有无遗言留下,瞿答:“余尚有诗一首未录出。”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书毕,复步行中山公园,在园中凉亭内饮酒一斤,谈笑自如,并唱俄文《国际歌》、《红军歌》各一阕……歌毕,始缓步赴刑场,手持烟卷,态度镇静,乃至刑场,盘坐草地上,尚点头微笑。俄顷,呼然一声,饮弹而殒矣。原来其中还有这样的周折和细节。秋白由中山公园照相毕,“当即复返囚室取笔书诗一首并序”,显然指的是《偶成》。由此可知,这首诗以及其“缘起”、“题跋”,完成于秋白遇难的当天早晨,堪称是烈士真正意义上的绝命诗。二瞿秋白牺牲前被关押的地点,是国民党中央军第三十六师师部。该师的最高长官——师长宋希濂,在大革命时期曾听过秋白演讲,并读过他的政论文章,因而对秋白有敬重之情。为此,他不但让军医为秋白治病,而且明令在生活上予以照顾。秋白就义后,他甚至还依照其生前嘱托,为其代寄过文稿。在这种情况下,师部一些军政人员便与秋白多有接触和交往,其中少校军医陈炎冰,还得到过秋白馈赠的背面留言的照片和诗词手迹。很可能是借助这类氛围和渠道,《偶成》在秋白就义后,得以辗转外传,流布于社会。但是,由于该诗基调低沉,语涉出世,与秋白以往发表的一些作品风格大为不同,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里,革命阵营里习惯了激情飞扬的同志们,大都不予认可,而将其同《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狱中诗一起,视之为伪作或误传。关于这点,一场曾经发生的舆论风波足以说明问题。1950年6月,南开大学教授、翻译家李霁野,在《文艺学习》发表散文《瞿秋白先生给我的印象》,其文末以“附录”的形式,小心翼翼地披露了作者从朋友处获知的《偶成》。著名诗人臧克家读后,认为大谬不然,很快撰写了《关于瞿秋白同志的“死”》一文,在首都大报刊发,对李文传递的信息提出批评和辨正。臧文指出:这首诗“如果出自一个‘坐化’的释教徒还差不离”,而“对于这样一个烈士的死是多不相称!”进而断言:“这些东西决不可能出自一个革命烈士的笔下,它是敌人埋伏的暗箭,向一个他死后的‘敌人’射击。”而作为秋白遗孀的杨之华,亦当即致函报社,表示支持臧文的观点,不承认《偶成》与秋白有任何关系。面对那个时代的主流观念和强势声音,李霁野只能做出有所保留的检讨。这种简单否定《偶成》真实性的状况,直到历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方得以改观。当时,在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社会大潮的推动之下,经陈铁健、周红兴等专家认真扎实的分析考证,《偶成》一诗的著作权,最终归之于瞿秋白。三围绕《偶成》的真伪问题,文学界和学术界固然曾经有歧见,有争议,只是在这歧见与争议之中,似乎又包含了大体相同的一种现象。这就是:无论当年的斥“伪”者,还是后来的证“真”者,他们对《偶成》本身的精神意蕴与价值取向,都缺乏细致分析和深入阐发,而让目光更多停留在浅表的语词和情绪层面,以致无法真正厘清该诗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在这方面,当年的斥“伪”者自不待言,即使后来的证“真”者似乎也不例外。譬如,一位在瞿秋白研究上颇有胆识和建树的专家,虽然肯定《偶成》出自秋白之手,但却仍然认为:“已忍伶俜十年事”云云,“哀婉凄其”,“伤感低沉”,属于作者“排遣消极情绪的一面”,“甚至反映了他早年追求的佛家消极的出世的思想”。情况果真如此吗?在我看来,将这样的评价放在《偶成》身上,未免失之简单和皮相,甚至是很大程度的误读。事实上,《偶成》拥有相当积极的社会意义和异常高蹈的生命光彩,只是这一切皆因作者身陷囹圄这一特殊的客观环境与主体条件,而被自觉或不自觉地隐匿于迷离曲折的意象和语词之下。而要使这一切浮出水面,豁然明朗,则需要研究者由表及里,溯流讨源,做潜心的解读与通达的阐释。以下笔者不揣浅陋,权作尝试。《偶成》的首句“夕阳明灭乱山中”,集自中唐诗人韦应物《自巩洛舟行入黄河即事寄府县僚友》诗的第四句,原句为“夕阳明灭乱流中”。秋白易“流”为“山”,大抵意在切境。