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农业与经济发展(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姚洋)

1第三章、农业与经济发展在这一章中，我们想着重解释T.W.Schultz所提出的传统农业具有“贫穷但有效”的特性，研究贫穷与有效这对看似矛盾的概念为何能共存。在此基础上，我们想探讨和传统农业有关的李约瑟之谜。第三部分将讨论现代农业的特征，集中研究现代要素投入，特别是“绿色革命”的问题。接下来将谈谈农业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在发展过程中，随着收入的提高，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必将下降，这也是经济学理论和现实中都必然成立的“铁律”之一。最后，我们也将讨论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农业改革政策上的失误。一、传统农业传统农业有两大特征。第一，该阶段的生产力水平较低。此特征可以从两方面理解：劳动生产率（即人均生产力水平）较低，以及单位面积产出较低。这两者是有差别的。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劳动生产率在各个国家的传统农业都较低。比如中国，自从秦汉以来，人均拥有的粮食量就没有显著增长。清朝时，农业生产率发展得很快，但人均水平仍旧没有太大变化。直到1950年，中国的人均粮食产出都没有什么变化，只够人们吃饱生存。但在亩均单位面积产出上，中国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比如清代200年间人口增长近三亿，养活这么多的人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靠开荒得来的种植面积增长很少，人们依旧主要依靠单位产出的提高，当然这种提高也是缓慢的。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现代要素投入，传统农业所依靠的仅为三大要素：土地、人力及畜力。所谓现代要素投入，包括高质量的种子、杀虫剂、生物技术、化学技术等等。在过去，想要提高产量，只能靠增加灌溉、问土地要粮食，这就是造成生产力低下的主要原因。第二，即贫穷但有效。换句话说，传统农业进入了一个低水平陷阱。贫穷指的是收入水平低；有效则是指生产组织有效率，所有投入要素的边际产出都等于它的相应价格（即劳动的边际产出等于工资，牲畜的边际产出也等于它们的价2格），于是市场起到了作用，经济达到了一般均衡。这就是Schultz反驳Lewis理论很重要的论点：Lewis当时认为，农村中存在失业，一个工人想找工作会找不到，因为工资高于劳动边际产出，市场并不有效；而Schultz反驳道，即使在不发达社会，边际产出等于工资仍然是成立的，并举出许多例子加以佐证。此点在后面关于二元结构的章节也会再涉及。在此，我们运用“分成租”合约的例子来加以说明。所谓分成租指的是，佃农向地主租土地，并答应到了收成时给地主50-60%的收入，双方各得一部分。在中国南方较普遍的比例即为五五开。马歇尔也曾在《经济学原理》的某处脚注中谈及此问题，他认为，假设总产出为y，那么佃农最终只能得到y的一小部分，譬如y且0.5，相当于一半的活就白干了，其积极性受到打击，对整个社会而言就是一种损失。在马歇尔之后，很多学者都持这种观点，这也是土地改革的一个很重要的论据。土地改革旨在消除剥削，而(1)y正是被地主剥削去的部分收入，因此取消剥削对全社会都有好处。这是一种正统的说法，直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张五常在他的博士论文中阐明分成租实际上是有效的，因为该种制度分摊了风险。当收入y是有风险，受干旱等自然气候限制，若佃农与地主所签的合约是固定租的话，一旦到了收成不好的欠年佃农自己就会没有粮食吃了；而分成租合约能够分摊风险，因为佃农在年末缴纳给地主的部分粮食是由当年的收成所决定的。但是，张五常忽略了另一方面因素，即激励。当很小时，马歇尔的理论还是正确的。而且在张的理论中存在完全可监督的假设，即地主对佃农的工作努力程度完全了解并可监督的，但实际上这种假设是不成立的。这里存在如何激励佃农多投入使得收入增加的问题。Stiglitz将风险分摊和激励因素两方面都写到一个模型中去，也因此获得了诺贝尔奖。因此，有必要考察激励和风险分摊如何决定采用何种合约（其关键因素即为分成比例，取值0-1）才更为恰当。参考上图，若采用分成制的雇佣制度，则可雇工制定租制分成比例10风险减小激励增加分成制3标记于数轴的中间，即佃农和地主各取收成的一部分。在数轴的最左边，分成比例为0，即佃农得不到一点收成，但地主必须支付其固定回报，譬如按月给一个大洋，但这笔回报与产出没有关系。