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Discovery-of-What-It-Means-to-Be-an-American

一个发现：做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詹姆斯鲍德温亨利詹姆斯曾经说过，“身为一个美国人是一种复杂玄妙的命运。”而一位作家在欧洲作出的最重大的发现就是这种命运究竟复杂到何种程度。美国的历史，其远大志向，其不同凡响的辉煌成就，还有她那更加不同凡响的挫折失败。以及她在世界上的地位——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那么深不可测而又无可更改地独一无二，以至于“美国”这个词至今仍是一个陌生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明确定义的、且具有极大争议性的专有名词。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这个词的含义，就连我们这些五颜六色、千千万万自称为美国人的人也不例外。我当初离开美国是因为我曾怀疑自己能否经受住这儿的有色人种问题的狂风暴雨的冲击。(现在我仍然时不时地这样怀疑。)我想使自己不至于仅仅成为一个黑人，或是仅仅只成为一个黑人作家。我想寻求一种什么途径。来使自己的生活经历的特殊性把自己与他人联系起来而不是分离开来。(我同黑人之间也产生了隔阂，就像我同白人之间的隔阂一样严重，当一个黑人开始真正地相信白人对黑人的评价时，常常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在我认为有必要去寻求一种能把我的生活经历同别的人一一黑人和白人，作家和非作家——的生活经历联系起来的途径的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原来也同任何得克萨斯州士兵一样，是非常爱国的美国人。而且我发现，我在巴黎所认识的每一位美国作家都有我这种感受。他们都同我一样脱离了自己的本源，而且事实证明，这些美国白人的欧洲本源同我的非洲本源竞没有多少差别——他们在欧洲也像我一样感到不自在。我是奴隶的后代，而他们是自由人的子孙，这种差异则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欧洲大地上相遇时，都在努力探求着各自的自我价值。当我们终于发现各自的自我价值之后，我们似乎都在感慨：这下可好啦，多少年来造成我们之间的隔阂的遗憾和痛苦之情，我们可再也不用死抱住不放了。我们美国人彼此间的相互了解超过任何欧洲人所能达到的程度。这一点在本国不曾有人认识到，但一到欧洲，我们便认识得很清楚了。还有一点也显得很清楚：不论我们的祖先源于何处，也不管他们曾有过什么样的遭遇，我们美国黑人和白人都是欧洲造就出来的。这一事实就是我们的身分以及我们的遗传特征的组成部分。在我认清这些之前，我在巴黎呆了两三年的时间。待到认清这些之后，我就像许多前辈作家发现他的生活支柱全部被人拆掉了一样，遭受了一种精神崩溃的痛苦，不得不到瑞士的高山上去疗养。在那一片晶莹的雪山景色中。我以两张贝西·史密斯的唱片和一台打字机为工具，开始试图把自己孩提时代最初体验到的，多年来又一直想尽力忘却的生活经历再现出来。是贝西·史密斯用她的音调和节拍帮我发掘出了当我还是个黑人小孩时本就使用过的说话口吻，使我重新忆起了小时候的所闻、所见和所感。我已将这些深深藏在了心底。在美国。我从来不听贝西·史密斯的歌(这与我多年不碰西瓜是同一道理)，但在欧洲，她却使我体会到身为“黑鬼”并没有什么不好。我觉得自己在美国是体会不到这一点的。一旦我能够接受自己在美国这出不同寻常的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指出，这里说的角色是就我的“地位”而言——我便从仇恨美国的幻觉中清醒过来了。一个美国黑人作家在欧洲所可能遇到的一切只是比较鲜明地显示了任何一位美国作家在欧洲所可能遇到的情况。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遇上同样的情况，因为欧洲也很有可能阻碍人的发展。不管怎么说，当一个作家完成自己的第一次突破时，他只不过是在一次险象环生、旷日持久、胜负难料的战役中打赢了一场有决定意义的小规模战斗。虽则如此，第一次突破仍是很重要的，问题是一个美国作家要实现这一次突破，往往就必得离开自己的国家。