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的孕育天津

题目：水的孕育——水对天津地区的影响作者：吉林大学文学院12级博物馆班马晟，130012摘要：Tianjinisacityfamousbyseveralriverthroughthecityandfinallyflowintothesea.ItmeansthatTianjinownmorewaterresourcethansurroundingregion.Becauseofabundantwater,TianjincandevelopriceagricultureandmakexiaozhanricefamousinthenorthofChina.TianjinareaformacityandbeincreasingimportantforChinesehistorythankstotheeffectofriver.Riverplayavitalroleintheshapeofthecity.RiverisalsopregnantwithakindofspecialculturewhichdifferfrommostcultureinnorthChina.缘起：水为万物的本源，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两句再熟悉不过的俗语引发了我对家乡天津的源本思考。天津这座被称为九河下梢的城市，并多次得到黄河偏爱，河流对于天津农业、城市形成以及城市布局形成作用之大。还有，紧邻超大城市北京百余公里，天津城市规模居然可以发展至此并形成自己独特文化，个中缘由的探究便是我写此文的初心。正文：天津在史书记载中最早出现是唐朝《通典》中使用的三会海口。最终在明代以“天子的渡口”之意，作为城市发展不过六百多年。尽管如此，但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们在天津繁衍生息，例如天津蓟县围坊遗址，文化层堆积一共有五层，其中四、五层为第一期，属于新石器时代。[1]发现的张家园遗址，围坊遗址第二期都是商周文化的遗留。战国时期，在此出现了大量聚落。后代更是不胜枚举。首先大致介绍一下天津的地理和水文条件，天津位于华北平原东北部，地处渤海西岸，海河水系与蓟运河水系尾闾，是海陆交互作用强烈地带，为典型的粉砂淤泥质平原海岸。流经天津的河流有海河干流及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永定河、潮白河、蓟运河等，构成丰富的天津水系。天津的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天津最高峰八仙桌子海拔1052米，最低处大沽口海拔为零。地貌类型可划分为山地、丘陵、平原、海岸带四类。平原面积占总面积的94%。海河是天津的母亲河，海河两岸属于黄河泥沙堆积平原。历史上，中华民族的“母亲”黄河曾三次来看望天津儿女。大约3600年前，禹治水工程开凿了禹河，把黄河水引到了如今的天津地区入海。黄河“驻扎”在此1500年。黄河第二次访问天津，是在公元前109年西汉时期，靠现在的天津大港区入海，经过120年。黄河第三次访问天津，在北宋时期的1048年，经今天的大沽口入海，这一次待了146年。在没发展水稻旱作的古代，同纬度相同的光热条件，但坐拥良好的灌溉资源，成为天津发展水稻种植的一大决定性条件。相对优质的土壤条件也是天津笑傲北方水稻发展一大资本。除北部蓟县山地是岩石风化形成的薄层残积土外，其余地区都是在第四纪沉积物上发育而成的深厚土壤层。而且由于地势低下,地下水位又高,加上第四纪以来残留的盐分,一般说来土壤的含盐量是比较高的。海拔3米以上地区含盐量较少,达0.05一0.1%,海拔3米以下地区含盐量较多,达0.2一1.0%。PH值6.5一8,为中性土至弱碱性土,个别最低洼地,PH值可达8以上,为碱性上,这种上壤种植水柏是适宜的。含有一定量的磷、钾元素,在农业生产上其有较好的肥力。[6]同时，天津兼具北方的主要农作物粟。在如下埝头遗址窖穴的底部发现有已炭化的粟类遗存,一些陶器的花纹似乎是粟类植物的谷壳压印而成。同时考古发现许多与农业生产有关的工具,如石锛、石斧、石刀、石镰、石磨盘等。这些功能多样的工具的发现,体现出天津农业生产工具的形式和特点，反映出当地种植农业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成为当时经济的主体。