因为原句所记乃诗人的黄河舟行,故有夕阳照水,忽明忽暗,闪烁不定之感;而秋白是“梦行小径中”,自然夕阳西垂,乱山明灭,更为合理,也更为传神。不过,明白了这一点,还只是弄通了该句的字面意义,它的背后分明还有更深一层的包孕。史料已经证明,入狱后的秋白在写《偶成》之前,已完成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浣溪沙》一词的末尾,便是“黄昏依旧夕阳红”的名句。大凡读过这首《浣溪沙》者都认为,结尾一句气象雄浑,意境悲壮,表达了一种生命行将终结,理想依旧美丽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应当看到的是,《浣溪沙》中“夕阳”和《偶成》中的“夕阳”,作为同一作者在同一境遇中相同的意象设置,其内涵是保持着明显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的,后者的“夕阳”,时隐时现,余霞漫天,何尝不浸透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只是”作“就是”、“正是”解——依周汝昌说)的乐观与慰藉?又何尝不承载着一种人生明灭而事业无穷的旷远与坚忍?至于那“乱山”——纷乱的群山,是否暗喻动荡的年代和多变的政局,笔者不敢遽断,但读者尽可开启自主想象,其收获也许更为丰硕。倘若以上分析不谬,那么,我们可以断言:《偶成》的起句并不伤感或消沉。诗的第二句“落叶寒泉听不穷”,集自大历十才子之一郎士元《题精舍寺》诗的第六句,但把原来的“落木”改成了“落叶”。这是否为秋白的误记或误抄亦未可知。好在古文中“落叶”与“落木”相通,全句的意思变化不大。“寒泉”在古诗文里有时通“黄泉”,指人死后的葬身之穴,如唐初王勃就留下了“瞻彼岸而神销……俯寒泉而思咽”的例证。不过在秋白笔下,恐怕是取其另一层更直接的意思:澄澈生动的流水。因为只有流水,方才有声,亦才能“听”,乃至听而“不穷”。这不仅契合原诗的思路,而且与秋白在诗之“缘起”中写明了的“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相呼应。将“落叶”与“黄泉”并置,孤立地看,似有几分荒冷萧瑟,但接下来的“听不穷”三字,复将荒冷萧瑟化为安然静谧,进而使全句远离了厌世和消极。这里,如果我们不避穿凿附会之嫌,由“落叶”而想到“落木”,再想到杜工部笔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千古名句,那么,全句不仅远离了厌世和消极,而且潜藏着秋去春来、万物更替的勃勃生机。从第三句开始,诗作由状写梦境转入直书内心。这一句“已忍伶俜十年事”集自大诗人杜甫《宿府》诗的第七句,且全无改动。同前两句的“悲”中有“壮”或“冷”中含“热”相比,这一句倒真真有几分杜诗特有的沉郁和怨怼。不是吗?“伶俜”即孤零,即《孔雀东南飞》里的“昼夜勤作息,伶俜萦苦辛”。“十年”则是约数,大体指秋白自1927年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到被捕牺牲这一段时间。平心而论,在秋白的革命生涯中,这十年可谓备尝风刀霜剑,活得殊为不易。一方面,他必须面对来自敌人的通缉、追捕和污蔑;另一方面,他又无法摆脱来自革命阵营内部宗派主义势力的误解、冷落、批判和打击;加之胞弟景白在苏联莫名其妙的“失踪”,自己又被冷酷无情地丢在敌占区;还有“无牛则赖犬耕”的疲惫,“枉抛心力作英雄”的无奈……所有这些千端万绪,其个中滋味岂是一个“伶俜”可以尽括,可以了得!而所有这些在秋白这里,又只能藏在心中,压在心底,这需要怎样一种忍辱负重!一句“已忍伶俜十年事”,正是此种心境的写照。当然,即使如此,这句诗也只是流露了秋白生命终结前的些许隐曲和“牢骚”,它与信仰和追求没有太多关系。四在《偶成》一诗里,第四句“心持半偈万缘空”最重要,也最难解。这一句仍集自郎士元的《题精舍诗》,是该诗的第四句。原句为“僧持半偈万缘空”,秋白化“僧持”为“心持”,自然是考虑到了自己的身份与角色。所谓“半偈”是个佛家典故,与佛祖释迦牟尼有关。据《涅槃经?圣行品》记载,释迦牟尼在“佛日未出”的过去之世,“独处其中,唯食诸果,食已,系心思惟坐禅,经无量岁”。