在欧洲，美国作家首先是不必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只有等到他摆脱了要靠屈伸肌肉亮出本领来证明自己是个“正常人”的习惯之后，他才会认识到这一习惯是多么的有害。在欧洲，他不必装模作样地掩饰自己的本来面目，因为艺术家在那里不会像在美国一样遭到怀疑。不论欧洲人对待艺术家的实际态度如何，他们所毁掉的艺术家已经够多的了，而现在他们终于认识到艺术家就像雨、雪、税收和商人一样是真实存在，并且永远会存在的。当然，欧洲人之所以对于人们在社会中所起的不同作用有比较明确的概念，是因为欧洲社会历来就被划分为不同的阶层，而美国社会则从未这样划分过。欧洲作家把自己看作一种古老而光荣的传统——文化活动或文学创作传统——的一部分。在选择这一职业时，他不用去顾虑自己是否会因此而失去所有的朋友。然而，美国却没有这样一种传统。恰恰相反，我们美国人对于真正的文化活动持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态度(这大概是因为人们担心文化活动会粉碎一一我倒希望如此一一我们死死抓住不放的美国神话)。一个美国作家必须凭着一股十足的牛劲拼命奋斗，并从事一系列难以形容的零工杂活才能勉强爬上美国社会阶梯的最低一级。也许在他成年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一直在过着“正常人”的生活，要他从这个温水浴池中跨出来，可实在有点不容易。不过，我们还必须考虑一个相当严重的怪现象：尽管美国社会提供给人们的改变社会地位的机会比欧洲多，但在欧洲人们却比在美国更容易跨越社会和职业界线。我认为，这同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地位问题不无关系。在一个人人都有地位的地方，也完全可能没有一个人真正有地位。因此，一个人会因为不知自己地位如何而忧心忡忡，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逃避的事实。而欧洲人早已正确接受了地位观念。一个人不论是当个好堂倌还是好演员，都会同样地为自己的地位而感到自豪，而且彼此之间也不会感到有任何威胁。这就意味着，在欧洲，一个演员和一个堂倌之间可以建立起比在美国更自由、更真诚的友谊。堂倌不会因演员的“成名得利”而感到丝毫的怨愤，演员也不用提心吊胆地害怕自己有朝一日会重新当起堂倌。由于消除了那种可以不那么准确地称之为社会偏执狂的心理，在欧洲的美国作家开始觉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平生第一次产生这种感觉一一他可以接近任何人，也欢迎任何人来接近他，而且也愿意同任何人谈论任何事。这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感觉。可以说，他感觉出了自身的分量和价值。这就好比是他突然问从一条黑暗的隧道中走出，发现自己正置身于辽阔的天空之下。确确实实，我就是在巴黎才仿佛是第一次见到了天空。这使我深深地认识到——但这并没有使我忧伤…那天空在我出生前就已存在，而在我去世之后仍将存在。因此，如何尽可能地充分利用自己短暂的一生，就完全取决于我自己了。我出生于纽约，但生活范围只限于纽约的一些小角落，而在巴黎，我的生活足迹却遍及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在右岸区和左岸区，在有钱的资产阶级中间和“悲惨世界”里的穷人中间。我还结识了各式各样的人物，从皮加叶区的老鸨和妓女到纳伊区的埃及银行家都接触过。这听起来可能很不正经，甚至有点不道德，但我觉得这是正常的。我喜欢与人交谈，与各种各样的人交谈，而几乎每一个人——正如我所希望人们仍然明白的——都是喜欢爱听人讲话的人。与这些跟我自己大不相同的人的不断交往，破除了我思想上原先并没有意识到的一些偏见。作者在欧洲遇见的一些人并不是美国人，他们对现实的感受同他本人的感受完全两样。对于美国这个国家，他们或是热爱，或是憎恨，或是敬佩，或是畏惧，或是妒忌——反正他们是从另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美国的，这就迫使作者对许多他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重新加以考虑。这个重新认识的过程是非常痛苦的，但也是很有价值的。这种自由(指美国作家到欧洲后摆脱了原先的种种束缚和传统观念，等于获得了某种自由一一译者注)，像任何一种自由一样，也带来一些危险和责任。总有一天，在欧洲的美国作家会意识到，而且是强烈地意识到，他是作为一个美国人居住在欧洲的。