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时期湘军的裁撤(附修改意见)

洋务时期湘军的裁撤张妍(渭南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发展学院历史系11级人文教育1班)摘要：军队对一个国家的统治有着无法忽视的影响，是各个朝代重要的组成部分。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清政府与列强之间的战争对清朝统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更是曝露出来了严重的的战争后遗症，鸦片战争后出了军队方面的弊端，冗官，冗兵，清政府为外御强敌，内弥暴乱，征召勇营，营建湘军，淮军等一系列军队建制，其中湘军在清末战争中战功卓越，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平定回疆、中法战争等一系列战争的主力。曾作为主力的军队的湘军，在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大规模的裁撤，最后消弭在历史的洪流中，悲壮的挽歌在牛庄奏响，引人深思。关键词：湘军；裁军；影响一、风雨飘摇的晚清政权引言：湘军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主力军队，为晚清政府平定了最为严重的内乱，湘军也最终消弭在战争之中，这不禁引人深思，风雨飘摇中的晚清政府，急需一支强大的军队来稳固自己的江山，为何湘军没能成为晚清政府所依赖的一支劲旅。太平天国运动后，湘军开始大规模裁撤，由此湘军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直到牛庄战役，这支南征北战的军队彻底覆没。本文将对湘军裁撤的原因、过程及结果加以概述。1、不堪一击的正规军队军队是建立一个国家重要的军事力量，也是维护其统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的繁荣昌盛离不开军队对其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维护，同是一个国家的覆灭也和军队的建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纵观中国历史上的各个朝代都是在大规模的军事战争中建立起来的，所谓马上得天下，军事统治也是各个朝代维护政权的一大特色。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入主中原，一统天下。清朝建立后实行的军事建制，主要是在满洲八旗兵制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清朝建立之前，八旗的军事力量非常卓越。统一女真，征服蒙古，朝鲜，推翻明王朝的统治，八旗军各旗子弟皆骁勇善战“有清以武功定天下。太祖高皇帝崛起东方，初定旗兵制，八旗子弟人尽为兵，不啻举国皆兵焉”[1]。一六四四年清军入关以后，以满洲八旗为主，按民族编制分别建立起来了满洲八旗，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总兵力约达到二十二万人。其职责是“掌满洲、蒙古、汉军八旗之政令、稽其户口，经其教养，序其官爵，简其军赋，以赞上理旗务”[2]。清军入关后，及过几次大规模的战争，平定三藩之乱，平定西北，抵抗沙俄，国家统治日趋稳固，战事日益减少，天下已定，安逸的环境使得八旗军的战斗力出现了衰退的迹象，等到晚清战事爆发急需用兵之际，能战之师寥寥无几，这支曾经骁勇善战的军队已然蜕变衰败成一支不堪任战的糜烂之师。“绿营战功，自康熙征三籓时，用旗、绿兵至四十万，云、贵多山地，绿营步兵居前，旗兵继之，所向辄捷。其后平定准部、回疆、金川，咸有勋绩。乾隆四十六年增兵，而川、楚教匪之役，英、法通商之役，兵力反逊于前。”[1]1849年秋天，俄罗斯外交官科瓦列夫斯基在卢沟桥边参观了八旗军队一年一度的火器操演。他在游记《窥视紫禁城》中这样描写他所见到的景象：“军士们有的漫不经心地坐在帐篷里，抽着小烟袋。有的边吃早点边与卖小吃的攀谈，还有人在缝补第二天要穿的裤子。似乎没有人关心即将举行的操演。”观摩之后，科瓦列夫斯基感慨道：“中国的炮兵自然无法与欧洲的相比，唯一相同的只有打出的炮声……”由此可见清末正规军队的堕落不堪，在风云际会的十九世纪中晚期难当抵御外敌的大任，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催生了勇营成为国防主力，代替八旗、绿营成为清政府主要的军事力量。2、湘军的招募道咸年间，八旗，绿营腐败不堪，为平定匪事，各省皆招募兵勇以求自卫。