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

1“贵和尚中”思想的时代意义内容提要：“贵和尚中”思想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美学内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它极其珍贵的内涵在当今的改革开放和具有中国特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关键词：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和为贵以和为美一“贵和尚中”的精神源于我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观念。《易坤象传》有“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话，《易乾传》云：“保合大和，乃利贞”，都启发人要以和为本。“太和”是天地万物高度和谐的状态；“和”是不同事物的协调共处。春秋时期的史伯是第一个对和谐理论进行探讨的思想家，他说：“夫和实生万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而长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声无一文，味无一果，物一不讲。”①其意思是说：和谐才能生成万物，同一就不能发展。把不同的东西加以协调平衡就叫做和谐，丰富中见出统一，发展中见方向。如果不是这样，把相同的东西相加，那用尽了也就完了。《中庸》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以大和谐的观点来看待宇宙这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一方面承认矛盾对立，另一方面却又把实现对立面的和谐统一看作是最终的结局或至佳境界，强调相异相对事物的协调相融，所谓“和”生万物。古人在这里提出了高度关注和积极倡导万物和谐的思想。尚中的“中”即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意思。《易传》云：“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就是要人们效法天，在行为上允当适度，中道而行，即“持中”，无过无不及。孔子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和”和“中”的思想，提出了“中庸”的实践理性辨证原则和中庸之道。《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确当的方法。“贵和尚中”是我国古代思想家对2自然界﹑社会与人生状态的理解，又是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形成良性关系的期盼，是真善美理想的体现。二在我国古代典籍中，“和”的概念出现很早，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和”字；在《易经》“兑”卦中，“和”是大吉大利的征象；在《尚书》中，“和”被广泛地应用到家庭、国家、天下等领域中去，用以描述这些组织内部治理良好、上下协调的状态。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思想家们把“和”作为一个哲学的抽象范畴加以研究，揭示了和谐的价值、本质和机制。史伯区别“和”与“同”：“以他平他谓之和”，意谓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叫作和，这样就能产生新事物，所以说“和实生物”；“以同裨同”，即把相同的事物加起来，那是不能产生新事物的。从辩证法来看，“和而不同”实际上提出“异”与“一”的辨证关系，首先是承认异，这是前提，然后将异化为一，即实现统一。无异的“一”为“同”，有异的“一”为“和”。无异的“一”是生命的终结，是死寂；有异的“一”是生命的创造，是活力。《左传•昭公二十年》记载晏子论和同的区别说：“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火单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这所谓和，也是聚集不同的事物而得其平衡。君、臣之间，臣能提出不同的意见，君能容纳不同的意见，然后可称为和。史伯关于和同的思想，一是要求多样，二是要求平衡。孔子也区别了和与同，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②看来孔子是同意晏子关于和同区别的言论的。孔子对于和、同之辨未多讲，而提出了“中庸”的观念。后来孔子之孙子思作《中庸》篇，对中庸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中庸》篇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这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又云：“舜其大知也与，……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这里以“时中”、“用中”来解说中庸，时中即随时处中，依条件的不同随时选取适当的标准。用中即不陷于某一极端，随情况的不同而采取3确当的方法。郑玄诠释《中庸》篇的题义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③这是认为中庸指中的运用。程颐诠释中庸云：“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④这是把中庸看成固定的原则。三贵和尚中思想虽然具有哲学上的意味，但立足点仍在于社会的稳定与协调，并直接影响着中国人的思想方法与处世观念。和谐、和睦、和平、祥和，是大多数中国人希望与周围环境实现的最佳关系状态；和为贵和气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几乎是每个中国人都能脱口而出的处世经验；将相和兄弟和姑嫂和邻里和民族和被传为千古佳话；摒弃前嫌、共赴目标，投以桃李、主动示好，诚实守信、以德待人，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办事中庸、适可而止，实行仁政、宽厚待人，忍耐退让、委曲求全，搁置争端、求同存异，保持均势、相互制约，这些都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所积累的宝贵的求和求“中”的经验。“和”既是人际行为的价值尺度，又是人际交往的目标所在。以诚信宽厚仁爱待人是为了“和”；恪守本分互不干涉、“井水不犯河水”也是为了“和”；“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谋求对立面的和睦共处是一种“和”。和谐，静之为衡，动之有序的最高法则；宣示了世间万事允持厥中⑤居中有常的无上至理。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刚健中正，居中不偏，是万事亨通的无形大道。这种和为贵的中道思想是儒家基于其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得出的最高理念。古人重视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更特别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就是以和睦﹑和平﹑和谐，以及社会的秩序与平衡为价值目标。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友好相处、互助平等的精神，既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处理人际关系和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同时也是中国人民处理国与国关系的基本原则。老子说：大者宜为下，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这就是说大国尤其应谦下。