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传统丧葬礼俗之关系

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传统丧葬礼俗之关系发布时间：2009年05月01日来源：不详作者：李随森，焦建辉361人关注打印转发投稿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传统丧葬礼俗之关系李随森，焦建辉[郑州]中原文物，2002年第4期65-69页--------------------------------------------------------------------------------【作者简介】李随森(1963.11)，男，河南省嵩县人，龙门石窟研究院馆员。焦建辉(1977.3)，男，河南省孟津县人，龙门石窟研究院助理馆员。河南洛阳471023）【内容提要】西魏以降石窟寺中大量出现的瘗葬形式，是佛教传入我国后，佛教信仰特别是其中的“轮回”说与我国“灵魂不灭”传统丧葬观念和“事死如事生”传统丧葬礼俗相结合的产物。东汉到魏晋时期富含佛教文化因素的墓葬为其初期表现形式，随着佛教的深入传播与发展，佛教信徒在石窟寺中凿龛安放死者尸体或骨灰，于是便出现了“石窟寺佛教瘗葬”这种形式。【关键词】灵魂不灭/佛教/道教/石窟寺/瘗葬--------------------------------------------------------------------------------“瘗”者，埋葬也。所谓瘗葬，就是对死者的埋葬方式。自旧石器时代至明清，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丧葬观念、丧葬礼俗，由此而产生了我国丰富多彩的墓葬文化。佛教信徒于我国石窟寺中开窟凿龛以置身灰的埋葬方式，我们称之为“石窟寺佛教瘗葬”。关于其形制及文化内涵等方面的探讨，龙门石窟研究院张乃翥、李文生、杨超杰诸先生已从不同角度各有论述（注：张乃翥：《龙门石窟唐代瘗窟的新发现及其文化意义的探讨》，《考古》1991年第2期；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本文就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与我国传统丧葬观念、丧葬礼俗的渊源关系作一探讨。一《北史?皇后列传》载：西魏文帝时，对漠北的蠕蠕采取和亲的策略，废乙弗皇后。大统六年“遣中常侍曹宠赍手敕令后自尽”，乙弗皇后“乃入室，引被自覆而崩，年三十一。凿麦积崖为龛而葬……后号寂陵”。这是我国文献记载石窟瘗葬最早的例子。据有关专家考证，天水麦积山石窟第43窟即西魏文帝皇后乙弗氏墓，号曰寂陵，其前室置佛教造像，后室即墓穴，纵式葬尸（注：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日本国平凡社，1998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也有大量葬尸和葬灰的瘗穴。龙门石窟瘗窟有39座，其时代均为唐代。宾阳南洞北壁唐贞观廿二年萧氏安葬亡儿的“石龛”，是龙门石窟目前所知最早一例有明确纪年的瘗窟。初、盛唐时期龙门瘗窟形制较为多样，葬式亦有不同，如初唐时期的珍珠泉北崖一号瘗窟为前后室结构，窟前设屋形窟檐，前室东、西壁并有佛教造像残迹，后室后壁横卧葬尸；唐高宗龙朔元年的娄氏瘗窟窟内仍设佛教造像，前后室结构变为单室结构，窟前的屋形窟檐也变为束腰莲柱，而死者尸骨则由横卧式变为坐式；开元二十三年的惠灯瘗窟为单室结构，窟口两侧各雕一力士，死者于窟室内后部半圆形台上作坐式安葬；同一时期的张氏瘗窟呈单室结构，后壁横卧葬尸，窟口两侧造石狮，而力士则变为世俗题材的执剑门吏。除此之外，还有以开元二十六年灵觉瘗窟为代表的近长方体而内外全无雕饰的瘗窟形制。中、晚唐时期瘗窟皆为矩形单室结构，室内后壁横卧葬尸，窟室空间呈不断变大的趋势，其显著变化是窟口及窟内佛教、世俗造像题材完全消失。可以看出，结构简单是唐代后期瘗窟的突出特征。龙门瘗窟唐代前、后期的差别，折射出佛教瘗葬逐渐进入程式化的阶段。龙门石窟瘗穴数量达94座之多，唐代前期瘗穴有两种形制，即瘗穴上刻一石塔的塔形穴和瘗穴上造一圆拱形像龛的龛形穴；唐代后期瘗穴亦有两种形制，即方形穴和拱形穴，此类瘗穴形式划一，结构简单而无雕饰。