同时天津地区适合种粟,粟种植简单、耐旱,适应性强、成熟期短又易保存。由此可知天津很早即属于华北地区旱地粟作农业经济区,也可证明粟类农作物最先起源于太行山脉与华北平原交界地带,后逐渐扩大到黄河流域。[7]两种粮食作物的生产，作为古代人们在此生存的坚强后盾。环境生态足以负荷更多的人在这定居。历史上任何一座城市的产生和发展,其根本原因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及其社会经济条件。但是,当一座城市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而出现的时候,它又必须具备一定足以满足它发展要求的一系列自然条件,这是城市诞生、发展的物质条件。[8]水和土便是这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水造成的肥力丰富的冲积平原和水本身的作用除了在农业上体现，还影响更深入的问题，比如城市。何为“城”？据考证，城实际起源于古人防治洪水的活动。相传在尧、舜、禹时代，先民们与洪水抗争最初的办法就是用泥土石在居住地周围筑起一道道堤埂式的土围子,以拦阻洪水,保护居所和耕地、财产不受侵袭。这就是城的雏形。[9]这是最早城市与水的关系。古代城市用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城市生活用水。城市人口密集，人饮、洗涤等都必须有水源的保证。二是城市美化用水。三是城市的防卫和防火用水。四是都城的水路交通用水。五是灌溉、养殖等方面的用水。[9]在促使天津城市的兴起和发展中,河与海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河与海对城市发展扮演着位置不同的角色，从总体上看,城市布局形态的变迁经历了三个过程,即以河为主，河海相交和以海为主。[7]天津市区距离海还有四十多公里，在古代人们对海洋还是怀抱惧畏之心的时候，天然河流和人工开挖的渠槽便成为水运发展的渠道。在早在魏晋时期，曹操修人工运渠用于向北方运输粮马兵草。在元朝建元大都之后，毗邻帝都的天津，漕运更是进一步发展。明代漕运更是将天津塑造成为北方繁荣的商业城市。最早在天津筑城设卫也可能仅仅是从京都门户这一战略地位来考虑的,但如果没有水，天津就不可能有以后的繁荣和发展。九河下梢的自然地理特征是同等重要的原因，在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天津作为枢纽，沟通了海河水系上游和通向南方的漕渠。水对于城市布局影响至今。天津受海河主导，是一座滨河带型城市，最早的文化居住区就是在三岔河口的老城厢地区。比较明显的是，河流的走向影响道路的走向，天津并没有像北京那样正南正北的道路，就拿市中心最长的路大沽南路来说，它就是和海河平行。这也间接的导致天津人对于南北的辨识不清楚。就城市的空间来说，整个天津南北长，东西狭长夹河而立，市区被海河分割成东、西两个部分，需要依靠桥梁和渡口来联结。城市的中心繁华区，开埠前在海河上游右岸，开埠后随着租界的沿河发展而不断向下延伸，从而奠定了日后天津城市发展的基本格局。[10]即使在以后海运逐渐兴起并在南北物资交流中起着重要作用,但其对城市发展，对城市布局形态的变化并没有起到特别重要的作用,城市一直以老城为依托。以三岔口为支点沿海河特别是沿南运河向海河上游方向发展。沿河发展是城市用地拓展的主要方向,这不但与一般平原城市用地以老城为中心扩张的规律不同,而且也与开埠以后城市用地的发展方向有着明显的区别。[7]而且比较有趣的现象就是天津的地名多数与水有关，这也形成独特文化现象。比如：天津地势低洼、潮湿多水。这种独特的地形地貌特点在天津地名中有典型反映。天津带“沽”字的地名很多，有七十二沽之说。带“沽”字的村镇地名几乎坐落在海河水系地区，如塘沽、大沽、汉沽、大直沽、咸水沽等。除了“沽”之外，以港、泊、洼、淀、沟、塘、湾、滩等为通名的地名亦为多见，如大港、双港；杨家泊、团泊洼；柳滩、大滩等。[11]包括地名，天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漕运文化。古代文人吟咏天津的一些诗篇，就反映了当年漕运文化的兴盛状况。例如：元·傅若金《直沽口》：“远漕通诸岛，深流会两河。鸟依沙树少，鱼傍海潮多。转粟春秋入，行舟日夜过。兵民杂居久，一半解吴歌。”