拈花一笑看禅宗

拈花一笑看禅宗(张磊2011级学号：1142032048化学学院)禅宗，作为中国汉传佛教主导宗派，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也是汉传佛教最主要的象征之一。禅宗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广泛而深远地影响了国人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在中国的佛教发展进程、哲学思想和文化艺术等方面都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一、正法眼藏开山门据《大梵天王问佛决疑经》中记载：尔时大梵天王即引若干眷属来奉献世尊于金婆罗华，各各顶礼佛足，退坐一面。尔时世尊即拈奉献金色婆罗华，瞬目扬眉，示诸大众，默然毋措。有迦叶破颜微笑。世尊言：“吾有正法眼藏，涅盘妙心，即付嘱于汝。汝能护持，相续不断。”时迦叶奉佛敕，顶礼佛足退。从此，一个代表佛教无上心法的宗派——禅宗，诞生了。从第一代祖师摩诃迦叶尊者开始，引发那个微笑的洞见通过二十八代祖师在印度传播着，经阿难、商那和修、优婆鞠多、提多迦、弥遮迦、婆须蜜、佛陀难提、伏驮蜜多、婆栗湿婆、富那夜奢、阿那菩提、迦毗摩罗、那伽阏剌树那、迦那提婆、罗侯罗多、僧伽难提、伽耶舍多、鸠摩罗多、阇夜多、婆须槃头、摩拏罗、鹤勒那、师子菩提、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凡二十八人，是即本宗西天二十八祖。菩提达摩于梁武帝普通年间（520～527）自南天竺抵建业（今南京），传本宗入我国，故亦为我国禅宗初祖。公元520年，达摩一行远涉重洋，在海上颠簸了三年之后，终于到达了中国的南海。这时是梁武帝普通七年——丙午年九月二十一日。广州刺吏萧昂备设东道主的礼仪，欢迎他们，并且上表奏禀梁武帝。武帝看了奏章，派遣使臣奉诏到广州迎请，这时是大通元年——丁未年。十月一日达摩等到达金陵（按，即今南京）。武帝接见了达摩，问他：“朕继位以来，营造佛寺，译写经书，度人出家不知多少，有什么功德?”达摩说：“并没有功德。”武帝问：“为什么没有功德?”达摩说：“这些只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随形，虽然有，却不是实有。”武帝说：“怎样才是真功德呢?”达摩说：“清净、睿智、圆妙，体自空寂。这样的功德，不是在尘世上追求的。”武帝又问：“什么是圣谛第一义?”达摩说：“空寂无圣。”武帝又问：“回答朕的问话的人是谁?”达摩说：“不知道。”武帝没有领悟。达摩知道二人的心思没有契合，于是在十月十九日，悄悄回到长江北岸。二、东方传法大发展在中国历史上，禅宗发展可分成四个时期，由菩提达摩至中国开始，至六祖慧能大师大宏禅宗为止，此为禅宗的开始，可称为早期禅宗。由六祖慧能门下，洪州、石头二宗，发展为五宗七派，此为禅宗的发展期，时间约当晚唐至南宋初。自南宋初年临济宗大慧宗杲起而倡话头禅，曹洞宗宏智正觉倡导默照禅，至于明朝中晚期，此为禅宗的成熟期，又可称为中期禅宗。至于明朝中叶净土宗兴起，此时佛教的特色为禅净合一，与儒、释、道三教合一，禅净合一源于禅理在世间已经广泛传播，禅理在世间已经不新奇，禅净合一的影响，使得当时的僧人对世间涅槃影响力降低，只能以念佛坐禅为务，禅宗逐渐不被社会需要，为禅宗的衰落期，又称为晚期禅宗，始于晚明至清朝结束为止。清末民初之际，有鉴于佛教的过于衰微，虚云大师起而中兴禅宗，为近代禅宗中兴之祖。虚云和尚在近代传承临济，兼弘曹洞，又遥承了早已断流的法眼、沩仰、云门三宗，以一身兼嗣五宗法脉，承前启后，融会了五宗禅修法门。为禅宗的复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禅宗的流播地区主要为江南一带，集中于广东、湖南、湖北、江西、浙江一带。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甚广，至今仍延绵不绝，在中国哲学思想及艺术思想上有着重要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铃木大拙至美国宏法，禅宗在欧美大受欢迎，遂将禅宗的影响力推至世界各地。禅宗的这个“禅”字由于梵文“禅那”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它是指经由精神的集中（奢摩他，又译为止、定、禅定、心一境性），以进入有层次冥想（即毗婆舍那）过程。它是佛教很重要而且基本的修行方法，被称为三无漏学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但是禅宗所谓的禅并不是指某一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指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潘国静禅师曰：禅来自于生活，是长期对生活积累时的顿悟，禅不受知识的约束。