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我国国际战略演进的轨迹与当前中国的国际角色

浅谈我国国际战略演进的轨迹与当前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摘要】当代中国外交从青涩初萌到游刃有余相对成熟的风雨兼程经历了六十余载。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历史演进经历了“一边倒”，争取中间地带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一条线”，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等历史阶段。现今，我国提出了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我国要继续推进观念变革，建构国家战略体系；坚持独立自主，促进世界和平；运筹外交总布局，加强外交总规划；在韬光养晦中积极争取有所作为。【关键词】中国国际战略；国际角色；演变轨迹一、中国国际战略演进的轨迹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了当代中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披荆斩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程，而这一历程也正是中国国际战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从建国初期在美苏两大超级大国的夹缝中“一边倒”、“两个拳头”、“一条线”艰难挣扎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韬光养晦”，再到新世纪“走和平发展道路”去“构建和谐世界”的成熟外交，无不是中国决策者们观念先行、运筹帷幄的结果。中国特色国际战略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和逐渐成熟的历史过程。（一）“一边倒”的战略决策及其成因1949年，全面地提出和制定新中国的对外战略方针和政策，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为了争取国际社会正义、民主、和平力量的支持，使中国人民在国际社会真正站起来。为此，毛泽东于1949年春提出了“一边倒”的决策，构成了新中国在一个比较长时间内的对外战略。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首先是从全球总体格局出发的一种战略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以及美国和苏联对待中国革命的不同态度所形成的客观局势，决定了新中国必须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和反对内外敌人复辟阴谋的斗争不致处于孤立地位”。并且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其次，“一边倒”战略方针是为了解决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巩固新生的政权。上述论断说明，“一边倒”的方针是帝国主义敌视中国革命和新中国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国共产党用以打破帝国主义封锁的一个锐利武器。（二）争取“第二中间地带”的观点及战略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提出了所谓“遏制”政策，企图划一条线把社会主义国家“箍起来”，其余的国家都划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但西方世界并不是铁板一块，随着西欧、日本等国逐渐恢复了元气，帝国主义内部之间关系也发生了复杂的变化。进入20世纪60年代，随着各种政治力量的进一步分化和改组，毛泽东对“中间地带”的观察与分析也日渐深入。1962年1月3日，毛泽东在与日本客人安井郁的谈话中指出：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也各不相同。毛泽东把“中间地带”具体划分为四种类型的国家：1．有殖民地的国家；2．虽被剥夺了殖民地但仍有强大垄断资本的国家；3．真正取得独立的国家；4．名义上独立，但实际上仍是附属国的国家。从1963年起，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四类国家概括成“两个中间地带”。其中一个是指亚、非、拉，另一个是指欧洲、日本。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为中国进一步加强同亚、非、拉等“第一中间地带”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尤其是改善和发展处在“第二中间地带”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这一时期，中国外交虽然在争取“两个中间地带”方面有所进展，但仍不能摆脱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对抗所带来的阴影。在此期间，由于毛泽东拒绝了中联部长王稼祥关于缓和对外关系的战略性建议，中国的国际环境逐渐恶化。（三）“一条线”的战略构想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形成斗转星移，到了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由于陷入越战泥潭，在与苏联争霸的斗争中开始处于守势，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并考虑改善对华关系。而苏联则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奉行霸权主义的政策，对中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此外，由于日本、西欧、中国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世界开始呈现出多极化的苗头。毛泽东敏锐地注意到这种国际关系的巨大变革，并且利用美国的急切需要，于1971年，导演了乒乓外交，终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在此基础上，毛泽东根据国际局势的演变，形成了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构想。1973年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发表了重要的见解。毛泽东说：“只要目标相同，我们也不损害你们，你们也不损害我们，共同对付一个王八蛋。”接着，毛泽东讲了他深思熟虑的一个想法。他指出：“我说要搞一条根线，就是纬度，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这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联美抗苏的宏大构想。随着中国和美国关系的逐步改善和加强，中国外交出现了新局面，一个新的世界地理政治图的轮廓开始形成了。（四）独立自主、不结盟、全方位的和平外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从全球战略的高度和中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不断变动的国际局势，逐步提出和调整了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战略。20世纪80年代初，国际形势和中美苏三角关系均发生一些微妙变化，一方面，中美关系因台湾问题发生一些波动，另一方面原来处于尖锐对立的中苏关系有了缓和的趋向，从而使中国在外交上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原来所奉行联美抗苏的“一条线”战略已显然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从1982年下半年起，中国在对外方针方面不再公开提及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这个战略的实质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方面更加强调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更加强调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全方位外交关系。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国完成了外交新战略的调整。