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信息的博弈

1中国官僚体制中的信息壁垒与权力博弈—读《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有感《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Soulstealers:ChineseSorceryScareof1768）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孔飞力（PhilipA.Kuhn）的一部著作。本书开始就以叫魂故事为主线，通过对于每个案件发生的社会背景，经济因素，民间心态进行了充分地阐述与分析，从事件出发还原了18世纪乾隆盛世下的真实社会面貌，作者阐述了任何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而是社会各个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因此只有作为整体而存在的历史，孔教授在叙述的过程中体现了这一整体史的精神。同时，书中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大部分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体现了孔教授在写作中的严谨，在阅读的过程中虽其探讨的是清朝乾隆年间的问题，但内心始终存在一种共鸣，书中没有影射任何现代中国的内容，反而让读者感同身受，也许现在我们更应该去阅读，去研究这本著作，对于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政治，社会与经济状况提供另一种视角与思路。一、孔飞力与中国历史研究孔飞力(PhilipAldenKuhn),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历史与东亚语言研究所所长,1980—1986年主持过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工作。主要从事中国晚清以来的历史研究,著有《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清代资料》等论著,并参与了《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华民国史》的编写工作,被认为是继费正清之后,引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走向新方向的一个重要学者，其受到马克斯·韦伯理论的影响，对人类学课程非常感兴趣。孔飞力是解剖政治权力结构的“生理学家”1。他反复研究中国的政府问题:它是如何运行的;统治者是如何维持统治的;人民是如何被统治的。这是一个在当时美国似乎已经“过时”的课题,但他却长期沉醉于此,并运用心理—功能人类学的理论,对其进行悉心解剖。1989年他发表的《叫魂者》反映了他的这一学术旨趣。刘广京教授曾以魏斐德《大门中的陌生人》和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两书为例,称誉这两位作者是美国六、七十年代深入探讨中国社会史动态最杰出的史家。柯文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对孔飞力学术贡献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孔飞力1970年出版的《中华帝国晚期叛乱及其敌人》标志着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一项重要突破体现了“中国中心观”的学术特点:采取中国的而不是西方的准绳来决定历史现象的重要性;以地区、省、县或城市划分中国,进行地方史研究;把中国社会划1陈君静.《孔飞力和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第60页2分为不同的社会阶层,研究民众的历史;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并与传统的历史分析方法相结合。在美国中国史研究转向“中国中心观”的过程中,孔飞力始终走在这一学术潮流的前头,成为领引美国中国近世史研究走向深入的一名重要学者。二、自下而上的叙事方法在《叫魂》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孔教授把政治与社会两者有效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了政权与社会权力的关系，政府，皇权与社会，民间的关系。在清朝社会权力中，普通民众显然是处于无权力状态，人们对于妖术的恐惧却又无奈体现了这一长期状态，案件发生后处理案件时，君主和官僚的不同态度则体现了官僚君主制度内专制权力与常规权力的博弈，君主不得不用成文法来约束官员，维护行政制度有效运行；同时又必须保持自身的特殊地位，超越官员的权力，保持自身君主身份的非官僚化。妖术所造成的恐慌开始于下层百姓，而被弘历知悉，当权者对其官僚下达的命令又反应了由上至下的非常规式治理模式。至此，叫魂故事在不同的阶层中有不同的反应与影响，第一是普通群众，对妖术表现出恐惧，紧张的状态，并且通过口口相传影响逐渐扩大，反应的是民间对于灵魂与躯体可分离观念的坚信以及人口增长，粮食问题带来的经济问题的隐患突显；孔飞力认为：“一些晦暗不明的观念会伴随盛世应运而生，使人们把四处游荡的陌生人视作危险。”第二是地方官吏，各级官僚在事件的开始并不十分积极而是尽力封锁消息，想息事宁人，并且大部分官僚并不真的相信有“叫魂”这种妖术的存在，虽然有剪发辫与满人剃发这种微妙的联系存在，但不会轻易大题小做，把其联系为谋反叛乱罪。官僚制度已经成为一个成文又不成文的指挥标准，表面上按规定办事，暗地里又达成一定协定。第三则是君主也就是当时的乾隆皇帝，对叫魂妖术的清剿与彻查反应了弘历完全坚信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政治罪行，因此不断下达命令。三、妖术背后的政治意义叫魂案发生在1768年，即乾隆三十三年，乾隆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康熙和雍正两朝为其盛世奠定了基础，并且他本人也自视为千古一帝，这位名垂千史的皇帝却也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十全老人”。在政治罪的界定中乾隆当政时期，满清帝国已经完成了大一统，对于乾隆来说政治上罪行最为严重莫过于谋反叛逆，而由于清朝是满人居于统治地位，因而汉人与满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为微妙，在《大清律例》中“谋叛”归在“十恶”条款之下，列为第三项。而对这个3范围广泛的罪行所作出的解释是：“谋背本国，潜从他国“。2对于其处罚，则一律斩首。书中提到乾隆帝关于胡鄂案件的两个方面放在一起考察，说明在他的认识中，谋叛与汉化其实只是同一威胁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3。至此，叫魂案的发源地，浙江一直都是汉人的区域，这不免在乾隆潜意识中埋下了一丝丝隐患。