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地佛教本土化进程

1410943化学学院赵莹浅析汉地佛教的本土化公历纪元前后，佛教由古印度传入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而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地区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景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地佛教（汉语系）、藏传佛教（藏语系）和云南地区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本文主要探讨汉地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中文化调适的方式及这一过程带给我们的启示以及意义。一、汉地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背景在进一步探究汉地佛教本土化进程前，有必要了解一下佛教传入中国的背景。佛教在两汉之交传入中国，两汉之交乃至魏晋南北朝之际，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合适的土壤，其本身所倡导的前世、现实、来世的轮回观、人生观、因果观等从很大程度上慰藉了处于水深火热中的民众。此外，在两汉及魏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制度尚处于不完全稳固的阶段。这给佛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较为宽松的文化环境。而那时的中国文化建构还没有完全成熟，这也给佛教参与中国传统主流文化建构的机会，形成“儒、释、道”三者共融的主流文化。而地理上的便利，对于佛教的传播也有及其重要的影响。中印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紧紧相靠，印度佛教在中国传播的路径上也主要分为两条：南传和北传。其中北传佛教路线又分为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在当时交通工具落后的情况下，依靠两国位置的毗邻，输送大量的僧侣到中国传播佛教。同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及本土僧人也可以较为方便地到达佛教发源地取经并翻译成文。而不可否认的是，佛经佛典的大量传入是佛教能够在中国广袤的大地上迅速、持久传播的重要原因。二、汉地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方式与藏传佛教在与当地制度融合过程中致力于自身体制化不同，汉地佛教表现为始终吸收本土的文化因子，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融合。具体言之，即与儒家及封建统治阶级思想的融合。1.与儒家文化的融合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的儒家思想,适应了封建土地所有制、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和封建宗法伦理关系的需要,其人文主义和道德理论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虽然其本身对外来文化有较强的包容性,但与此同时，它也是抵制和同化任何外来文化的核心力量。因此，佛教的本土化必然要与儒家思想进行融合。为此，传道僧人们付出很大的努力。在佛教传入初期，正是汉末方士、神仙家思想流行的时候,人们一度把佛教当做道学、谶纬之学来接受。而传教僧们并没有强行推进自己的教义，而是利用自己文化中与黄老之学相通的“清虚”之理,用道术来作为其流通的通行证。另外,“格义”方式的运用,也是佛教与儒家文化在碰撞中互相交流,互相吸收的一种特有方式。表现为在翻译和研习佛教时,译者或研习者将佛经(内典)中的名相与中国儒、道经典(外书)中的名教或概念作比较,把内含相近的概念拟配成对并固定下来,作为理解佛学名相的规范。例如，为了适应中国传统的儒家宗法伦理,尤其是儒家伦理的本位——“孝亲”观,僧人们在翻译印度佛经中采用增选、节删、注疏等手法对原著加以引申、演义,试图说明佛教与儒家在基本伦理规范和礼俗上是一致的,佛教的“五戒”(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与儒家的“五常”(仁、义、礼、智、信)是一致的。再例如佛典原本《对辛加拉的教导》中列举了作为妻子的五种美德:“善于处理工作”，“好好对待眷属”，“不可走入歧途”，“保护搜集的财产”，“对应做的事要巧妙勤奋地去做”。而汉语译文却修改为:“一者夫从外来,当起迎之；二者夫出不在,当炊蒸扫除待之；三者不得有淫心于外夫,骂言不和还骂作色；四者当用夫教诫,所有什物不得藏匿；五者夫休息盖藏乃得卧”。从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本土主流文化—-儒家文化的融合度对于一种教义传播的影响，那就是汉传佛教中以大乘佛教为主的传播。大乘佛教与小乘佛教的最大区别在于，小乘佛教重于离世修行，孤身取证，而大乘佛教则修“菩萨道”。儒家的兼济思想与大乘佛教的“弘誓救度”精神非常契合。虽然儒佛对人类的终极归向持不同的立场,但儒家的成人成己与大乘佛教的自行化他、自觉觉他的慈悲精神极为相契,与小乘佛教的厌恶生死,追求自我解脱有着显著的差异。所以那些早年受过儒风熏染的义学僧人在判定大小乘时,往往认为小乘佛教智不穷源、恩不及物,为“半字教”,成不了义教,而对大乘佛教的救度情怀极为推崇,以各种大乘经典为“满字教”，这也是大乘佛教流行度高的原因。此外，儒家的“重意轻言”,道家的“得意忘言”与大乘佛教“般若学”的扫相显空极为相似,而与小乘佛教经论多明法数、执之为实大不相同；儒道心性论通过对本心本性的探讨为成圣进行论证,这与大乘佛性论众生有性的思想极为相契,而与小乘佛教只许一人成佛的观点差异甚大。以上这些均可看出佛教本土化过程中与儒家文化的融合过程。事实上，当我们阅读僧传时,往往看到那些为大乘佛教的弘传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义学僧人少时业儒,学通六经；既长习道,妙善老庄；后入佛门,穷究内典。这从表面上看来,好像是一个逐步舍弃世俗之学而归本佛教的过程。