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消极影响”

第1页共7页浅析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消极影响许张红(甘肃庆阳陇东学院历史系745000)摘要：北魏孝文帝改革是中国历史上比较全面，影响较大的一次改革。然而，经过改革国力达到鼎盛的北魏王朝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便迅速分崩离析。对此，历来论者甚众，其说纷纭。笔者认为孝文帝在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以及定姓族的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消极影响与北魏政权的瓦解乃至灭亡有着密切的关系。关键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姓族门阀制度消极影响北魏孝文帝自登基执政以来相继实施了一系列汉化改革措施，如均田制、三长制、官员俸禄制、迁都洛阳、移植门阀制度、定姓族等，其改革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意义重大，是一场规模浩大，比较全面的改革运动。以往论者对其作正面评价的较多。然而，后来的历史证明孝文帝改革并未给北魏的政治、经济带来发达昌盛，相反，在孝文帝死后仅30余年北魏王朝便迅速分崩离析。这不能不说明孝文帝改革与北魏政权的瓦解之间没有关系。尤其是孝文帝在迁都洛阳，重新确立门阀制度以及定姓族方面所产生的一些负面作用对北魏王朝的衰亡产生了深远影响。一、迁都洛阳的负面影响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产生了许多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在当时就已显现出其危害性，并在以后的年代中不断予以显现，最终导致了北魏国势的衰危。(一)迁都导致了统制集团的分裂南迁洛阳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前奏。孝文帝为了实现“华夏正统”的至尊地位，不顾鲜卑旧贵的强烈反对，借南征的名义想法设法完成了迁都洛阳的政治宏愿。但迁都洛阳对于世世代代居住于朔方的鲜卑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震动。这意味着拓跋氏必须放弃过去那种以游牧业为主的生产方式，而使经济生产农业化；同时，还意味着在生活方式上也要求改革。这样一个从行动到观念都要为之一变的迁都举动，所遇到的阻力是难免的。恰恰这种阻力来自拓跋内部，这就意味着其民族凝聚力的丧失。早在迁都之前，于烈就有“乐迁之与恋旧，惟中半耳”【1】（P738）的估计。虽然仅仅是一种估计，但也反映了有相当多的反对者。“北人恋本，忽闻将移，不能不惊扰也”，【2】（P465）就连孝文帝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因此，迁都只能以托名“南征”掩人耳目的方式进行。即使这样，当消息传到平城后，拓跋贵族仍“莫不惊骇”。太和十第2页共7页九年（495），“深忌河洛暑热，意每追了北方”【3】）（P588）的元恂，借孝文帝出游嵩山之机，召集牧马，轻骑奔代，意欲“跨距恒朔”，公开反对迁都。为绝后患，孝文帝将太子元恂废为庶人，旋即毒死。然而紧接着又爆发了以穆泰，陆睿为首的保守贵族的叛乱。正所谓“代乡旧族，同恶者多”。代乡旧族历来是北魏政府的领导核心，北魏前期之所以取得“文治武功”的成就，关键在于有一个“团结，积极进取”的代乡旧族。到迁都后二十年，反对者依然存在，迫使孝明帝元诩不得不做出让步：“北京根旧，帝业所基，南迁二纪，犹有留住，怀本乐故，不能自遣，若未迁者，悉可听其任停，安堵永业”。【4】（P226）这样拓跋族明显的分裂为迁洛和留居两大集团。再加之在迁都后，孝文帝随即推行汉化政策，给南迁鲜卑贵族种种特权，抬高他们的政治地位；而代北贵族则被排斥于门阀姓族之外，成为庶姓，受到贬抑。如史所载：“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5】。从而引起了留居的代北集团的极大不满，导致南北两大集团隔阂加深，为北魏的统治埋下隐患。（二）忽视了迁都的巨大经济负担，造成社会贫富分化加剧。孝文帝迁都洛阳，对鲜卑各阶层的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对下层民众破坏尤烈，“资产罄于迁移，牛畜毙于撵运”，“富者犹损太半，贫者可以意知”，“事农者未积二年之储，筑室者才有数间之屋”【6】。因此，代迁之民刚到洛阳之初，绝大多数民众，“居无一椽之室，家阙儋石之粮”【7】，生活十分贫困。而迁都洛阳后，随着拓拔鲜卑封建化的加深，进入北魏上层的汉族大姓和逐渐汉化的鲜卑贵族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他们进一步加快聚敛财富的速度，生活日趋奢靡腐化。