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大陆政策

日本大陆政策的形成对中国的影响日本大陆政策形成过程日本的大陆政策，又称大陆经略政策，立足于战争手段侵略和吞并朝鲜半岛、中国大陆乃至俄国的西伯利亚，称霸亚洲，实现日本亚洲盟主论，进而与欧美列强开展对世界霸权的争夺，最后达到皇化世界的目的。面对近代以后西方列强的剧烈冲击，日本有识之士就形成了所谓的早期亚洲主义，即联合亚洲国家抵御西方列强，挽救日本民族危机，保护亚洲各国的独立。这些有识之士的亚洲主义思想中就包含着依靠对外扩张、侵略邻国领土以抵御西方列强的不正当违道义的因素。日本的侵华思想最早可追溯到16世纪末的丰臣秀吉侵朝征明战争，他狂妄地构想未来日本的政治版图，由日本天皇居北京二统治整个中国。虽然两次侵朝战争都失败了，但他侵略中国、征服大陆的思想一直延续下来。幕府末期的海外雄飞论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论在天柱记中说，天地创造之际，皇国大地乃最初形成者，且大地悉皆皇朝所领。基于此，他在宇内秘策中提出了日本发动对外侵略的理由、步骤、路线与目标。吉田松阴的补偿论吉田松阴在1855年日本与美国、俄国缔约后，在《狱是帖》中指出，讲和既定，不可背约，而应蓄养国力，“征服易取之朝鲜、满洲和中国，在贸易上失之于俄美者，以满洲和朝鲜之土地补偿之”。吉田松阴在他的《幽囚录》中说：乘间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临印度，以张进取之势，以固退守之基。遂神功之所未遂，果丰国之所未果也。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洲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此乃天下万世、代代相承之大业矣。吉田松阴在1858年所著的《幽囚录》中又提出“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狂妄设想，并具体提出了“收满洲逼俄国，并朝鲜窥清国，取南洋袭印度，宜择三者之中易为者而先为之”的战略选择。日本明治天皇在《御笔信》中阐明亲营四方,安抚汝等亿兆,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山县有朋外交政策论1889年山县受命组阁，他在外交政策论中说，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捍卫主权，不容他人侵害；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己的有利地势。所谓主权线，是指国家之疆域是也；所谓利益线，是指同我主权线的安全紧密相连之邻近区域是也。他把朝鲜与中国划为利益线，成为日本的防护范围。《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田中奏折）如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若中国完全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印度、南洋等地异服的民族必然会敬畏我国而向我投降，使全世界认识到亚洲是属于我国的，而永远不敢侵犯我国。这是明治大帝的遗策，也是我大日本帝国存立的必要大事。日本侵华之大事件一、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扩张日本侵台与中国海军建设促进与阻碍的双重作用甲午战争甲午之役对中日国际地位，继而中国国内国际的变化甲午战争后，古老的中华帝国被新兴的小国日本所击败，打破了东北亚传统的“华夷秩序”，东北亚国际关系格局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国、日本、朝鲜之间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本取代中国成了东北亚国际秩序的主导，中国与日本签订不平等条约，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都是与日本的政治军事外交中生存，而朝鲜则一步步的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最终被日本吞并。甲午战争使得近代的东北亚国际关系新格局最终确立，东北亚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晚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变化是清政府维系其封建统治的需要也是维持天朝上国迷梦的需要。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清政府对朝政策的变化对于日本等国的入侵客观上起了一定的抵制作用；另一方面，面对日本积极推行的“大陆政策”清政府本应放弃传统的东方式的“宗藩关系”，积极援助朝鲜的独立，平等互助下结成同盟反对侵略。但是腐朽的清政府没能看到这点，而是采用“以夷制夷”的政策来干涉和控制朝鲜，这极大地伤害了朝鲜的民族自尊心，促使其产生更大的离心倾向。这种以保护本国安全为目的，所极力维护的宗藩体制，显然带有大国主义倾向，尤其是粗暴干涉朝鲜内政外交，强迫朝鲜按其意志行动，严重的侵犯了朝鲜的国家主权。1876年，日本借口上年发生的“江华岛事件”，强迫朝鲜同其签订了《日朝修好条规》(《江华条约》)，开头载明“朝鲜国乃自主之邦，与日本国保有平等权利”，否定了对清帝国的宗属关系，对以中华帝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给予了沉重的打击。《日朝修好条规》的缔结表明日本的大陆政策迈出了第一步。日本要求朝鲜独立的真正用意是要把它纳人自己的统治之下。1882年，日借口发生在朝鲜的“壬午兵变”，与朝鲜签订了《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在朝鲜驻兵的权利，成为日后干涉朝鲜内政、进一步侵犯朝鲜主权的武力。其后通过“甲申政变”与朝鲜、清政府分别签订了《汉城条约》和《天津条约》。《汉城条约》放纵了日本在朝鲜的责任，《天津条约》中规定了中日两国军队从朝鲜撤出;两国不再向朝鲜派军事教官;两国向朝鲜派军队时，必须事先互相通告。从而实现了日中两国在朝鲜权利平等的条约化、法律化，为日本日后出兵朝鲜找到了依据，日中两国在朝鲜的军事冲突则成为了必然。甲午战争的影响及近代东北亚国际新格局的形成甲午中日战争以清政府惨败而告结束,在战后中国在东北亚的强势地位被日本所取代,传统意义上以中国为宗主国的宗藩体系最终瓦解,中国和朝鲜逐渐的沦为日本“大陆政策”的牺牲品。(一)甲午战争的影响1、对中国的影响在中国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中，甲午战争起了很恶劣的作用。通过甲午战争日本不仅在中国取得了大片的土地，而且还取得了在中国建厂投资的权利。这样就使得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纷至沓来。因此，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相继在中国掀起了划分势力范围的狂潮。首先主张并实行瓜分中国的，是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即1895年4月23日，便伙同法，德导演了“三国干涉还辽”的并非保全中国，而是妄图把中国东北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滑稽剧。[6]同时各个帝国主义列强以不平等条约为“护身符”，把大量“过剩资本”输入中国，冲击着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逐步把中国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它们获得了在中国筑铁路，开矿山，设银行的特权。使中国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已经由战争前的商品输出转向资本输出。