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

澄清九一八事变时不抵抗方针研究的误区作者：曾景忠发布时间：2004-9-182:21: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100006)[关键词]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主义;蒋介石;张学良[摘要]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使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需要澄清。1.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6.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中图分类号]K2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8320214(2003)08200602111949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政府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p124)。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p172)。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p310)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p81)。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一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国民政府的指示、命令吗?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际上,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他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p102)他所要求于国民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问题,东北易帜后仍暂时缓行。至1931年2月26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月22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此事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1930年1月30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p37)。1930年11月12日—12月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p528)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p5922593)。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站到自己一边。张学良更借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月18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1930年11月14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p121)1931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1931年5月1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p5542555)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由东北当局自行规划和实施。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p97)[12](p120)自1922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p602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南京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p60261)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年12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p91292)至1930年11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月6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答:“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p3892398)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国民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p5242526)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p618)。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p48)。自1928年12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p478)。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国民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p114)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著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p309)。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月16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1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p5372541)4月19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p460)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6](p462)有的著述评论说:“1931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p670)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他人物所不及。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南京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4](p60261)二澄清之二:能轻信回忆录的记述吗?有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决策责任的判别,有些论著往往依靠某些回忆录作为凭证。殊不知,并非所有的回忆录都是准确可靠的。回忆录或因年代较长,回忆者记忆有误,或有感情因素,有意褒贬,均在所难免。对于回忆资料中真伪杂陈的情况,需要认真考订核实,不能不加查考,随便拿来就用,否则,容易发生以讹传讹现象。有的论著引证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之回忆:“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