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经济学的基本假设问题和原理

1第一讲经济学基础一、导言：经济学与人类1．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性公理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在某些公理性的假设之上。这些公理主要有以下三个：▲资源稀缺性资源的稀缺性就是指，人们用来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的资源，如土地、劳动和资本等一般来说总是稀缺的。资源的稀缺性表现在，他们在市场上是有价格的，其相对价格的大小和变动趋势就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其稀缺程度。所以，稀缺性不是指一种资源的绝对多少，而是指相对于市场需求来说，其稀缺程度有多大。没有稀缺性的东西就没有价格，或者说价格为零，不会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凡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东西都有稀缺性。▲理性经济人微观经济学是研究人们的经济行为的学科，因此，其研究必须建立在对人的行为的某些基本假定之上。“理性经济人”就是微观经济学对人在运用其资源从事经济活动时的行为的基本假定。这一假定认为，人性的本质是自利，他总是试图在其局限条件下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人的自利性表现在经济行为上，就是人们的经济决策和行为都是建立在这样的行为动机上：以最小的经济代价或机会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如果人的行为是非理性的，市场机制也就不会起作用。▲有限理性但是，必须认识到，人在从事经济活动时虽然是理性的，但是，人的理性能力又是有限的，即人对事物、现象的认识能力总是有限的。正是因为如此，人们才需要制度来帮助他作出决策，尽可能在有限理性的局限下做出正确的决策。市场机制就是这样一种机制，他通过相对价格机制帮助人们认识市场供求的变动趋势，从而帮助人们作出正确的经济决策。如果人的理性能力是无限的，他就可以在没有任何制度的帮助的情况下独立作出正确的决策，因此也就不需要市场机制。有限理性的结论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包括政府在内的任何组织。如果上述公理不成立，那么，市场可能就无法有效运转，或者不需要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能够取得巨大的进展，也反过来说明了经济学假设性公理的合理性。在上述三个公理性假设中，理性经济人是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转的人性基础，而资源稀缺性、有限理性则构成了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局限条件。2．经济学的主题在建立了经济学研究的逻辑基础之后，我们就要追问，经济学研究什么呢？或者说其主题是什么呢？经济学是一门理解人类在资源稀缺性、有限理性这些基本约束条件下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学科，因此，经济学所关涉的经济领域极其多样，如：——土地、资本和劳动这些不同程度具有稀缺性的资源的价格确定，以及价格机制如何在不同的经济领域和产业部门之间配置这些资源，以便使稀缺的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配置各种资源的市场机制是如何运作的；它们怎样将资本、土地和劳动配置给不同的经济部门；——既然人类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的基本局限条件是稀缺性和有限理性，因此，收入如何分配就是一个关涉人类社会不同人群、团体和个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那么，如何在不对经济运行的效率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前提下，保障人们基本的生存条件呢？因此，经济学必须考察收入分配问题；这一问题涉及众多复杂深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2经济学所关注的问题还非常多，如国际贸易；政府的财政税收政策及政府支出等公共政策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经济周期等等。但不管怎样，其基本问题都是稀缺资源的有效利用及收入分配这两个基本问题。因此，经济学的主题就可以提炼为：研究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和服务，并将其分配给不同的个人。需要注意的是，稀缺性是一个相对概念，即相对于人类无止境的欲望来说，满足欲望的资源总是有限的。2．经济学的意义？第一、人类社会和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同稀缺性相斗争，所以经济学是理解人类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的重要工具。分析：经济学家从大家庭制度中看到了什么？