倘若他是作为一个欧洲人居住在欧洲，那么，他所居住的这块大陆在他心目中的地位就会大不一样，其对他的吸引力也会大打折扣。这个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天，可能就是当一个阿尔及利亚出租车司机对他讲起作为一个阿尔及利亚人生活在巴黎有何种感受的那一天，也可能是他路过某一家露天小吃店的平台，一眼瞥见艾伯特·加缪那张紧张、睿智而又苦闷的面孔的那一天，还有可能是有人请他讲述一下小石城的事情的那一天。这时，他就会感觉到，与其拿着美国护照坐在欧洲向人们讲述小石城的事情，倒不如亲身投入到小石城的民主斗争中去来得干脆——或者说光荣，尽管这个词听起来有些不新鲜。这是他个人生活中有重大意义的一天，是可怕的一天，也是他的整个羁旅生涯目标所向的一天。就是在这一天，他终于认识到，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太平乐土；如果说他一直在欧洲训练自己准备承担什么重任的话，他实际是在为美国而训练自己。总而言之，美国作家在欧洲找到的自由，带着他绕了整整一圈后，又回到了自己身边。用其自身发展的责任把自己又带回到了自由原本所在之处——他自己手中。即使是一头最不可救药的迷途小牛也必有其降生地点。他也许会脱离那曾生养他的群体——或许是被迫如此一一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他身上总会带着他的出身标志，这是无论如何也抹不掉的。我认为了解这一点，甚至像那些最坚强的人那样，不论地位如何，能视之为乐事，是很重要的。说实在的，一个作家的命运便取决于他对这一点能否接受。人们常常指责美国作家们．说他们不描写社会，对社会问题不感兴趣。他们只喜欢描写与社会对立的个人，或是与社会相脱离的个人。诚然，美国作家所描写的是他个人的情况，但《安娜·卡列宁娜》中所描写的，如果说不是那个与时代和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立个人的悲惨命运，那又到底是什么呢?真正的区别在于：托尔斯泰所描写的是一个古老而结构严密的社会，在那个社会中，一切事物——在该社会的成员看来，不过不包括托尔斯泰一一似乎都是一成不变的。这部著作之所以成为一部伟大作品是因为托尔斯泰能够探索出，并且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一些潜在的规律，这些规律对那个社会起着实际的支配作用并使安娜的悲惨结局成为必然之事。美国作家并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社会可供他们描写。他们所了解的社会只是一个万事皆变、人人为出人头地而奋斗的社会。这确实是一个五彩缤纷、错综复杂的社会，它为美国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机会。美国生活的极度紧张和它提供的无限的发展机会已经是尽人皆知、毫无疑问的事实了。但当代文学作品中对这些问题的描写却很带勉强性。也就是说，这些作品不是对我们社会中的紧张生活的深入分析，倒更像是这种紧张生活的直接反映。天晓得，现在该我们对自己进行一番检查的时候了。但如果我们要将自己从美国神话中解放出来，并设法弄清楚这个国家的现实情况究竟是怎样的，我们也就只能这样做。每个社会其实都是由一些潜在的规律，由一些人们没有说出来但却深深感觉到并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物所支配的，我们的社会也不例外。要弄清这些规律和事物，就要由美国作家来努力。在一个非常喜爱冲破禁忌却又不能由此从中解脱出来的社会，要弄清这些，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难怪在此期间美国作家不断跑到欧洲去。他的人生历程需要精神食粮，他也需要可能找到的最好的模式。欧洲有着我们还没有的东西，一种生活的神秘而又不可抗拒的极限感，一句话，一种悲剧感。而我们也有着他们十分需要的东西——一种认为生活大有可为的新认识。在努力把新旧世界的看法结合起来的过程中，我们最强有力的武器不是政治家，而是作家。虽然我们迄今还未全信，可是内心的生活确是真正的生活，而人们那种海市蜃楼般的梦幻却对世界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选自《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