在数轴的最右边，分成比例为1，即佃农得到所有产出，但是需要交给地主一笔定租。越往数轴右边，则激励越高，直到定租制类似“包产到户”，激励最高；越往数轴左边，则风险越低，当一个雇工是没有任何风险的，地主每个月都需要支付其工资，但收入一般较低；因此，分成制恰为中间状态，佃农和地主都分摊一定风险，但也有一定激励。一个在马歇尔眼里看来没有效率的制度，正因为缺乏保险市场、风险没有办法被消除，实际上在传统农业的环境下是有效的。若存在完善的保险市场，则定租制是最好的，因为雇工制依旧存在需要充分监督的问题。“周扒皮半夜学鸡叫”的故事正是雇工制需要监督的力证。在现实中需要采取何种制度，实际上需要考察风险和监督的需求量。在中国南方农村，分成租和定租制较普遍，正因为其自然环境风调雨顺，风险较小。80年代末，原美国驻中国大使夫人包国一曾写过一部类似家族史的小说，里面提到在苏州一大家子的收入来源即是依靠乡下农村的众多田地，让他们成了“不在村的地主”。往往这些不在村的地主都没有见过自己的佃农，靠中间人把田地发租出去。而在华北地区，更常见的则是雇工制，也是因为风险较大，常出现旱、涝等灾情，因此搞分成制的话佃农会吃不消。由于地主家里一般储存更多粮食，因此承担风险的能力也普遍比佃农高许多。在这种情况下，雇工制更为普遍。PhillipHuang在《华北地区的小农经济和社会变迁》一书中描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华北地主的规模很少超过每户300亩。正是因为需要采取雇工制，而一个家庭中基本上由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儿子组成，三人都需要监督雇工；若田地太大，雇工受不到完全监督，则非常容易偷懒，因此必须有人跟着。由于监督的原因，田地的规模无法变得太大。这种激励和风险之间的权衡机制也可以被推广到许多其他雇佣制度的分析中，譬如出租车市场等等。这种“有效”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没有办法抵御风险和实现监督情况下的次优选择，即在当时情况下达到了最好的状态。实际上，机械化大生产的一大重要贡献是发明了监督工人的方法。汽车生产中流水线的采用引起了同侪压力（peerpressure），这种所谓的“福特（Ford）制”既提高了劳动生产力，又把工人固着在一个固定的岗位上，因此保证了有效的监督。4二、高水平陷阱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技史》中提出此问题：中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世界近2000年，为何最终现代技术未在中国产生？为何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问题有很多种解释。1、李约瑟本人的解释李约瑟认为，中国人擅长技术（或实践），而不重分析。中国人老是在干、摸索，但是不会总结与分析。用黄仁宇的话说，“中国人不会数目字的管理”，不会把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比如，我们总说圆周率是祖冲之发现的，他将其算得很精确，但未总结出一条规律；然而，莱布尼兹（Leibniz）最终得出了这条规律，能够把圆周率无穷尽地写下去，这是祖冲之没有做到的。可是，这种解释有一个问题，即它把科学革命作为工业革命的前提，这是不对的。因为工业革命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马尔萨斯和当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都未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用蒸汽机的例子来说明工业革命并非短时间发生的。蒸汽机于1688年先由英国人ThomasSavery发明用柴油推动的笨重雏形，根本没有进入实用状态。1705年，法国人ThomasNewcoman发明了可实用的蒸汽机，但这种机器仍旧因为没有加压而没有效用。瓦特（JamesWatt）在1768年所做的重大改进即是给其加压，发明了瓦特蒸汽机，从而进入了蒸汽机可以真正应用的时代。但是直到十五年后，蒸汽机才开始被使用。在整个十九世纪中叶以前，在航海方面，帆船一直在和蒸汽船竞争，当时帆船若顺着季风走则比蒸汽船还要快，因而很长时间内都是采用帆船而并非蒸汽船。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瓦特并不懂得压缩空气的热物理原理，他只不过是通过摸索而得到改进的方法。但是，李约瑟关于中国为何未产生现代科学的解释仍有借鉴之处。中国人的思维的确不太适合做科学研究；譬如说，中国学生出国留学读经济学，一开始学习、考试都很优秀，可是真到做论文的阶段就不行了。