帝释见大士(即佛祖)独修苦行,即从天降,化为罗刹,试探其心。罗刹在大士前朗读了过去诸佛所说的“半偈”:“诸行无常,是生灭法。”大士闻“半偈”,心生喜欢,四顾唯见罗刹,便谓:“若能说余半偈,吾终身为汝弟子。”罗刹说:“我今饥逼,实不能说。”大士问:“汝食何食?”罗刹道:“我所食者,唯人暖肉;我所饮者,唯人热血。”大士闻言,坦言:“但能具足说是偈竟,我当以身奉施供养!”还脱下鹿皮衣为罗刹敷座。罗刹于是宣说了后“半偈”:“生灭灭己,寂灭为乐。”大士深思其义,并把偈语写在石壁、道树上。然后,大士“升高树上,投身于地”。此时,罗刹还复为帝释,接住大士之身,安置平地,忏悔顶礼而去。由以上所引可知,“半偈”典故的核心或曰精髓,在于佛祖为求偈竟,可以舍身。这一蕴含丰腴的典故在郎士元的原诗里,不过是构成其禅家意境的语词道具,一闪而过,没有什么特殊意义,但是移植到秋白笔下,却无形中激活了诗人心中郁积已久的悲剧情结——我情愿以鲜血与生命来换取真理和理想,然而,最终却又只能怀着深深的歉疚与遗憾告别现实的一切!那么,一切缘何是“半偈”?这“半偈”分明意味着不完整,不圆满,它在秋白的诗中和心中究竟是指什么?直接答案已无处寻找,我们只能间接地求助于作者的“心史”。不妨再读《多余的话》。在这篇最后的独白里,秋白一再写道:我只有“一知半解的马克思主义智识”,读过“极少几本的书籍”,“认识是根本说不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部分……我都没有系统的研究过。资本论——我就根本没有读过,尤其对于经济学我没有兴趣。我的一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常识,差不多都是从报章杂志上的零星论文和列宁的几本小册子上得来的”。“我对这些学问(指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者注),的确只知道一点皮毛。当时我只是根据外国文的书籍传译了一下,编了一些讲义。现在看起来,是十分幼稚,错误百出的东西”。对于这些说法,我们过去多以秋白的“自谦”或“自贬”视之,但如果联想到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艰难传播和屡遭扭曲,则不能不承认,其中更多属于严格而真诚的自我剖解。或者说秋白是以自己——一位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尚且难免“零星”、“皮毛”和“幼稚”的事实,自觉或不自觉地揭示了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经典学习不够,理论准备不足的问题。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我们再来看秋白诗中的“半偈”意象,那么,说它是作信仰层面的延展,隐喻了作者对自己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准的一种形容和估价——应当不是毫无依据的推测吧。当然,在中国大地上,马克思主义有它的理论传播,更有它的社会实践,沿着这一思路,我们也可以把秋白诗中的“半偈”,理解为尚未成功的共产主义事业。还是在那篇《多余的话》里,秋白尽管留下了一些未必完全妥当的“自我分析”,说了一些“历史的误会”之类的话,但与之同时存在的,仍然有难以割舍的牵挂和无法放弃的期待。譬如,在谈到苏区生活时,他写道:最近一年来,叫我办苏维埃的教育……但是,自己仔细想一想,对于这些小学校和师范学校,小学教育和儿童教育的特殊问题,尤其是国内战争中工农群众教育的特殊问题,都实在没有相当的智识,甚至普通智识都不够!近年来感觉到这一切种种,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很想仔细的亲切的尝试一下实际生活的味道。譬如“中央苏区”的土地革命已经有三四年,农民的私人日常生活究竟有了怎样的具体变
本文标题:瞿秋白绝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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