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1）洋务运动结束甲午战争，使中国的近代化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因为甲午战败对长达30年的洋务运动做了一次总检验，结果表明“自强”、“求富”的目的远未达到。甲午战后，除了练兵以外，其他洋务活动的步伐骤然放慢。总之，洋务活动虽未完全停止，但已称不上是“运动”了。洋务运动的过早结束，也削弱了中国近代化进一步发展的物质基础。洋务运动期间大规模舰队的编练，大型企业的建立，曾受到世界的瞩目。尤其是亚洲最大的钢铁企业——汉阳铁厂建成时，西方称之为比强兵劲旅更为可虑的“黄祸”。[7]但甲午战后，由于财政上的原因，这种大规模的建设便停止了。战后洋务企业不仅不能发展，连原有的成果也难以保全。由于这些企业多是效益不佳，此时的清政府无力再承担亏损的包袱。1895年6月，清政府发布上谕，决定将民用工业“从速变计，招商承办”。[8]由上可见，甲午战败和洋务运动的结束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化的一次挫折。洋务成果虽不能说完全付之东流，但近代化赖以发展的基础则变得更为薄弱了。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登上了历史舞台。（2）顽固派得志和仇洋排外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兴起之时，统治集团内部分化出了顽固派。在他们眼中，中国的穷困落后不是由于生产落后经济贫穷，更不是社会制度的没落腐朽，而是“圣道”的沦丧和“政教”的失修。因此，他们固守祖宗成法，反对学习西方，仇视社会变革。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顽固派中有些人也唱起了练兵、筹饷的调子，但其反对改革，仇洋排外的立场则始终未变。甲午战前，洋务派势力如日中天，顽固派人数虽多，在统治集团中并不起支配作用。但是，这种权力局面在甲午战争中被打破。[9]1898年戊戌变法被镇压，近代化受到更大的挫折。顽固派势力进一步扩展，基本取得了支配中央的权力。顽固派与洋人在旧恨之上又多了“新仇”。因为列强庇护了维新志士，干预了废掉光绪帝的企图，不承认“大阿哥”的地位，这使顽固派的野心难以得逞。他们更加痛恨洋人，其中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10]在甲午战争前后中国经历了从“轻日”到“师日”的转变。在战前中国绝大部分人仍迷于“天朝上国”，视日本为“倭”，这种观点在战后发生了很大变化。1896年，清政府派出了第一批留日学生，最初只有13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906年，留日学生多达八千余人—比1981年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留日学生总数7178人还要多[14]，康有为曾向光绪帝上书“日本为地势近我，政俗同我，成效最速，条理尤详，取而用之，尤易措手中国的国际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沦为列强宰割支配的对象，清政府为偿还巨额的赔款，举债和丧权更为频繁，中国从此置于列强的枷栲之下长期不能自拔。甲午战争还给中国人民敲响了警钟，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首先举起了扶清灭洋的大旗，一战及后期日本参加一战，夺取德国在山东胶州湾的权益，拒绝中国政府对其的撤军要求，一方面努力拉拢和争取欧美列强的支持，另一方面，采取强硬方式迫使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一战后的和会上，关于山东问题，日本代表强调战争期间日本与中国签订的条约，不能因为中国对德宣战而失效，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史日本参战应得的回报。甲午战争影响列强掠夺铁路、矿山权利，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外国资本加紧控制中国经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维新变法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二、三、抗日战争大陆政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如果说甲午战争已经表明日本的侵略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那么到了20世纪30年代，日本对中国发起的全面侵略战争，则完全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在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0年里，中国现代化工业每年的平均增长率约为7.6%，而且这种增长突出地表现在基础工业上，1936年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65%，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4.48%。假设没有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工业化步伐必将大大加快。这种假设虽然已经无法得到历史的验证，但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始于明清之际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这都是有事实为根据，因而也是合乎逻辑的假设。但是，假设毕竟没有成为现实，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彻底地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先是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使中国丧失了1/3的森林、铁矿和煤矿；4/10的铁路；7/10的大豆产量；2/5的出口贸易；以及93%的石油；55%的黄金。另据统计，至1932年底，中国政府在东北的损失达178亿元，加上私人损失，不下200亿元。在全面侵华的8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以掠夺中国资源财富为目标的殖民地经济体系。据1995年中国政府公布的数字，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直接财产损失是1000亿美元，间接损失是5000亿美元。对于一个本来就十分贫穷的中国来说，上述战争损失不仅使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难以为继，还足以使它的经济全面崩溃。第二，中国的抗日战争积累了新的现代化因素。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因此主张将其称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同时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首先从政治层面来看。抗日战争无疑地为中国民主制度的发展，在客观上提供了条件。中国共产党于“七七”事变不久即在著名的《抗日救亡十大纲领》中提出了“改革政治机构”的要求，与此同时，其他政治派别也先后发出了开放民主的声音。而在民族生存受到日本侵略严重威胁的时候，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也只能顺应潮流，在全国开放了民主。尽管这种民主是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