当然，有的人说这是因为中国“死读书”的传统教育系统使然，但我认为这和中国传统上重视技术而不重视抽象思维是有关的。（钱钟书和王朔的比较）中国的学术传统并不推崇个人构建理论，譬如像黄仁宇那样，而强调挖掘史料、成为大学问家，而不强调独创理论。但是西方学术界很强调理论独创，要不然肯定站不住脚。这是有一定道理的。52、地理环境说世界文明的分布和地理环境是很有关系的。有一本书由Gerald?所著，题为?,Steel,andFateofCivilization，即提到此问题。为何欧亚大陆是人类文明的发祥地？为何不在美洲或非洲？其缘由即和地理环境有关。非洲和美洲是垂直分布，在一个地方驯化的作物要想推广到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譬如，在北非驯化的作物要想拿到中非去种，那是种不活的。北美和南美之间的情况亦如此，还有包括一些驯化的动物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但是，欧亚大陆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新月地带，文明发生后小麦等传播是很容易的，都处于一个水平带上，气候差不多，动物驯化也类似。这种理论无法解释欧亚大陆本身的差别，但作者认为这也可能与地理环境有关。他也谈到了李约瑟之谜，认为中国为何未发生科学技术是与其地理环境分不开的。中国的海岸线非常平滑，但是西欧的海岸线犬牙交错，其后果即为出现很多国家，这种状态在中国是不可能的，没有天然屏障。中国历史上仅存在短时间的分裂，大部分时期都是大一统的。这种统一起来的国家就会造成像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事件，是否出海完全依靠统治者的决定。比较西方，哥伦布当初发现美洲大陆之前，寻求许多国家的资金支持均以失败告终。他原本是一个意大利人，遭到葡萄牙的拒绝后，最终才寻求到西班牙女王的支持。只要有一个君主支持他，哥伦布便可成行，这在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一旦碰壁就不再有可能出行。因此，地理环境说有一定的道理，特别是解释近代文明的产生，但它的确无法解释为何中国早先领先世界如此长时间。欧洲的再发现实际上是从十字军东征重新从阿拉伯人处发现希腊文明开始，地中海周围的争斗促成了其文明发展，而中国永远是一脉相承。3、制度说像诺斯、韦伯、黄仁宇等基本上均持这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尤其是科举制度，扼杀了创造力。这是有可能的。在秦朝以前，中国的整个思想界都很活跃，但在后来不断进步后，人们争先恐后都去考科举。在以前还有各种科举，包括算术等等，但是最终只留下了文武状元，且主要为前者。如此一来的确扼杀了很多人的创造力。扬州的个园是由一个大盐商建的，十分漂亮，但是由于第二代人努力读书却未考上科举，逐渐就衰败了。中国人赚了钱之后永远都想争取一个官位，这样就打击了工商业的创造力。6张雨燕有一个理论，谈的是流寇和坐寇之间的关系。西方采取的是贵族制度，名分、家族领地等均为世袭；但是中国的社会流动性在古代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正因为科举制度，哪怕是平凡家庭的子弟，只要考取功名，完全可以做宰相。流动性在现在来说是一件好事，意味着社会更为平等；但在过去，由于官府非常贪，无私的官员的实际工资很低，那么多大宅子都是靠贪污才能获得。这种较高的流动性使得贪官都成了流寇，所有的商人都希望家里出一个当官的给其撑腰。但是，科举制度自隋朝就存在，制度说仍未能解释为何中国早年的科学水平在世界上处于领先位置。4、“英雄”理论该理论强调发明创造是由少数人来做的，且大多为有钱人；当然，发明创造在古代还要求实践，也就不能像地主、贪官那样靠俸禄而坐吃山空。因此，在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差别、产生发明的概率相等的前提下，较大的人口产生发明的数量较高。这种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为何过去中国领先于世界，但是它无法解释为何中国现在又落后了。除非说因为中国没有科学，但是之前已经否定了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现代科学技术的发明未必需要试验。5、伊懋可：高水平陷阱上述理论有个共同点，即未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李约瑟之谜。一个比较经济学的理论实际上是由一名历史学家所提出的。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