而实际上,这是一个自儒道思想出发,逐步选择、接受、吸收、消化印度佛教并使其转变为中国文化组成部分的过程。正因为儒道思想与大乘精神有着诸多的对应之处,大乘佛教才得以植根中国,对中国的思想世界发生重大影响。2.与封建统治思想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四起大规模的限佛毁佛事件,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亲自发动的对佛教的严厉打击。这些打击使佛教传教士认识到，要想使佛教在中国传播，必须迎合统治者的意图，为此僧人们也做出很大改变。例如，印度佛教认为出世的僧人高于在世的俗人,即使见了王者也无需跪拜。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发生了“沙门应否敬王者”之争。当时的一些佛教领袖充分地认识到如果不依靠皇帝及以皇帝为代表的王道政治,佛教的发展和兴盛是根本不可能，因而他们对佛教进行调整、改造以寻求与中国封建政治的妥协和契合。东晋名僧慧远的《沙门不敬王者论》,从“在家”、“出家”、“方内”、“方外”等角度论证了佛教与中国伦理礼俗的统一和区别。他认为“在家奉法,则是顺化之民,情未变俗,迹同方内,故有天属之一爱,奉主之礼”；“出家则是方外之宾”,“方外之宾”则不应存身顺化,而应该“变俗”以“求宗”；“变俗则服章不得与世典同礼”,这样做虽是“内乖天属之重”,但实“不违其孝”,“外阙奉主之恭”,但“不失之敬”。这种调适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佛教清规与中国礼俗之间的矛盾。再比如，慧远在其所著《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如此论证出家僧人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已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慧远认为,如果使沙门(和尚)勤于修持,成就功德,就能使自己的六亲及至天下都得到好处,这完全符合当时皇权的政治利益。这些观点为佛教处理与统治阶级的关系确立了原则立场,有助于减少或避免统治阶级运用政治力量和行政手段压制佛教的现象的发生。因而,东晋之后佛教有了很大的发展。包括皇族在内,统治阶级中信仰佛教的人越来越多,隋唐时期统治者更是大力支持佛教，这才有玄奘法师西天取经和鉴真东渡等佛教文化交流活动以及建设寺庙、译制佛经、雕塑佛像、绘制壁画等等利于更多民众了解接受佛教的方法，使佛教真正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三、佛教本土化过程的启示在谈及启示时，不妨与另一教义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过程进行对比。虽然明末清初的传教士利玛窦也主张基督教儒学化，也曾尝试用儒家观点翻译基督教著作，甚至那时基督教也在中国产生一些影响，但在他死后，那些对利玛窦文化调和策略持否定态度的传教士们对其教义纯洁性的坚执以及中国士大夫们对国家化的意识形态——儒学道统的捍卫导致礼仪之争,从而使早期的附会融合淹没在一片极端的破邪声浪中。最后,罗马教廷无视中国的传统礼仪和社会特点,颁布教令,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因而触动了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根基,激怒了中国统治者和士大夫们。于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廷相继颁布了禁教令。因此,传教二百余年的基督教再次退出中国舞台,一次颇有成效的宗教和文化对话也人为地中断。明末清初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屡屡引起冲突和摩擦,表面上看是宗教冲突问题,而实质上是因为西方基督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在价值观、伦理观、宗教观、政治观等方面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不但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反而在利玛窦死后因礼仪之争使中西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近代基督教传入中国是英美等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向海外扩张的结果,其传教活动大多伴随着中国人的血泪、屈辱和抗争。在这一时期,基督教的传播主要是一种带强制性的独白,缺乏与中国传统文化平等对话的基础。而反观佛教传播过程中，则是两种文化一直以平等姿态进行对话交流。正因此，基督教一直处于中国文化的边缘，而与中国文化平等交流，积极融合的佛教成为中国主流文化之一。可见本土化过程中平等交流及积极融合的重要性。四、结语佛教传入中国后,便在发展的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伦理文化,通过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和不断调和而逐步走向融合。在本土化过程中，中国佛教僧人认为儒、释、道三教同源,三教同善,三教也各有其不同的社会作用,即儒学治国,道教治身,佛教治心。特别是隋唐之后的中国佛教主张入世即出世,把“治心”与“治世”巧妙地结合起来,深深地渗透到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佛教不仅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而且影响了中国的文学、艺术、风俗习惯,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当今世界愈来愈寻求多元化的背景下，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寻求对话,避免对抗。而佛教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与中国传统文化碰撞、交流、对话而达到融合,形成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就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