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经学发展

浅谈中国经学发展摘要：经学特指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文本形成、传承、流传、诠释，以及经世致用的一套学问，是维护华夏民族统一性和稳定性的知识体系、价值原则和意识形态。经学作为传统国术，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上至先秦，下迄今日，无时不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生活等各个方面。经之所以为经，就在于它所倡导的价值观。所以“经学思想”即是关于经学的“价值”和“意义”的思想。关键词：经学；发展；历史；在中国古代两千多年的历史中，经学一直是社会的指导思想，自《庄子·天下篇》、《汉书·艺文志》以及后世关于经、史、子、集的文献分类等等，有关传统的思想文化的陈述都是以经学为纲统合子学的。后世无论多么伟大的思想家，其影响都是无法与儒家六经相比的。而两千年间的一般知识分子可以不读诸子百家之书，但很少有不读儒家经典的。若一部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不包括经学的内容，你能说它是信史吗？即以子学而言，中国思想家（哲学家）的问题意识，多是从经学衍生出来的，许多哲学命题所讨论的正是经学中的问题，你如果不懂经学，如何能正确的理解那些命题呢？经学的重要性便可想而知了。关于经学，日本著名经学家本田成之认为，“所谓经学，乃是在宗教、哲学、政治学、道德学的基础上加以文学的、艺术的要素，以规定天下国家或者个人的理想或目的的广义的人生教育学。”正如他所言，广义的经学几乎涉及到了意识形态的各个方面。经学既是制度，又是风俗伦理，还是精魂。对于经学史的研究，既不能仅仅把经学看作是封建帝王实行统治的权术，也不能矫枉过正，把一部经学史简单化成一部经学思想史，甚或变成哲学史的蹩脚的替代品。经学是五千年中国文明所形成的规范和指导中国人生存的大经大法，对它的探讨就是从整体上探讨传统中国文明的本性及其可能性。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通常所讲的经学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研究儒家经典，研究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一门学问。所谓经学，指训解、阐述、和研究儒家经典之学。经指《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儒家经典，故系统地研究、探讨儒家群经之学即称为经学。它包括研究和探讨儒家经典产生、演变和发展的历史，对经学文字、名物度数的训诂，对经传义理得阐释发挥，对经书的考据等，都在经学的范围之内。而对经学流派及各派理论演变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关系的研究等，都是与经学相关的经学研究的范畴与内容。中国古代图书分为四类：经、史、子、集，其中经部的书籍即是经学及经学研究的基本内容。然其他各部，如史部、子部、集部、等亦有记载有关经学的材料。由于经学与中国社会及中国文化具有很重要的关系，它渗透在学术文化的诸多方面，所以它也是一种学术综合的学问。经学盛行于汉代，在西汉时称为专门的学术，而它的起源则是在战国。战国的儒家学者已开始阐释儒家经典，好经术、尚礼乐。流传至汉代，经学大盛。孔子在创立儒学时，整理六经，后世根据这些经典，才逐步形成了经学。现在所谓的儒家经典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亦即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在春秋末年，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被人们公认为宝典。之后到了秦代，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的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以致大量先秦典籍丢失，六经除了《易经》以外也未能幸免于难。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赢，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的植入了普通民众之中。从经籍发展来看，西汉时，六经之中，因《乐经》失传，《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又以《孝经》、《论语》与五经相配，合称《七经》，但汉初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因为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精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迄至唐代，将《春秋》、《礼经》各分为三，立三传、三礼之名，儒家经典演变为九部，即《诗》、《书》、《易》、《仪》、《礼》、《周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称为《九经》。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宋初，于《九经》外，复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四部，“《十三经》之名，遂一定而不可复易矣。”宋代理学开始兴起，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此时期，出现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需要而被重新定位，成为超越五经的思想著作。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即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孔子、孟子、王阳明皆被各粝与幕府所尊崇、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清代初期受到明朝灭亡的影响，士人开始思考王阳明路线的弊病，另一方面因为清朝皇帝实施文字狱、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思想控制手段，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的实学与考据路线，遂特别发达，尤其重视以大量的古代典籍以及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等方式来研究经书，甚至进一步考证某些经书的真伪、划分学术流派，可以说，清代初期的经学思想是被明朝遗老们如黄宗羲、顾炎武等人所影响主导的。清末基于时代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的人物。到民国时代以后，西学、政治运动思潮强烈冲击了传统经学地位，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遂下降，经学也就逐渐式微。两岸分治之后，经学在中国大陆上受到毁灭与破坏，特别至文化大革命期间。相对之下，当时的台湾对于经典思想的保存较为完整妥善。今日，中国大陆开始重新检视经学内容，企图以经学立场建立足以与西方价值对抗的中国价值。台湾方面则因政党轮替，在去中国化以本土化为主的思维下，经学研究反而显得低调。中国经学的思维具有极其独特的方式和魅力，它是独一无二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所无法比拟和复制的，例如“疏不破注”、例如“述而不作”等等。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是一笔中华民族可贵和可观的精神遗产。随着我们对外来先进学术思想与方法的学习与运用，我国以经学为核心的传统学术思维方式一定会在与世界学术的融合和贯通中得到更好的发展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