大国像居于江河的下流那样谦下，天下就容易交融、雌顺，人类就容易和平相处。这是最早反对大国主义的思想胚芽。战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家、思想家孟子提出的交邻国以道。汉代统治者主动采取了通西域的对外政策措施。西汉最主要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董仲舒主张洽4四国。唐高祖李渊明确主张，对周边邻国尽抚育之方、“宏仁恕之”。明代对外关系有新的进展，明洪武初曾任左丞相的李善长提出，对东西洋诸国，凡日月所照，无有远迩，一视同仁。清中叶以后，清政府腐败无能，并渐行闭关锁国主义，积弱积贫。帝国主义乘机入侵。清末政治家、鸦片战争中杰出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力主抗敌禁烟的同时，仍然主张对洋人分别良莠，行区别对待之策；对真正友人，力为保护。中国近代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政治家、思想家孙中山先生则更明确主张，作为大政方针，应持和平主义。现行宪法基于对国家主权平等的认识，明确提出坚持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发展同各国的外交关系和经济、文化交流。主张加强沟通交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动辄使用武力和制裁或以武力、制裁相威胁。这是以相互尊重、互不干涉求和，是平等共存、相辅相成之和。大同是孔子的根本社会理想追求。在中国历史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阶级社会的东周晚期的春秋时期，孔子形成大同理想并努力追求之，在《礼记•礼运》中孔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古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天下为公、世界大同。这是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为之不懈奋斗的理想和信念，也可以说，这是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对全球化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本质内涵的最早赋予。四从天人合一﹑万物一体这一基点出发，中华民族在道德上追求一种和谐，强调一种义务。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对宽容和谐有许多精辟论述，孔子所建立的仁学思想体系，实际上就是要以此建立一个宽容和谐的道德社会。“贵和尚中”思想就是宽容和谐精神的一个重要表现。史伯提出“阴阳之序”的观点，通过秩序、均衡与统一，从而达到万物宽容和谐。孔子主张和而不同，并以他的仁学思想为基础，试图通过中庸之道达到宽容和谐。中庸，是孔子在其中、晚期5形成的重要思想原则和思想方法，也是孔子处世和对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则与方法以及他主张的重要道德原则。古人认为“不偏谓之中，不易之谓庸”，“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也。庸，平常也。”“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在《论语•雍也》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是说，中庸作为一种道德，它正确﹑重要极了！人们早就缺乏它了。在孔子提出了中庸的思想方法和道德原则之后，逐步引起后儒们的重视和倡导，孟子提出“中道而立”的口号，认为有德之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在于严守中道。他说：“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⑥理学家解释说：“中者，天下之大本，只是浑沦在此，万般道理都从这里出，便为大本。”⑦传统伦理把中庸看成至高的德性，不仅因为它是宇宙天地间经常不变的真理，而且还因为有勉人勇于力行，不可有一点点的忽视的意义。人既生天地间，大地“厚德载物”，人也应该效法大地，培养一种宽厚的德性。所谓“有容，德乃大”，强调只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才能增长才干，成就大的德行。彼此宽容和相互妥协的能力是人类不可缺少的美德，也是人类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标志。伦理道德层面上的中和观念主要表现为对社会成员要有普遍的尊重和敬爱，实现人际温馨协调的伦理环境和道德氛围。如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为贵等。《世界人类义务宣言》指出应当促进人类之间的宽容和相互尊重，而不应当煽动仇恨。宽容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能宽厚待人，容纳愚弱，不计人之过，不念人之旧恶；在民族关系上，能“协和万邦”，形成多民族的大家庭；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是和睦相处，不擅自发动侵夺战争。所以中华民族是热爱和平﹑不尚暴力﹑拥有四海宾朋的民族。五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博大精深，而贵和尚中，以和为美、以和为贵的思想，却是中国传统哲学及美学之精要。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⑧他赞扬《诗经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⑨，认为“过”与“不及”都是不好的，不和谐的，故要贵“和”尚“中”。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⑩贵和尚中思想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审美意向﹑人生价值观念﹑文艺的传承与发展等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中和”思想6渗入社会方方面面，使得“和谐”已不仅是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最高境界，更是艺术领域不可或缺的重要法则，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审美理想。古代中国艺术向来重视情感和理性的“中和”，力主感情受理性的制约，应处于“中和”状态，即所谓情中有理，理中有情，以理驭情，情理并行。凡艺术作品，总要反映客观世界的“事”﹑“理”，总要渗透、凝聚着创作者的情感态度。摒弃了情感，艺术魅力将不复存在，作品自然无法渗入欣赏者的心灵。倘若情感的表现没有节制，不合事理，艺术作品怡情悦性的美感也消失殆尽。因而艺术作品的审美创造应当遵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发乎情，止乎礼义”（⑾的“中和”的原则，抒写中规中矩﹑维护情理谐协的“中和”精神，推举含蓄蕴藉的情感，抵制非理性的强烈的情感宣泄；维护情理谐协的“中和”精神，推举含蓄蕴藉﹑和谐适中的表达方式。各门艺术都呈现出多样性组合的特点，艺术作品的“合”是按相反相成﹑对立统一的原则组织起来的，是一种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和”。音乐以五音配合；绘画以五彩为色；书法用八种笔划，对美的理解，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说“美就是恰当”，宋玉在《登徒子好色赋》中描写了东邻之女的美：“增之一分则太长，减之一分则太短，著粉则太白，施朱则太赤。”可见，恰到好处才是美，而过分或不及则都不美。艺术上的“中”，还表现为对中心的追求：音乐须有主音，最好是宫调，因为在五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