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指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应该说，独立自主是中国外交的一贯立场，但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中国所强调的独立自主有一个新的内容，那就是“不结盟”。胡耀邦在大会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中国对外战略方面的这些变化，有助于中国在新的形势下突出自己不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约束的独立自主的地位，并有利于中国改善同受美、苏影响较大的国家的关系，从而真正作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全方位地发展同一切国家的友好关系。（五）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战略方针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应对“北京风波”和国际风云剧变，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等一系列战略策略方针。与此同时，邓小平在外交战略层面赋予“韬光养晦”这一历史典故以新的涵义，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际力量对比的现实出发，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对、韬光养晦、善于守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扛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埋头苦干，朋友要交，心中有数，不锋芒毕露，不引火烧身。从而避免了因大国对抗而导致大局失控，影响国内现代化建设的不利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邓小平还提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由此，顶住西方的压力，并逐步稳定了国内的政局，保证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坚持韬光养晦并不意味着中国外交将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量力而行。实际上，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直接涉及我国国家主权、安全和重大利益等问题上，中国不能没有声音，没有影响。关键是要冷静估量形势和利用机遇，这样才能在韬光养晦的基础上有所作为。二、当前中国的国际角色及其定位21世纪初中国的国际角色发生了三个重大的、必然的历史转变。第一，中国正在变成一个对地区和世界事务越来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第二，中国正在变成国际体系的一个积极参与者和改革者；第三，中国由一个过去被国际社会忽略和偶尔借重的对象正在变成一个既被重视，又被借重，同时又被加以防范和制约的对象。当前中国的国际角色（1）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关于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的真实态度，争论颇多，莫衷一是。自邓小平１９７４年参加联大会议时提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之后，中国一直没有更改这面旗帜。许多国家长期认为中国对现存国际秩序是不满的，是希望破旧立新的。但美国人似乎不这么认为，佐利克就明确表示，中国加入开放的、有规可循的国际经济体系，从中获益匪浅。他认为，中国是现存国际秩序的受益者，中国的发展得益于现存秩序。因此，他又认为，中国已不仅仅是国际社会的成员，而且应该同美国一道共同努力维护使之获得成功的国际体系。也就是说，中国应该是现存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国，应该成为国际秩序的改革者。旧的国际秩序不可能，也不必要彻底打破，那样的代价谁都承受不起。更何况，要改变秩序需要实力，发言权需要实力。西方的怜悯、同情和施舍是靠不住的，也不可能寄希望于西方人会突发善心，抛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旧的秩序可以通过渐进的改革，凭借自己的实力使之朝着合理的方向一步步发展。对于联合国改革就应该这样。联合国是旧有秩序的代表，但不可能不要联合国，那样就会天下大乱。因此，改革是联合国的真正出路，但联合国的改革是千难万险的，是需要很长一段历史时期才能完成的。仅仅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就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所以，中国的国际秩序改革者的角色需要扮演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不仅需要推动联合国更加关注发展问题，向第三世界倾斜，还需要联合国安理会增加第三世界的成员，增加第三世界的发言权。地区和平的维护者维护好地区和平，有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锻造中国未来作为一个世界级大国的能力与技巧。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样，她的成熟需要磨练，需要经验，需要千百个小舞台，才能最终成功地走上大舞台。因此，中国应主动肩负起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美国人曾经讲过，美国与中国有着许多共同利益，但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关系根基不深。地区和平的维护也是如此，仅仅靠利益的巧合难以长久地维系地区和平，必须靠体制的规范和约束。因此，中国必须致力于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与维护。在这方面，中国具有既有的优势。中国和周边几乎所有国家都具有良好的经济关系，中国周边地区的经济区域合作如火如荼。在周边经济合作的基础和框架中不断注入政治和安全因素，是一条捷径。在中国与东南亚的合作中，从经济关系开始，到地区安全论坛。在北面的上海合作组织，安全、军事合作已是重要内容。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事实上已经为东北亚地区安全体制建立了雏形，如果使之制度化、长期化，再加以适当的转型，将成为维护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有力工具。经济合作的促进者抛弃零和游戏，追求合作双赢是这个时代的箴言。在政治、军事、安全、外交等领域，合作都应该是优先的选项。政治合作尚受地域远近和关系亲疏的影响，而经济合作可以说是国家无论远近大小都愿意的选择。２０多年来，中国是国际经济合作的受益者，也是大力推动者。未来，中国仍应该承担起这个角色。但在未来一段时期，中国促进国际经济合作应该注意两个问题。首先是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日渐增多的问题。中国和美国、欧洲之间的经济摩擦烽烟不断，而中国与其他第三世界的经济摩擦也不断涌起。最近两年，中国成为全世界承受反倾销诉讼最多的国家，这些诉讼动辄上亿美元，累计起来早已超过了百亿美元。与此同时，中国面临的国际经济摩擦和“中国威胁论”被联系在一起，也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在石油不断涨价的风潮中，中国因素被不少西方媒体炒作，认为中国和印度等后起国家石油需求量的大幅攀升是推动油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文化多样性的推动者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特质的文化，既有古老的历史传承，也有不断推陈出新的现代演绎。中华文化本身的发展及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交融就是文化多样性的生动表现。文化是个广义的概念，不仅包括民族传统、语言风俗，还包括一定的政治、社会制度。传统不可强加，语言习俗不可强加，政治、社会制度同样不可强加。自由、民主是现代文明的本义，但实现自由、民主的道路却有千万条。在人类追求自由、民主的道路上，不平等却是人类同样要面对的残酷现实。在世界文化大家族中，总有一种文化具有强烈的外在扩张性。同是西方文明，加拿大、法国等也在惆怅自己的民族特色被麦当劳和美国大片所侵袭。如果说狭义的文化侵袭尚有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