早起勇营不是国家的正是军队，战时招募，战争结束就解散。随着八旗，绿营战斗力的衰退，咸丰年间，命曾国藩奔赴湖南练勇，“定湘军营哨之制，为防军营制所昉”。至此，勇营的数量日益增多，比照八旗，绿营的衰败，勇营逐渐成为清政府抵御强敌的一只劲旅。“各省险要，悉以勇营留防，旧日绿营，遂同虚设，绿营月兵饷不及防勇四分之一，升擢拥滞，咸辞兵就勇，粤、捻既平，左宗棠诸臣建议，防营诚为劲旅，有事则兵不如勇，无事则分汛巡守，宜以制兵为练兵，而于直隶、江、淮南北扼要之处，留勇营屯驻，遂有防军之称。”[3]。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迅速席卷了东南地区，定都南京，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与清政府形成对峙的局面，晚清政权岌岌可危。清政府委以重望的八旗、绿营溃不成军，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实施围剿，除此之外，还令各地兴办团练，协助围剿。太平天国革命愈演愈烈之时，曾国藩正回籍守制。曾国藩学识渊博又敢于犯颜进谏，在省内获得很高的声望。他守制期间，湘乡人士不断请他出山指导本县团练，郭嵩焘更是驰驱数百里连夜赶至曾家，“以力保桑梓”为言，敦促他出山。曾国藩应诏出山，协助长沙巡抚办理团练。曾国藩办理团练期间，审视了当前的局面，认为八旗、绿营军制腐败不堪，难当对抗敌军的大任，“今日之兵及可伤恨着，在败不相救四字。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奢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4]他认为办理团练不足以抵挡太平军的攻势，为求力剿匪患，比“以练兵为要”，组建新军。为了改变这种弊端，曾国藩采用明代戚继光的束伍法，决心筹建一支兵制与绿营大不相同的、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纪律严整、统帅严密控制的私人军队，并在招募士兵上，用招募制代替世袭制，“尽募新勇，不杂一兵，不滥收一弁，扫除陈迹，特开生面。”[5]346曾国藩建立的湘军，兵必自招，将必亲选，饷由帅筹，这大大改革了原有的兵制。湘军的招募有三点要求：一是兵必将选；二是严定选兵制度；三是必须是湖南原籍。招募的士兵出自农村，挑选非常严格，但凡油头滑面、有市井之气、衙门之气的人概不录用，“营官由统帅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枝，生叶，皆一气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3】136湘军主要募集地集中与湖南。湘军在选官上，多是湖南人，大多为同乡、同学、师生、亲戚的关系联结，用曾国藩的话来说，就是“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利用这种方式保持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改变了绿营中“败不相救”的弊病,湘军的“兵为将有”是针对绿营的“兵不识将，将不知兵”的弊端进行改革的，这保证了部队的灵活运转，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但同时这种体制在很大程度上使湘军的指挥权脱离中央，直接归于湘军统帅，这对当权者来说是不可触犯的逆鳞。曾国藩也意识到湘军的这种体制存在的潜在冲突，将满人安排在湘军的重要岗位，尽力的消释皇上和满清贵族的疑虑，“湘军的兴起代表着非正规的组织形式的出现，它隐隐的含有对清帝国权力的高度颠覆性，不过由于它仍以正统观念为掩饰，所以还能够与清朝的既成秩序和平共处。”【6】316。二、有事募集，事平归农的勇营1、一纸文书，千里赴急的湘军在与太平军的战争中，湘军的势力迅速壮大起来，曾国藩所创的湘军，以同乡情谊为纽带，士兵感激将军挑选之恩，将军感激曾国藩重用之恩，全军上下只听命于曾国藩，“凡勇皆服原募之人”，也就形成了“凡遇他帅征调，都置不顾，及得曾国藩一纸书，则千里赴急”【6】19。虽然在镇压叛乱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湘军的军权在本质上脱离了清政府的直接管制，因此它的存在对清政府的统治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曾国藩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深知“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6]34。基于这样的顾虑，在攻破金陵后，曾国藩主动裁军。