元·张翥《代祀天妃庙次直沽作》：“晓日三岔口，连樯集万艘。普天均雨露，大海静波涛。入庙灵风肃，焚香瑞气高。使臣三尊毕，喜色满春袍。”漕运文化除了是兴盛的代名词，它也是融和的代名词。海运带来的妈祖文化，海河水系上游太行山古文化，运河带来的江浙文化在此交集。天津文化是和水有关系的文化，透视的是种经济的形态，更是培育海河子女宽松的随意的生活态度。天津临近北京，因为北京的军事活动而成为水运要害，用自身的渔盐之利弥补着北京经济的不足。这样的密切的联系，却没有使天津文化被帝都文化的气场吞没，正是说明，文化是种有自己的根基，适应经济生产。环境考古的意义在于通过环境反映出古代人类生活环境，并进一步弄清其文化特征，社会结构、经济形态生业模式。考古的意义在于透物见人。这两点正是我写这篇文章所一直抱有的信条。透过遗存，首先发现环境对人生存的影响，便是饮食和居住。环境承载能力是否能给予这种基本的需求。这群人的生业模式形成该地的经济形态，比如是漕运经济、农业经济。经济形态又会影响形成独特的社会结构，比如天津的漕运经济发展出民间的漕运组织，天津南市地区出现三教九流之分。这样，不同经济实力、不同地区的人代表的不同文化在此交融磨合。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包容性的一个缩影。致谢：感谢汤卓炜先生在环境考古课上提及天津海侵以及海河相关问题引发了我对自己家乡考古，文化，古经济的想要了解的心，作为天津人，之前对自己的家乡了解还很肤浅。借此机会，有了进一步认识。不足：天津考古方面的相关资料还不完全，大多资料都是研究华北地区的，范围较大，对天津的针对性不足，很多资料只是阅读拓展了自己的思维而不敢引用，怕在普遍性研究中忽略特殊性需要。本文通读下来并未引用太多具体数据，科技性不足，过于通俗，甚至自我怀疑偏离环境考古相关这一要求。加之本人对于论文的掌握能力不足，观点尚肤浅。还需要老师多多批评。参看书籍：1、梁宝玲：《天津市张家园遗址发现磬形石器及相关问题》，《草原文物》2012年02期2、李经汉：《天津蓟县围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3年10期3、张晓峥:《试论河北东北部地区新石器时代遗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文物春秋》2006年03期4、韩嘉谷:《水经注和天津地理》，《历史地理》2006年01期5、文启明:《天津史前时期经济与文化》，《农业考古》2004年01期6、陈可馨：《试论天津发展水稻生产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1978年01期7、王三厚，叶军:《天津城市布局形态变迁浅探》，《城市史研究》2000年Z2期8、李润田:《自然条件对洛阳城市历史发展的影响》，《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1985年9、靳怀堾:《中国古代城市与水_以古都为例》，《河海大学学报》2005年04期10、罗澍伟:《浅析海河与天津历史文化的关系》，《理论与现代化》2003年06期11、赵静媛，郭凤平，戴学来:《浅谈天津漕运与地名文化保护》，《中国地名》2013年1期12、刘文智:《漕运与古代天津的兴起》，《天津经济》2003年02期13、沈长云:《夏族兴起于古河济之间的考古学考察》，《历史研究》2007年06期14、吴忱:《古河道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85年02期15、藏策:《“津味”到底什么味儿》，《小说评论》2008年04期16、王玲:《北京地位变迁与天津历史发展》，《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01期17、王辉:《环境考古：探寻史前时期的人地关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11月18、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05期19、吴琦:《中国漕运产生的历史动因》，《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0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