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衰败原因分析

清末衰败原因分析摘要：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王朝正统正在逐步遭到侵蚀，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和政治文化开始逐渐发生变化；另一方面中国传统社会的固有因素仍在延续，而且东西方文明碰撞时，传统因素往往生出巨大的反弹力。双重合力导致了满清政府能力的不断下降。关键词：清末；衰败；原因清末的衰亡不是由某一个或某些历史人物造成的，而是由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乃至历史等原因综合导致的。我们应该客观、公正、全面的去分析评价它。一、中国传统的治理结构历史研究表明，传统中国的治理结构有两个不同的部分，其上层是中央政府，并设置了一个自上而下的官制系统，其底层是地方性的管制单位，由族长、乡绅或地方名流掌握[2]。中国的中央政权结构到县级为止，作为地方基层官员的县令，大概管辖有20万左右（一说30万）的人口[3]。管辖这么多的人口，县令必须雇用人手（师爷和吏役），吏役不属于官僚体系，从而正式的官僚机构无法控制这些吏役们的收入。作为回报，这些下层吏役被默认从百姓身上收取“礼物”，而知县以及上一级官员同样有如此陋习。这些知县属于正式官员，因此受到升迁等因素的影响，以及受到法律法规的制约；而吏役却不受这些因素的制约，其最大的制约来自于他们的上司——县令的个人影响。同时，中国基层社会并没有直接与皇权联系。中国的绅士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绅士支撑着国家，绅士治理乡村。同时，家族是社会治理的最基本的单元。绅士阶层、家族和宗族在乡村治理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县令通常通过下属与地方乡绅和名门旺族合作，实现征税、征兵等国家功能。绅士也乐于同政府合作，来表明自己的身份地位，并有可能获得利益，同样，地方乡绅和名门望族也不属于帝国的官僚体系。在这一结构下，王朝政府只要有能力控制正式的官制系统官员，并能够与地方乡绅和宗族合作，就可以实现岁入。但在王朝末年，这种结构被打破了，而清末政府力图恢复对地方的控制的，不仅导致了这一结构的解体，并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二、清末的治理危机1.满清帝国的人口过剩危机和农业歉收满清帝国从顺治立国开始，国力渐增，“康乾盛世”是清朝帝国辉煌的表征，但是到了18世纪末期，王朝开始受到侵蚀，不无讽刺的是，这正是清王朝国力强盛、政治平稳的鼎峰。罗兹曼认为，19世纪事态的发展证明18世纪的乐观是没有根据的；人口可能出现过剩的征兆，实为人口因战乱而锐减的序曲，而前代因袭而来的社会组织也未能经得起来自国内外的挑战[4]。人口的增长达到了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极限。中国以农业立国，素有重农轻商的传统，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帝国的人口大量增长，人口与土地的矛盾日益突出。何炳棣在其所著的《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年》显示，1750年的人口为2.15亿，到了19世纪初，人口总量已近3亿。到了19初世纪初，中国的人口已达到3.6亿，而中国的可耕地面积基本上已经用尽，人均耕地面积逐步减少，平均每人不到2亩。斯考切波的研究也证实了相同的内容，到了19世纪，有用的土地全部开垦完了，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达到了它所能发展的顶点[5]。另外，由于天灾人祸，农民的收入锐减。以四川省巫山县为例，该县县志显示，该县从咸丰二年（1852）到光绪十七年（1902）发生了六起灾荒[6]。“天府之国”尚且如此，可见当时灾害之严重。清政府为了偿还赔款，将债务转嫁给地方，而腐朽的地方官僚又将这种债务成倍放大，农民负担日益加重。19世纪以来，中国村庄中接近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大量增多。现代一些局部研究表明，这类人占居民总数的一半或更多……他们处于一种边缘状态：不仅从生理上看，他们在死亡线上啼饥号寒；而且从社会学上看，他们的财产越来越少，这意味着他们与上层阶级关系。愈益疏远[7]。天灾加人祸，清王朝日渐衰落。2.农民起义频繁爆发痛苦不堪的农民一再采取了暴力的反抗形式，“1796年到1803年的白莲教起义，虽然主要是反满清政府，但却起源于人口和粮食供应之间不平衡的不断增长”[8]。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起义，也源于人口过剩与中国南部省份的管理不当。在中国北方爆发了历时15年的捻军起义。在中国历史上，这种周期性的农民起义成为了王朝的衰败和王朝更替的征兆。清政府不得不花费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抵抗农民起义，因战乱而导致的经济衰退和人口减少又进一步减少了政府岁入。“清代军制就给王朝衰落的螺旋形下降趋势增添了势头：军队越糟，它们镇压起义耗费的时间就越长；它们耗费的时间越长，花销就越大；政府越是拮据，帝国行政管理的质量就越差，叛乱的发生率也就越高。”[9]王朝在战乱中日趋衰败。3.地方主义的兴起官僚集团腐败，无法适应人口的增长带来的新问题。清政府的税收因为战争而大量减少，地方行省肆意截留中央财政，镇压农民起义客观上使这种截留合法化，从而为地方势力的膨胀埋下了隐患。正规的军事集团无力镇压民变，这为地方精英的崛起提供了机会。孔飞力的研究显示：地方团练的兴起，成为地方社会崩溃的组成部分，为地方精英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地方团练的兴起帮助政府渡过了农民起义的危机，代价就是中央政府权力的缩小和名流势力的扩张，虽然清政府千方百计想把团练纳入官僚体系，但是清政府薄弱的财政收入无法做到这一点。清政府再无力重新强化中央权威。