河南安阳宝山灵泉寺石窟共有塔形龛150余座，从塔铭题记来看，有灰身塔、散身塔、碎身塔及像塔等，这些塔均为安阳灵泉寺及相州附近僧人的骨灰墓塔，其时代自隋唐至北宋（注：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四川巴中石窟的南龛群亦有佛教瘗葬形式的瘗窟和瘗穴发现。其168号窟为葬尸之瘗窟，此外还有众多的塔形瘗穴，其时代为唐宋时期，石塔塔身上部刻一龛，龛内有佛教造像一铺，塔身下部凿一方形穴以安置僧俗骨灰，穴口四边凿有“回”字形框沿，以嵌装石板或木板封堵穴口，这与龙门石窟瘗穴中大量出现的同类现象也是一致的（注：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甘肃永靖炳灵寺石窟大寺沟窟龛群的北段中层岩面上，分布有北宋以降的25个石雕佛塔，其塔身部分凿一方形穴，内置佛教徒骨灰，为塔形瘗穴（注：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四川合川县涞滩摩崖造像群中也有十余个南宋时期的浮雕石塔，其塔身部分凿一方形穴，穴口四边凿有“回”字形框沿，以嵌装石板或木板封堵穴口，这些也是埋葬僧俗骨灰的塔形瘗穴（注：李文生、杨超杰：《龙门石窟佛教瘗葬形制的新发现——析龙门石窟之瘗穴》，《文物》1995年第9期。）。继1921年在甘肃敦煌莫高窟464号元窟中发现一盛装女尸之后，近年来在其北区也发现大量的禅窟和瘗窟，瘗窟一般较小，平面呈方形或长方形，窟顶较低，窟门较矮，内设棺床，以土坯、石块封门。这些发现，丰富了莫高窟的内涵，填补了莫高窟研究的空白，同时也为我国瘗葬文化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文物考古工作五十年》，《新中国考古五十年》，文物出版社，1999年。）。综上所述，我国石窟寺佛教瘗葬形式多种多样，分布较为广泛。瘗窟窟内外设置佛教造像，瘗穴上凿佛龛，或石刻佛塔塔身上凿葬灰小穴，无不体现着我国石窟寺中的这种僧俗埋葬方式与佛教信仰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安置死者尸骨于石窟寺，为死者构建了一个继续礼佛的场所，无非是寄托着死者灵魂往生佛国的美好愿望。瘗窟或瘗穴题记中“当来往生无量寿国”之类言辞，更是这一信息的流露。此外，窟外具有浓郁中国古代建筑特色的屋形窟檐，窟口两侧世俗题材的执剑门吏，又是世俗意识的反映。开窟为室以置尸骨不禁使人联想到我国传统的墓室安葬习俗。瘗窟窟室内安置死者尸骨的平台或棺床，又可在我国世俗墓葬中找到其原型。由此可见，我国石窟寺中的这种瘗葬形式，除具有浓郁的佛教色彩外，还与我国传统的“灵魂不灭”丧葬观念和丧葬礼俗等世俗意识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呈现出佛教信仰和世俗文化的双重色彩。二“灵魂不灭”的观念自旧石器时代即已萌生，新石器时代这种观念渐趋复杂。到了奴隶社会的夏商周时期，这种观念进一步发展，反映在墓葬中表现为除以木质棺椁象征其生前生活空间外，还表现为无论是高级贵族还是平民，都随葬数量、规格不同的实用生活器皿。特别是统治阶级墓葬中以侍从、婢妾、卫兵等为对象的殉人，更清楚地表达了当时人们确信人死但灵魂不灭的观念。从这种观念出发，便将死者生前需要或使用过的东西陪葬以供其继续使用。到了秦汉时期，无论是秦始皇陵所折射出的其生前的宫城都邑图，还是汉代以满城汉墓为代表的对死者生前房屋和府第及其生活的模仿，都明确地流露出当时坟墓是世间生活的折射和生人堂室的再现。究其根源，正是在当时“灵魂不灭”的丧葬观念指导下，才出现了这种“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俗。因此，我们可以说“灵魂不灭”和“事死如事生”是我国传统的丧葬观念和丧葬礼俗。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及其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作为我国传统宗教——道教前身的黄老道学一直占据着当时宗教信仰的最重要位置。而黄老道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便是神仙长生、追求不朽等观念。由于这一观念与我国传统的“灵魂不灭”的丧葬观念有着共同之处，因而在两汉时期的墓葬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西汉晚期开始兴起一种以彩绘壁画为装饰的砖石结构的墓葬，其墓主多为地方豪强和高官显贵。