在一个社会中，尤其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传统社会中，大家庭制度占统治地位，几乎很少存在小家庭制度，而在现代社会中，则以小家庭制度为主。社会学家针对这一事实，可能对家庭形态进行分析，研究各种家庭形态的社会功能等问题，伦理学可能会研究不同家庭形式下的伦理和道德观念等，但这些研究却无法说明产生不同家庭形态的经济原因，也无法解释在社会变迁过程中，为什么大家庭制度会向小家庭制度发展。而经济学从不同形态的家庭制度的经济功能出发来分析问题，指出，在传统社会，由于人们的收入很低，又不存在社会保障制度，因此，人们大多选择家庭生活成本较低的大家庭制度。而在现代社会，由于政府为公民提供社会保障，人均收收入也远远高于传统社会，因此，人们就愿意选择能够克服大家庭制度中的搭便车和偷懒现象，而且比较符合现代公民追求个性生活要求的小家庭制度。你看，经济学就是以家庭所面临的约束条件为依据来分析家庭形态的选择及其变迁。如果以与家庭有关的道德观念的变化来解释家庭形态的变迁，就很难令人信服：因为这一理由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传统社会中没有发生这种道德的变迁，也无法说明为什么在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即使在城市中也仍然以大家庭制度为主，而经济学则能够给出比较令人信服的解释。第二、经济学在局限条件下的研究方法将我们对人类行为的研究放到了现实的基础上，有助于避免乌托邦式的、脱离局限条件的研究。比如，在现代经济学热情但又冷静的头脑看来，无须进行道德上、价值观上的争辩，便可以运用稀缺性这一基本局限判定，马克思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就是一个典型的乌托邦。再如，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看来，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也许是一个伪问题。马克思从其剩余价值理论中看到了资本对劳动的剥削，而新古典经济学家从其理论中，只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资本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收入用于投资所形成的；这种投资提高了一个经济体的生产能力，是经济增长和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增长的物质源泉。既然这样，资本所得到的高额报酬就是对投资行为和企业家才能的奖赏，而不是剥削的源泉。因此，马克思从资本中看到了阶级对立和革命，而新古典经济学家则从资本中看到了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源泉。第三、要理解人类社会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理性地制定经济政策，就需要学习经济学。比如，为何有的国家和地区长期繁荣与发展，而有的国家和地区则长期贫困与落后？东欧国家和中国为什么要从过去高度集权的中央计划经济向更多强调个人创造精神和自由经济力量的市场经济制度转轨？国际贸易会提高参与国家的福利水平吗？为何有的国家在参与国际贸易的过程中没有提高自己所享有的福利水平？市场机制为何在竞争性的领域中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市场是否存在失灵现象？政府能够纠正市场失灵现象吗？如果对于这一类现象和问题有一个正确的理解，也许就有助于人类避免许多非理性状态下的错误行为，3避免许多错误政策的出台。第四、由于稀缺性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不仅土地、资本和劳动具有稀缺性，时间、精力、各种才能、权力、荣誉等等也具有稀缺性，而且人类的理性总是具有局限性的，因此，经济学注重局限条件的研究方法不仅被用来分析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也被广泛用于分析社会、政治和其他人类现象，使经济学在局限条件下研究人类行为的方法得到了更加广泛的运用，给人文学科的发展、给社会注入了更多的理性的、科学的精神。比如，公共选择理论就是将经济学对市场交易的研究运用于政治领域，分析政治“市场”中的交易行为，这种分析之所以成立，原因之一就在于，权力具有稀缺性，能够给拥有者和相关者带来利益，因此，相关的组织和个人一般都愿意花费一定的代价来进行政治交易，以求得一个对己有利的政策，或者得到其所渴望的政治权力。又如，经济学的机会成本、效用这类概念都可以广泛地运用于解释个人、家庭和组织在局限条件下的决策和行为。又比如，许多人文学者如哲学家、社会学学者、伦理学者，也包括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往往在思考社会经济问题时注入过多的的价值判断，并以这种价值判断为基础提出一些社会政策、经济政策；由于许多这类价值观并不是在充分考虑人类行为的局限条件下得出的，因此往往含有非理性的成分，因此，以这些价值观为基础提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许多都是错误的，最终带来严重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如历史上的许多知识分子曾经是种族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信奉者和鼓吹者，助长了极权政治制度的发展，甚至许多知识分子就曾经明目张胆地主张实行极权政治制度，并且应对种族屠杀、种族隔离制度、战争、极端民族主义等等的发展负一定的责任。