2、连年战争，粮饷不足湘军实行厚饷养兵的政策，粮饷均是将帅就地自筹，巨大的军费开支也是曾国藩日后裁军的原因之一。鸦片战争后，陆续爆发的战争使国库亏空严重，财政紧缺，平常年份“旗绿各营岁饷几去岁入之半，”[7]9507，可见清政府根本无力支付湘军巨大的军费开支。早期湘军规模小的时候，靠官绅地主捐饷，虽然入不敷出，但基本上可以解决粮饷问题，“当成军之时，全军约1.7万人，每月饷银8万两，以后陆续发展到同治元年时，已达12万人，所用军需自招募到解散将近3000万两。”[11]207。等到湘军势力壮大的时候，仅靠捐饷已无法满足军费的需要，军费来源随着开支的扩大不断得到拓宽，主要有运饷盐、兴厘金等等。但这种就低筹饷仍不能满足湘军军饷的需要，厚饷养兵之下欠饷数目也是极大的，曾国藩也在书信往来中多次提到“深虑各营欠饷无着。”直到天京陷落，曾国藩直辖的湘军“尚欠发各军银四百九十八万七千五百两有奇。”【4】（《曾文正公奏稿》卷二十五《补发湘军欠饷作第四案续报之歙片》，欠饷虽巨，但也为曾国藩裁军提供了一个契机，在攻克金陵不到一个月便上书：“臣以欠饷太巨，后患无穷，久思大加裁撤，以节靡费。”[4]2542三、急流勇退的裁军1、1864年至1866年，曾国藩统帅的镇压太平天国所部在大规模裁军开始之前，湘军也曾有各种缘由的裁军。湘军的军制是兵由将招，撤将即裁撤全军。1858年曾国荃在湖南招募士兵支援江西吉安，吉安攻克后，曾国荃返回湖南，随即便裁撤其招募的勇营。将领上任裁撤所率营部，1860年，训营将领唐训方赴湖北督粮道任，遣散其所部训营七营。战败裁撤其军的，義字营管带吴国佐战败，曾国藩责备他违抗军命，责令他撤营回湘。对军务怠慢裁撤其军的，1859年，胡林翼部将领朱希广、何绍彩对营务处理消极怠慢，裁撤其统军以示惩戒。统帅抱病裁撤其军的，1865年，曾国荃部刘连杰内伤病发，曾国藩以其病发难以处理军务为由，裁撤其军。“统帅离营，必撤其军，这是湘军的定制。”[6]147，这样的定制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裁军时士兵的不满情绪，屡次的裁军也为日后大规模的裁军准备了条件。攻破天京后，曾国藩统领的湘军达12万人，直接掌握的又5万人，占湘军的42%，曾国藩也深知兵权过重容易引起清政府的猜忌，攻克南京只有八天就已经决定解散他指挥的全部兵力，用以消除当权者对自己的戒心。当时湘主力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一是曾国荃统领的围攻金陵之师；二是皖南北两岸的朱品隆、唐义训、王可升部以及刘松山、易开俊的老湘营，三是江西鲍超、周宽世部，四是李续宜部，其时李续宜已死，遗部由萧衍庆统一部助攻金陵，成大吉、蒋凝学各统一部驻扎湖北。【13】其中曾国荃部统帅最多湘勇，所以首先裁撤的是曾国荃所部湘军一半遣回原籍，剩余留守金陵。曾国藩对曾国荃说：“处大位大权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则渐渐可以收场耳。”[5]926，可见当时曾国藩裁军的心境。攻克金陵后不到一个月，曾国藩先遣撤曾国荃围金陵的湘军一半25000人，留下12000人防守金陵，15000人由刘连捷、朱洪章、朱南桂统领作为皖南北的游击之师，同时遣撤萧衍庆一军9000人，韦志俊军2500人。次年正月，留在金陵的湘军又续裁8营4000人，5月，曾国藩奉旨督师山东，金陵未撤的8000人大都不愿北行，唯张诗日一营随行，于是，尽撤其余7500人[13]。“吉字营”裁撤与增募情况1856年“吉字营”初立，招募湘勇3000人，合周凤山部，共6000-7000人。1858年攻克吉安，裁撤大部分湘勇回乡，仅留朱品隆部1000人跟随曾国藩。1859年迎军安庆，整合旧部、新军5800年，合安庆军共10000人。1862-1864年围攻天京，经增募达25000人，合围城援军，共达到50000人。1864年攻占天京后，裁撤10000余人。1865年先裁4000人，续撤7500人，又裁朱品隆部，留2000人守金陵城。资料来源：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93年版；朱东安：《曾国藩传》，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湘军实行厚饷养兵的政策，粮饷由将帅自筹，粮饷来源有限，因此欠饷十分严重，及至攻克天京后，欠饷近五百万。湘军大规模裁撤后，剩余的部队也因索要军饷、扰乱军纪等原因被裁撤殆尽。有湘勇扰民被裁撤的，“时有御史朱震奏参湖南兵勇在江南扰乱情形，请即遣散回籍。公于是札饬各军，大加裁撤，在金陵者仅存四营而已。”[4]236。因欠饷甚巨，不断有部队闹饷哗变，曾国藩调拨各处银钱，将湘勇裁撤。1865年3月，霆营娄云庆部前往福建助剿，途径上杭时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