有史料记载，河间王元琛，“最为豪首，常与高阳争衡，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五色襘为绳。妓女三百人，尽皆国色。”【8】足以可见当时元琛的生活极为奢华。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9】。当上流社会“竞相矜夸，逐成侈俗。车服第宅，奢僭无限；丧葬婚娶，为费实多；富贵之家，童妾核服；工伤之族，玉食锦衣”之时，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民众，则是“农夫食糟糠，蚕妇乏短褐”【10】。在北魏上流社会普遍纵欲的所谓“繁荣”的假象之下则是广大民众的极度贫困。就洛阳时代北魏普通民众的生活而言，仅在宣武帝元恪太和二十三年、景明元年、三年、始平五年、永平三年、四年、延昌元年、二年、三年等就因水旱等自然灾害导致“百姓饥弊”，“民饥饿死者数万口”，“频年饥俭，百姓窘弊”【11】。当到孝明帝元诩孝昌初年(公元525年)出现“北镇饥民二十余万”【12】之时,一场严重的社会危机“六镇饥乱”就会像暴风雨一样来临。此时，社会贫富差距已经拉大到再也无法调控的地步，北魏政权面临的只有动乱与分裂。第3页共7页二、移植门阀制度，引发社会矛盾。北魏前期的用人路线是“任人唯贤”，但孝文帝于太和十九年（495）下诏确定了门阀序列后，孝文帝的用人便基本上变为“先尽门第”了。从此，北魏上至中央，下至郡县都严格按照门第高低作为选官标准。北魏官场，清浊分流。凡入鲜卑八姓（即穆、陆、贺、刘、楼、于、稽、尉），汉族四姓（即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者，只能做正员郎以上的清官，均不得授以低官和浊官。而寒门士人、鲜卑武人和代迁之人只能充任低官和浊官。官分清流，不得逾越。如史所载，显宗上言曰：“进贤求才，百王之所先也。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贤良方正之称。今之州郡贡察，徒有秀、孝之名；而无秀、孝之实。而朝廷但检其门望，不复弹坐。”【13】韩显宗的上言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前代取士”，把士的才能，德行放在首位；第二，今之取士，首先看重的是其门第，郡望。由此可见，孝文帝所实行的这种门阀制度实际上是以法律形式确认汉族士族地主和鲜卑贵族在北魏社会上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种种特权，并使之制度化。此项改革是在“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基础上进行的，根本没有触及胡汉贵族的政治特权，相反使汉人与代迁之人的社会地位受到贬抑和压制，从而激化统治矛盾。（一）门阀制引起了北魏寒人的不满当时寒人的地位已经上升，而太和十九年孝文帝颁布门阀序列后，将寒人排除在门阀之外，势必引起寒人与门阀的矛盾。如“家世寒微，少孤贫”【14】的李彪，以其才学与梗直深为孝文帝信重，但由于他出身寒门，而被士族出身的饿官吏所看轻。大中正宋牟“与高祖私议，优以寒地殊不欲微相优假”。【15】在如士族出身的李冲，虽然曾将李彪“荐于魏主”【16】，但当孝文帝“车驾南征”，命“彪兼度支尚书，与仆射李冲，任城王等参理留合事”【17】时，李冲上表奏道：“及去年大驾南行以来，彪兼尚书，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与行舛，是已非人，专恣无忌，尊身忽物，安己凌上……听其言同振古忠恕之行，校其行是天下佞暴之贼。”【18】尽管孝文帝曾称赞李彪“吾之有李彪生，犹有之汉汲黯”【19】，但出于维护统治，缓和双方矛盾的需要，孝文帝不得已将李彪革职归乡。李彪曾为其子李志求官于吏部郭祚“祚仍以旧策处之”。【20】这引起了李彪对门阀制的不满。“深用忿怨，形于言色”。【21】李彪为御史中尉时，“性又刚直，遂多劾纠，远近畏之，豪右屏气”。【22】“豪右屏气”既说明李彪为官刚直，又说明豪右痛恨李彪。这些屏气的豪右不一定都是违法乱纪者，其中必然隐含着门阀制与事实上寒人地位提高的矛盾。寒人地位提高的例子还有很多。在孝文帝定姓族前后曾有许多寒人提任大中正。王仲兴“起自细微，至殿中书……为雍洲大中正”【23】寇猛“自以上谷寇氏，得补燕洲大中正。”【24】“虽起细微”的茹皓为肆洲大中正，赵怡为荆洲大中正，“本出寒微”的侯刚为恒洲第4页共7页大中正。这些说明孝文帝定姓族前后，寒人的地位已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由于门阀制的推行，使当时社会地位正处于上升阶段的寒人受到贬抑与排斥，引起寒人的不满与积怨，激化了统治集团的矛盾。