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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15:00辛德勇:明清版本研究(臧老师介绍:辛老师的成就得益于他文献学的功底,他走的是老一辈学者的治学路径。)在我看来,黄永年先生的版本学造诣,目前在国内无出其右。余嘉锡先生曾讥讽版本学是“书衣之学”,其实余嘉锡对版本学是甚为精通的。中国古代的刻书有一些常识,比如要避家讳,皇帝讳。这都需要注意。书商辨别版本,一是看纸张,一是看墨色。黄永年还说要看字体,一个时代有其字体的风格,但也会有例外。明代刻本可分为三个时期:1、明初刻本;2、嘉靖时期(包括正德和隆庆);3、万历以后刻本(也可分为万历刻本和明末刻本)。一、明初刻本的特征:字体是赵孟頫体、黑口、白棉纸。明初继承了元朝字体的特征,因此普遍为赵体字。这是元朝时候从杭州流行开来的。宋朝刻书是以欧阳询字体为主,宋以后就以浙江杭州刻本为主。但明初的赵体字越来越松垮,而元朝的稍扁。另外宋版书能看到纸的纤维,比较精。好的宋版书洁白如玉,这是白棉纸;但也有黄的。白棉纸和楮纸质量好,而竹子造的纸会发黄。再就是,宋元纸的年纹稍宽,而明代纸的年纹密。说到书口,明初刻本的书口是黑口,黑口又分为大黑口和小黑口。福建建阳刻书是颜体字,当时多为了卖,而黑口便于折叠,所以就流行开来。其纸张发黑,发黄,因为竹子的成分多,还有些疙疙瘩瘩。二、嘉靖刻本。正德、隆庆均是过渡时期。这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系。明代前后“七子”出现复古思潮,要重刻古书。宋版书是以杭州为代表的浙本。到了嘉靖年间,出现了匠气十足、比较正规的字体,其版刻形式、字体是仿照宋代浙本。书口:98%以上为白口。边框:单边单栏、双边双栏、四周单边、“一文一武”、四周双边、左右双边(上下单边)单鱼尾、双鱼尾宋浙本多为单鱼尾。三、万历刻本。这一时期的印刷字体基本定型,很规整方正。万历本的纸张,白棉纸越来越少,黄竹纸大量出现。竹纸的特点是易碎。特别是在北方有“风伤”,北方冬天烤火炉,这黄竹纸损伤很大。在南方则主要是蠹书和发霉。明末在杭州刻书,其字体明显变得细长。比如毛晋:汲古阁刻书。万历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字体匠气、规整,这无疑加快了刻书的速度。一部分讲究的书出现“写刻本”,有各种不同形式,非常漂亮,但稀少、昂贵。说到用墨,嘉靖之前用墨很好。万历以后不太好,因为商业利润要降低成本。书的装帧:嘉靖万历之际开始出现线装书,万历之后得到普及。包背装有两种:书和绫。万历时候出现了徽商刻的精美版画。不同颜色的套印,最多是6色套印。清初的刻本和明末的刻本几乎无法鉴别,正如宋末和元初那样。顺治刻书很少,到康熙年间发生了变化。其字体无法用语言描述,只能说更为匠气化,一直到清末,越刻越差。2写刻字体又称为“软体字”,分为两种:一是比较软,像唐人小楷,也像现在的楷体字;二是很硬,很瘦劲。武英殿刻的被称为殿本。匠体字、方体字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校勘的书很精良。翻刻和覆刻是完全照着宋元版书的样子克隆出来,但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在技术上达不到。宋版书三大系统:一是杭州的浙本,二是四川的蜀本,三是福建的建本。道光时候太平天国运动对版刻业破坏很大,因为其活动的地区浙江一带是清朝版刻业中心。因此道光末年刻的书留传下来的很稀少,因为版刚刻成就被毁掉了。局本:同治年间在南方几个省设书局,技术一般。相对说来,浙江、江苏刻得好一些。字体都是匠体字,刻的都是重要的典籍。清末杨守敬书法好。明代内府刻书,称为内府刻本,字体独特,没有变化,不受外面影响。白棉纸,大黑口。活字本:明代留下的不多。字体与刻本差不多。活字本在中国用得不多,多用于修家谱,因为费用低廉。在韩国最为流行。初印本比较好。11.04、15:00桥本秀美:宋元版本学一、版本学研究的方法宋元版本学平时不易看到,即使在明代,版本学研究也很少注意到宋元版本。到了清代开始对宋元版本产生认识。比如像黄丕烈、顾炎武、钱大昕这样的学者关心版本。前代学者虽然注意到了宋元版本,但能够接触到宋元版本的还是很少。他们能看到的只是宋元版本的抄本,所以,对宋元版本的研究更无从谈起。