但是，在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中，这种情况则相对较少，其思想原因可能就在于，近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是人类在资源稀缺性、有限理性等局限条件下的行为，而这种局限条件并不具有价值观特征，因此其研究具有强烈的实证性；虽然经济学的研究也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价值判断，但这种判断是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这就使其思想充满理性精神，而不为意识形态所左右。如，经济学家研究人，但往往是从劳动作为生产要素的角度，研究工资、人力资本、劳动市场等问题；严肃的经济学者不会关注劳动者的种族属性、宗教信仰和价值观，因此，他们往往反对种族歧视，反对以个人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为依据对人排队，区别对待。经济学家也研究国家，但往往是研究国家对于国际贸易、世界经济发展的实际影响，而不是研究国家的民族性，因此，严肃的经济学家往往是反狭隘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此外，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都是自由市场经济的信奉者，因此，从其理论逻辑出发，他们往往会反对政治上的极权主义，因为他们深知，极权政治会破坏自由市场的自由和平等原则，是自由市场经济最凶恶的敌人；极权政治甚至会取消市场，将所有的资源集中于统治者手中，从而让所有的人都失去自由。当然，我们这里是仅就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而言，在其它偏离经济学的古典传统的经济理论中，也会出现因研究方法和价值观的原因而偏离市场经济原则，而强调政府集权、国家干预的情况。二、经济学的三个基本问题与人类无限的欲望比较起来，，资源总是具有稀缺性，不可能满足无限的欲望。这一基本矛盾决定了经济学必须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生产什么？既然土地、劳动、资本和企业家才能等生产要素总是稀缺的，个人和社会都无法拥有其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我们就必须决定：A.应该用这些有限的资源生产哪些消费性的商品和劳务？是生产更多的食品，还是更多的耐用消费品？是生产更多的电影，还是更多的游戏？4B.一个社会还必须决定，应该生产较多的消费品还是资本品？如果将当期所取得的收入全部用于消费，那么，一个社会就不能提高其生产能力，人们的生活水平就不能得到持续提高；反之，如果将当期收入过多地投入到资本品的生产中，就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现期消费，甚至让人们忍饥挨饿。这实际上就是一个生产组合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大致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一个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技术因素▲与此有关的社会价值观等因素的影响。比如，如果一个低收入国家将其资源过多投入到奢侈品、耐用消费品的生产上，会导致很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因此，这类国家必须将其大部分资源投入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之中。但是，在一个人均收入很高的国家，由于基本生活必需品都得到了满足，社会就可能将相对较多的资源投入耐用消费品、奢侈品的生产品。但是不管怎样，所有的社会都必须满足人们对基本生存资料的需求。在满足了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这一前提下，至于一个社会选择放弃多少某种商品而将节约下来的资源投入另外一种商品的生产，还要取决于很多因素，如资源转移的技术限制、主流的社会价值观等。资源转移的技术限制主要是指有些资源并不适宜于生产某些商品；要将这些资源用于生产这些商品，就必须放弃很多现在用这些资源所生产的商品，这就对资源的转移造成了一种技术限制。社会价值观的影响则是指社会偏好对资源转移的影响，比如，在前苏联和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政府运用其政治强权，将其重工业偏好、军事工业偏好强加给社会，将国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投入到重工业、军事工业中，结果导致人们缺乏基本的生活资料，必须采取低水平定量供应的方式才能勉强维持人们的生存。又如，日本在二战后实现了经济起飞的奇迹，其原因之一就在于，日本社会是一个崇尚节俭的社会，国民储蓄率很高，因而使日本得以将很大一部分当期国民收入投入资本品生产中，从而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