壁画内容除天象外，还以表现黄老道学的神话故事、神仙思想为主，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一类的仙人和表现天上世界的仙禽神兽及日、月、星宿、云气和象征四方星座的四神等。墓室内壁画从内容到形式都与丧葬制度及当时人们的宗教迷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同时期以石刻画像为装饰的石结构或砖石混合结构的墓葬中也出现了大量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四神及象征神仙世界的仙禽神兽等表现神仙思想的画像题材。这类墓葬的大量发现，表明佛教传入我国以前，以神仙长生思想为主要特征的黄老道学无疑是我国当时信仰的主流，同时，这种神仙长生思想又影响着当时的丧葬观念和丧葬礼俗。佛教“轮回”所强调的因果不断、生死轮回，与黄老道学的灵魂不灭而升仙的神仙长生思想是有相通之处的。大量的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表明，佛教传入中国以后相当一段时期内附庸于我国土生土长的黄老道学。当时人们所理解的佛教，不过是祭祀的一种，“而佛也只是神仙的一种”（注：温玉成：《公元一至三世纪中国的仙佛模式》，《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既然当时人们把佛当作神仙的一种，而神仙思想又是当时宗教信仰的主流，同时，佛教的生死轮回学说与我国传统的“灵魂不灭”的丧葬观念也是并行不悖的，因而佛教信仰能很快为当时人们所接受，在当时几种交糅的信仰中逐渐扩大，并在人们的现实生活和墓葬文化中留下了印记。《牟子?理惑论》载：“……明帝存时，豫修寿陵曰‘显节’，亦于其上作佛图像。”东汉明帝于显节陵上作佛像，开始了佛教初传中土以后丧葬制度的新变化。1972年清理的内蒙古和林格尔小板申1号东汉壁画墓，时代为东汉的桓帝、灵帝时期，其东、西两壁顶部的壁画几平全部脱落，前室壁画保存较好，顶部绘云气纹，象征天空。云气纹中绘有四神，南边近中间处绘一风鸟，傍题“朱爵”。“朱爵”西边稍偏下，画有一人骑白象，左上傍题“仙人骑白象”。北边中间画一蛇缠龟，傍题“玄武”。东边墓门上方绘有一蛇形动物，傍题“青龙”。“青龙”之上画有一盘腿坐于云雾中的人物，傍题“东王公”。在“东王公”的北侧稍偏下一些的地方绘有一盘状物，其内放有4个圆球形的东西，在它的左上方题有“猞猁”二宇。西边顶部画有一动物，傍题“白虎”，其上与“东王公”相对称的位置上，也画有一物盘腿坐于云气纹中，傍题为“西王母”（注：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馆文物工作队：《和林格尔汉墓壁画》，文物出版社，1978年。）。据考证，壁画中之“猞猁”即“舍利”，是把它当作佛这一礼拜对象来看待的；“仙人骑白象”则通过“凤凰从九韶”而鼓乐大作来表现佛乘象投胎的降生故事。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灵”及东王公、西王母是早期道教尊崇的对象，而“仙人骑白象”和“猞猁”则表现了佛教信仰的内容。小板申1号墓中所表现的早期道教和佛教内容并存的壁画，一方面反映了当时人们是把佛当作一种神仙来供奉的，另一方面也折射出佛教初传中国后，由于其“灵魂不灭”、“生死轮回”等教义与早期道教和我国传统的丧葬观念有契合之处，因而能很快为世人所接受并为当时的丧葬礼俗注入一些新的因素。1954年发掘的山东沂南北寨村东汉桓帝时期的画像石墓中，中室的八角擎天石柱上，有线刻的神仙奇禽异兽。其东面顶端为坐于华盖下的戴冠东王公，西面顶端则为戴胜的西王母。而其南面，顶端是一饰有项光的立像，头上有束带，腰部系下垂流苏带，衣裙下端作垂幛状，着裤，手中似捧一鱼。下面之物，作人面双首鸟身。按所在方位考虑，应为朱雀。下面是一有双翼的坐像……再下为一羽人。最下之兽，略似龙形。北面顶端之像与南面相同，惟双手似捧一鸟。下面一力士，赤身系短裙，左佩大刀，力拔一树。再下是一翼牛。最下是鸟首翼龙（注：曾昭燏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管理局，1956年。）。俞伟超先生据石柱四面顶端像的相对位置认为他们品格一致，都是受人礼拜的神，又由于南北两面顶端像的形态和东王公、西王母迥异，从而断定二者非同一宗教所信奉之神，而南北两面顶端像所饰的项光，为当时佛教信仰所特有，从而肯定了立柱南、北顶端的立像为佛像。温玉成先生依仙佛模式的理念，除确定南面立像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