当时鉴定版本主要凭文本本身,再就是刊记(刻书时候的出版说明)。近代以后,研究的条件大大改善了。一是善本收藏比较集中,二是藏书家比以前开通,三是有了影印本。在清末就有了影印本。版本研究主要是对比。判断版本的年代,一是从内容上看,一是看避讳字。但这些都不可靠,因为前面用过的后面会因袭前面的,所以要弄清版本年代,要看刻工,还要进行综合研究。中国国家图书馆的赵万里专门研究版本,成就很高。清末就有日本学者关注版本。日本版本学研究是有長沢規矩也奠定的,他成就很高,做得很细。他是第一个编过刻工表的学者,收录的版本很多。更重要的是長沢規矩也的汉学基础很好,这是后来的学者望尘莫及的。他奠定了版本学的研究方法,比如说避讳法等等。后来的学者把研究对象过大,比如阿部隆一。尾奇康则把范围限定在史书,这使得不同种类之间的书容易把握。总之,鉴定版本,刻工最重要,时代、地区有不同的特点,再就是内容上,还要看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具体的做法就是对照。二、为什么要关注宋元版本?意义在于宋元版本是后来版本的祖本。后来版本与宋本的不同之处都是由后人改的。也有的可能改对了,不过这是参考其他书或者经过自己判断的。因此无论对错,在版本上是没有依据的,没有版本价值。3校勘学是看不同的版本哪个更接近最原始的版本。唐抄本也有些可以见到,比如敦煌、吐鲁番文书等等,但与宋版本有差异。比如《史记》,有唐抄本,景佑本与其很接近,所以说景佑本好。《玉海》对唐抄本的情况有很多记载。抄本是用文字来说明,版本与抄本有本质的不同,版本在表达上更有优势。唐以前抄本用红笔、黑笔分别写,后来版本忽略了这些,这些在宋以后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说版本和抄本的载体是不一样的宋版以后的书与唐以前不一样,这是因为宋人进行了改变,经过多人传抄,文本多有歧义,宋人刻版时就必须统一判断哪个对,须经彻底校勘。做校勘时也没有做校勘记。因为现在不易看到唐抄本,只能看到宋刊本,所以值得珍视。比如黄善夫本的《史记正义》是据抄本编的,在录文时也经过校改。经过宋人的这一整理,唐以前很多抄本都被淘汰了。过去学者只追到宋本,唐以前是另一个世界。三、校勘学在过去,校勘学是以恢复作者原稿为目的,但过去能做的也只是追到宋代。古籍校勘是有错就要改。我们做的校勘工作目标就是恢复到宋本。但也不能把得太“死”,因为宋本也有错的地方。如果原稿稿本太乱,那我们要怎么办呢?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有的原稿本身就是有错误的,反而后来的本子比较对。就像我们现在初稿往往不是最后的定稿,因此最原始的稿本也未必是最好的。其实,过去的校勘学对版本的认识太简单。我们现在能见到的版本主要是明代之后的,这只是过去存在版本的百分之几,所以,版本之间的继承关系很难说。特别是讨论抄本的基础关系很复杂,这是因为刻本时候会参考很多抄本。因此,说版本继承关系时要谨慎。整理一种古籍,可用多种方法。比如,唐以前的,用一种较好的版本做底本,同时做校记。再如用影印本,做佚文汇编。当然,不管什么版本,作为历史材料都有其价值。以前说到校勘学,有“死校”和“活校”两种争论。其实“死校”和“活校”是并行不悖的。在日本,以前做“死校”的为多。校勘的方法有:底校、对校、本校、他校等等。但各种校法都必须经过“底校”,这是最后判断的根据。最后,要说一下,现在要出好版本的书要有经过编著整理者、出版社的编辑、书商、读者等等好几个环节,那一个环节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现在日本,书商和读者这两个环节已经瘫痪了,没人读书,书店也买不下去。希望在中国不要出现这种情况。现在中国出版的一些书,像余嘉锡的书原来是四本,现在出来是两本,那么厚,怎么读啊,用的时候查查还可以。这也说明现在“读”书的人越来越少了,“查”书的人越来越多了。说到底,不管什么版本,不管版本的好坏,关键是要去读,只要读,都会有收获。当然,如果做研究的时候想把文章写得漂亮一些,那还是要去找最好的版本做根据。但平时最重要的还是要去“读”书。
本文标题:版本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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