自南宋之后，禅宗衰微，明末憨山德清大师已有禅宗五家不振之叹，称临济宗风，独有紫柏真可大师可承续，然后继无人。至于民间，则以因莲池祩宏、藕益智旭大师的倡导，以三教合一、禅净双修为主流。虽然说禅净双修，但实是以净土宗称名念佛求往生为主，已经不是原有禅宗宗风了。至于明朝中叶净土宗兴起，此时佛教的特色为禅净合一，与儒、释、道三教合一，使得当时的僧人唯以念佛坐禅为务，禅宗逐渐失去创新的生命力，为禅宗的衰落期，始于晚明至清朝结束为止。三、近代式微又复兴明末临济宗，密云圆悟禅师，在浙江天童寺传授临济禅法。其弟子汉月法藏，作《五宗原》介绍禅宗五家，以圆相为万佛之祖，临济为正宗，但受到圆悟法师反对，作《辟妄七书》、《辟妄三录》以反驳。法藏弟子潭吉弘忍作《五宗救》，为法藏申辨，并认为《辟妄》诸书为伪书，加以批判。清初，法藏一派在南方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清世祖爱好参禅，曾召海会寺憨璞性聪、浙江玉林通琇、木陈道忞、茚溪行森、旅庵本月、山晓本晰等入宫内说法。清世宗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世宗皇帝，自许为禅宗血脉，编集《雍正御选语录》，并撰写《拣魔辨异录》，以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对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严加调查取缔，这样实属国王护法。四、影响深远多方面佛教自汉代进入中国，经过魏、晋、南北朝到初唐，终于出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本土化宗派——禅宗。所谓禅宗的“禅”字虽然由梵文“禅那”（dhyāna）音译而来，意为“静虑”、“思维修”、“定慧均等”，也就是静中思虑的意思，但二者之间的意义有很大差别。“禅那”指经由精神的集中而进入有层次冥想的过程，是佛教一种基本的修行方法，被称为三无漏学之一，也是大乘六波罗密之一。但是中国的禅宗所追求的并不是这种特定的修行方法，而是证悟到本性的一种状态，是对本体的领悟，或对自性的参证；冥想和思索，反而会失去禅的精神。禅宗相传始于南北朝来中国的僧人菩提达摩，他在佛祖释迦牟尼“人皆可以成佛”的基础上，进一步主张“人皆有佛性，透过各自修行，即可获启发而成佛”，后另一僧人道生再进一步提出“顿悟成佛”说。唐朝初期六祖惠能承袭道生的“顿悟成佛说”，并将达摩的“修行”理念进一步整理，提出“心性本净，只要明心见性，即可顿悟成佛”的主张，禅宗初步形成系统和规模。唐朝中晚期禅宗开始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又从明朝中晚期开始逐渐衰落。其核心思想为：“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意指透过自身实践，从日常生活中直接掌握真理，最后达到真正认识自我，是佛教中国本土化的唯一宗派。五祖弘忍后分南宗、北宗两派。北宗主拂尘看净之渐修，南宗主张顿悟而即身成佛。禅宗在中国佛教各宗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因而从各方面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有积极意义的，也不乏消极影响。时至今日，即便禅宗作为佛学宗派已渐渐衰落，但其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不可磨灭。①对佛教发展的影响西汉末年，佛教最先由印度传入中国；东汉开始在封建统治阶层中开始流传。佛教宣扬“人死精神不灭”、因果报应、不杀生、不偷盗、不淫邪、不妄言、不饮酒、慈悲为本、行善修道等教义。此时，佛教只是君王士大夫的新鲜消遣；连年战乱使普通民众生活于水生火热，日子过得朝不保夕，印度佛教的那些教义对他们没有实际的意义和实现的可能，因而在民间的流传度不高。佛教的传播者意识到佛教要想在中国扎根发展，就必须与中国国情相适应，与中国传统思想相糅合。频繁的战乱，窘迫的生活，乱世中难以改变现实的无力感使得人民急需精神上的逃避和慰藉，宗教的普及便有了基数庞大的需求。而另一方面，统治者也渐渐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这一消遣可以用来作为巩固统治地位、麻痹人民的政治工具。内外因共同作用之下，佛教一枝独秀，乘势而起，成为维护中央政权，传播封建伦理纲常的思想工具之一。然而唐中期以后，地方割据，局势混乱，寺院经济衰落，僧尼纷纷还俗，佛教各宗派也纷纷衰落，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岌岌可危。