罗兹曼准确地指出，清政府力图通过行政手段来抑制自主性组织的发展，但与此同时，它也并未大力去扩张自己的组织。在19世纪，地方上的紧迫需要使现状很难再维持下去。出于地方安全和财政实力之考虑，国家有选择地批准士绅基层领导下形成某些新组织。这些新组织并不在国家的控制之下，反而是进一步分裂的源泉，因为它们通常是某个地方或某些精英集团的自保组织[4]。清朝以军事立国，却无力抵抗后期的内忧外患。财政的内卷化[10]为地方政权的扩张埋下了隐患，地方的军事化为乡绅的扩张提供了机会。人口的过度增长导致或加速了土地兼并，自然灾害加剧了年轻流民数量，降低国家税收和控制能力，催生异端宗教，农民起义频发。若干不祥的发展表明，新的发展在不断削弱中国社会，清代中叶开始兴起的种种弊端，已经超出了王朝的限度，中央权威的逐步丧失，地方势力开始兴起，这两者几乎是同步进行的。传统中国的正式机制和思想基础都遭到了破坏。上述现象既是清末新政的原因，也是国家能力持续下降的表现。清末地方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应对上述问题的措施。4.军队废弛清朝军制，先有八旗，后有绿营，太平军起事期间又有湘淮勇营，之后由此改编而来的防军、练军属半改良的部队，其在武器与营制等方面“半土半洋”，而所有的这些旧军队在甲午战争及庚子之役中都无一例外的被打得落花流水，一无所用。旧军队之所以无能，主要在于其设立之初并无国防之概念而唯有平内叛之需，譬如耗费巨资的北洋舰队，也只有防卫海疆之责而无外洋作战之想。与各国近代海军最接近的北洋舰队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那些只知道镇压农民军的疲弱之旅。这些军事力量，固然可以应付内部叛乱，但在环伺海外的近代陆军面前，必然是一战即溃、再战再败。和后来待遇优厚的新军相比，旧军队就未免有点惨兮兮了。当时的绿营守兵的月饷只有一两银子，不能维持生活，只好搞些副业谋生，驻城里的做小买卖，摆个小摊或者担着担儿卖水果花生什么的，城外的则种庄稼。更离奇的是边外的“画兵守土”，原因是长官长期吃空饷，驻扎守兵的房屋成了残垣断壁，无人看守，上面干脆画几个拿着刀枪的兵，再写上“护送行旅，捉拿盗贼”几个大字，就算完事。外国人曾这样形容清军士兵，说他们穿着一条布袋式的裤子，一件颜色鲜明但不合色的战袄，头戴一顶圆锥形的斗笠，有时候还会插一把雨伞或者折扇；他们的武器，也许是一杆两人扛的大抬枪，或者一杆火绳枪，或者干脆就是大刀、长矛或者弓箭，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他们才会获得一杆现代的后膛枪。他们的上衣前胸，往往有个斗大箭靶式圆心，上面贴着一个“兵”或者“勇”的大字，这恰好说明了他们的“炮灰”身份。有时候，装备已经现代化了，但兵营组织仍旧是老一套，完全不符合现代陆军的兵种、指挥、参谋、后勤等各方面的要求。三、西方世界的影响中国历史进入近代以后，伴随着西方列强炮火和鸦片的涌入，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也不以侵略者意志为转移开始在中国传播。在深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一批批先进的中国人很自然的将目光投向在中西对抗中大显其威的近代科学技术。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传播西方科学技术，很快成为他们的执着选择，由此形成一股社会思潮。在近代前期的半个多世纪里，这股科学思潮是始终发展和不断深化的。最初是经世派明确提出“师夷长技”的口号，接着洋务派将这一口号付诸实践，掀起一场影响广泛的洋务运动；而部分敏锐的知识分子则提出要大力发展格致之学，从而将中国人的科技观由感性器物层面转向“理”与“学”的理论层面。19世纪末，中国国内的排外情绪开始高涨，结果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义和团运动以及随后八国联军的入侵。1901年《辛丑条约》签定后，清朝开始推行“新政”，进行了包括建立新军、废除科举在内的一系列改革。不久，中国发生了立宪与革命的改革路线之争，一开始立宪派占上风，清政府也答应实行君主立宪。不过，1911年5月组成的“责任内阁”中的大多数成员为皇族身份，故被称为“皇族内阁”，结果引发立宪派的不满。同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各省随后纷纷宣布独立，清朝的统治开始瓦解。清帝于1912年退位，标志着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制度的正式结束。到1917年张勋又曾复辟清朝，但只持续了12天。参考文献：[1]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2]张静.基层政权乡村制度诸问题[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4:18.[3]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30.[4]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26.[5]ThedaSkocpol.StateandSocialRevolution[M].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9:pp.74-741.[6]鲁子健.清代四川财政史料(上)该县咸丰年一次、同治年两次,光绪年间三次发生灾荒[J].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4:680.[7][美]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社会起源[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175.[8]O.EdmundClubb,The20thCenturyChina,NewYorkandLondon1964,ColumbiaUniversityPress:p11.[9]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