（二）门阀制造成了新鲜卑门阀与代北贵族及“代来之人”的矛盾门阀制实行后北魏南部形成了一批新鲜卑门阀贵族，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为提高。而代北鲜卑贵族则不同，在定姓族之后，他们成为门阀之外的庶姓，如史料所载：“正始二年（公元505年）秋……（于）忠与吏部尚书元晕，度之尚书元匡，河南尹元长等推定代方姓族。”【25】“世宗世，代人犹以姓族辞讼，又使尚书于忠，尚书元匡，侍中穆绍，尚书元长等量定之。”【26】从“犹以姓族辞讼”可看出孝文帝定姓族之始便引起了代人的“姓族辞讼”，而延续到世宗宣武帝乃至肃宗孝明帝世。那么“代来之人”的境况有如何内容？肃宗孝明帝时，“天下无事，进仕路难，代迁之人，多不沾预，及六镇，陇西二方起逆，领军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为传诏以为悦之，而牧守子孙投状者百余人。又欲杜之，因奏立勋附队，令各依资出身。”【27】元叉欲用代来寒人传诏，来安抚“起逆”之人，却遭致“牧守子孙”强烈反对。这些门阀士族不允许代来之人挤进他们的行列，千方百计压制他们，可见双方矛盾斗争相当激烈。（三）门阀制度造成北镇军人与新鲜卑门阀的矛盾。门阀制实行后，北镇军人的社会地位大为降低，这是孝文帝定姓族时始料不及的。如史料所言：“边竖沟逆，以成纷便，其所由来，非一朝也。昔皇始以移防为重，盛煎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废仕宦，至乃偏得复除。当时人物，忻慕为之。乃太和在历，仆射李冲当官任事，凉州士人，悉免厮役，丰沛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也莫肯与之为伍。征镇驱使，但为虞侯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径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成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复逃胡乡。乃峻边兵之格，镇入浮游之外，皆听流兵捉之。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流涕。”【28】这里讲的“房分”并不是孝文帝迁洛后军队分为两部分，是指原本为一个姓的人，有的边镇为军人，有的在京城为官。由此可看出，北镇军人在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之前带有贵族性，地位很高，他们“不但不废仁宦”，还享受“复除”待遇。但是孝文帝实行门阀制以后，北镇军人被冷落，终于导致严重后果，士兵待遇低下，“士兵役苦，心部忘乱。”【29】由于北镇军人不甘沦落，起而造反，引发了魏末六镇之乱，促使北魏发生分裂，走向衰亡。三、定姓族，造成贵族的腐化。孝文帝大定姓族，使得这些新士族分子从根本上并不能一时适应。让这些迅速汉化，士族化的，缺乏文化积淀的鲜卑贵族在这个全新的社会环境面前，并没有摆第5页共7页正自己的位置。他们并没有用一些积极的，健康的东西去充实自己，精神上的空虚使他们在极高的社会政治地位和极为丰富的物质财富面前迷失了自我。他们缺乏“居安思危”的政治修养，最高统治者也没有进行道德方面的训诫。于是，整个贵族阶层迅速堕落下去，附庸风雅，模仿汉族名士的生活作风，但由于缺乏辨别力，他们只能模仿那些外在的形式。所有这些，不仅消磨了他们的进取心，更是给了他们滋生腐化的肥沃土壤。孝文帝在位时，以自己的雄才大略，声势和威望，尚能控制整个局面。但到了他的继任者手里，情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比奢斗富，贪污腐化之风愈演愈烈。（一）生活上的腐化到了北魏后期，迅速汉化，士族化的鲜卑权贵们飞速的腐化，王公贵族竞奢比富，极力聚敛。史载：“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竞为豪侈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童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值钱数万。”【30】而河南王元琛曾语人云：“晋室石崇乃是庶姓，犹能稚头狐掖，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31】他总想跟元雍竞富，他的十余匹骏马，食槽用银子打造窗户上装饰着玉风铃，金龙旗。宴会用的酒器由水晶钟，玛瑙碗，赤玉卮，他向诸王展示自己的府库，金钱，绢布不可胜计。还跟章武王元融说：“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32】，元融一向以富贵自负，见元琛珍宝多余自己，“见之惋叹，不觉生疾，还家臣人，三日不起，”对人说“常谓高阳一人宝货多于融，谁知河间，瞻之在前。”【33】元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