然而，禅宗应势制定自给自足的僧规，争取到生存主动权，度过了这一难关，保存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承和发扬。禅宗强调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读经、坐禅等一类传统佛教的觉悟或成佛方式，并不能真正达到佛教的最高目的，而教化教徒们从自己日常生活的行为举止中去追求。正如慧能所说：“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这种顿悟的思想，使教徒的精神追求有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更关键的是，禅宗不拘一格的修行方式，方便普通民把握和操作，使信佛和修佛不再成为统治阶层的专利，因而迅速成为被大众所接受的宗派，佛教也一跃成为中国信奉人口最多的第一大宗教。因此，禅宗对于佛教在中国特殊时期的存活和继而空前发展普及具有不可磨灭的作用。②对哲学思想的影响禅宗的开发自性和即心即佛的思想是宋以后儒家理学思想的源头，对于中国哲学思想有重大影响。周敦颐、朱熹、程颐、程颢、陆九渊、王守仁等大家都从禅宗中汲取营养，建立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尤其是明代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就是从禅宗脱胎而来的。禅宗与道教的思想沟通更为明显。禅师的最明显的特质是在于强调内心的自证，这种自证，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朝彻是如出一辙的。道教也在一定程度上也吸收了禅宗中顿悟的思维方式。明代以后，亦佛亦道的思想在整个社会中盛行。禅宗崇尚实践，勇于革新的精神，对中国两千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的贡献。③对文化艺术的影响禅宗对中国文化产生过很大的作用，对文化形态、思维方式、审美情趣方面影响很深，在中国文化史中留下了灿烂辉煌的印记。首先是对文学理论的影响。中国一直有“学诗浑如学参禅”的说法。艺术的创作产生都需要灵感，需要来自精神体验上的顿悟，这与禅宗所说的自性而生的顿悟学说有共通之处。提倡不拘一格的创作态度，依循直观直觉的审美标准，追求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艺术最境界，都受到禅宗的修行方式、态度、追求的影响。白居易、王维、苏东坡等唐宋名家，都深受禅学思想熏陶，作品中充满了禅机。其次是对艺术作品创作的影响。中国的书画等艺术创作，讲究禅味，从整体上体现出作品的感染力，将作者的思想通过情感共鸣传递给观者。禅宗的出现，使绘画从写实性中跳脱出来，着力于对空灵、幽远的画面意境的追求。而由于当时禅宗在中国发展影响很深，许多文人也常出入寺庙或向高僧请教，或与高僧一起吟诗作词，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影响力的写禅诗人。“言有穷而意无尽”，借字以写无限，借声以说无响，借色以明无形，诗词的意境远远超越了文字。④对国民性格的影响禅宗作为封建统治阶层用来麻痹人民思想以达到统治目的的工具，从普及之初就对国民性格的形成有一定的消极影响。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写南宗禅把“念经”、功课”全鄙弃为无事忙，要把学问简至无可再简、约至不能更约评价南宗是“不看经卷，不坐禅床”。禅宗不特别要求特别的修行环境，而强调随著某种机缘，偶然得道，获得身处尘世之中，而心在尘世之外的“无念”境界，而“无念”的境界要求的不是“从凡入圣”，而更是要“从圣入凡”。得道者日常生活与常人无异，而是精神生活不同。在与日常事物接触时，心境能够不受外界的影响，换言之，凡人与佛只在一念之差。禅宗对于佛教修行方式的简化，从一定程度上使中国人对于自我约束的严谨性产生动摇，对于困难容易采取回避和变通的方式。而禅宗重感觉而轻逻辑的思维方式，凡事“只可意会，不可说破”的处世方针，使中国人性格中缺乏“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科学精神，在逻辑科学方面较西方人缺乏。但客观看待禅宗，其宣扬行善普世、修身养性、崇尚孝道、依靠自我成佛等精神对中国人民性格的塑造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千百年禅宗影响下，中国人民呈现出了以和为贵、重视家庭伦理、自强不息的性格。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还运用了儒家的基本思想。儒家是关于人的现实世界的学说它制定了各种道德伦理规范。这些也是可以通达禅宗的。“心平何劳持诫,行直何用修禅?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