他曾经批评那些八旗子弟沾染“江南风气”认为汉化的同义词便是腐化，是堕落的标志。而对于臣子更要求其服从忠诚度远大于思想的独立，例如乾隆帝曾对宋臣范仲淹的名言：“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作出过令人震惊的批判:“且使为宰相者,居然以天下之治乱为己任,而目无其君,此犹大不可也”。士大夫的这份极具感召力的治世情怀在乾隆帝眼中竟然成了一文不值的自作多情，可见其对乾纲独揽之醉心。国家在超自然力量中扮演的角色，国家与妖术对抗时目标模糊不清的情形，反映了它在对待超自然力量的问题上的立场暧昧不明。一方面，国家本身通过许多途径建立了与神灵世界的种种联系。它有着自己的天地崇拜，因此国家不能全盘否认人与神灵之间存在着的联系。另一方面，国家不能公开加入同那些与之处于竞争地位的不同天地崇拜的争斗，那样会提高它们的地位。4至此，我们可以看到妖术被视为帝王上天崇拜的一种对立物。这种人与神灵世界之间未经官方批准的交流对国家安全和社会道德基础都是一种威胁。“对于妖术的恐惧，并不是因为卷入其中的人数的多少，而是由于人们对此的想象产生”，也就是他们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转到了同一个方向，他们的自觉的个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种集体心理——我们称之为恐慌。所以，处于叫魂事件中的民众其实也就是勒邦所说的群体，或者叫做“乌合之众”5。我们相信并且事实上也确实可能，作为一个个体言行符合理智，冷静客观地判断人和事，对待某一个陌生的观点必然是科学而辨正地看到正反两面。简言之，个人应该受到理性和利益的支配和驱动。但是遗憾的是，古今中外的人们的血液里仿佛天生就有从众的红细胞，个人往往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意见和心理的趋同造就了一个个大小不一性质不同的群体。群体正如一个巨大的磁场，不断吸引着个体被磁化而成为磁场的一部分。在群体的力量显而易见的时候，个人会失去他存在的理由及其自我感觉。他成了一个局外人，在其他个人组成的极其上发挥一只无足轻重的螺丝钉的作用，甚至他都不是这个机器的一部分。可以想象当妖术谣言盛行的时候，一个人如果不参与到加工传播谣言的过程中去，他就将边缘化，他将会感觉到2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第68页3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第83页4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出版第116页5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4未知而充满敌意的目光包围在他的身边，迫使他做出抉择。当然，坚守自己的信念和道德底线的个人是有的，只是他们或者被私刑或者被官方的力量予以镇压，所以所谓的抉择其实只有一个，就是融入群体。或者你可以选择沉默，在谣言盛行的时候沉默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无声的力量，但是，同样它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妥协，是与制造加工传播谣言者心照不宣的默契。“叫魂大恐慌向中国社会的观察者们凸现了一个特别令人难过的现象，社会上到处表现出以冤冤相报为形式的敌意”。在一个备受困扰的社会，在一个即将面对“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停滞帝国的镀金时代，人们不能确认通过自身的奋斗而改善自己的命运，这种情况由于捐税似虎、酷吏如狼的腐败政治现实，而变得更加无法让人容忍。四、妖术背后的经济意义在《叫魂》一书的第二章《盛世》,孔氏说我们应该把乾隆年间的商业看作是汲取不断增长的劳动力的蓄水池。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并不在于向外迁徙,而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这里所说的“社会下层阶级”,就性质来说,应该就是上文所说的“游惰者”阶层。他盛世下的经济现状：“所谓‘盛世’，是一种惯用的说法，常被人们用来当作德政的护符，用来装点官方文件。”乾隆的盛世是镀金的假冒伪劣产品，实质是一个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社会的基本问题的“受困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会对自己能否通过工作或学习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产生怀疑”，因而具有很强的攻击性。当陌生人闯入其领域并有可能对其资源形成抢夺之势，他们自然要自我保护，对陌生人——也就是社会边缘人进行驱逐。在这个社会主体挤压边缘群体生存空间的过程中，社会边缘人越多，流动性越大，谣言也就会相应的越来越多，流传越来越快。下层阶级过度膨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简单列举书中所说的主要的几方面内容：第一，在整个十八世纪的过程中,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第二，弘历的父亲胤禛“除贱为良”法令揭示,在宏大的清帝国面前,所有的平民本来便是平等的。即“青户本属良民,无可轻贱屏弃之理。”第三，在中国各地,人们都在向上或向外移动。无论是商业的扩展还是向外部的移民都不能使每个人都得到关照,总有一部分人会被完全排除在生产性经济之外。他们的出路是向社会的下层移动,沦为乞丐之类的社会下层阶级。孔教授认为“乾隆年间的中国密集的商业网络在十八世纪的全景中占有重要地位,并几乎使每个人都同某一市场有着固定的关系”。他一方面认为，“从一个十八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5了。”另一方面又认为,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的条件,是“必须最大限度地投人每个人的劳力”。如果用现代的话来形容当时的百姓生活可以说是压力巨大的，每天都要解决温饱问题，书中指出1780年后随着米价的上涨其他物资也一并上涨，同时白银的流通增大，通货膨胀已经发生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可以说盛世也许真的只是官方用来修饰的。五、中国的官僚信息壁垒与权力博弈信息是一种权力与力量，但也与安全有关。6乾隆获取信息的渠道分为两部分，第一来自常规渠道即下级官员的上奏内容；第二则是他自己的心腹苏州织造带来的消息。而从叫魂案刚开始的蛛丝马迹中，我们大致可以推测确实民间可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但乾隆潜移默化地已经有把其归类为“叛逆”的意图，故他一而再地要求各级官员认真查办。浙江，江苏的巡抚表现出推脱之意更加印证了乾隆对于这官僚体制所呈现的信息可靠性的怀疑。信息作为对物质及物质间运动的反映信息，最底层表现为无序的，未加工的大量事实与数据，而上层则是经过提炼和筛选的，由下至上以及反馈机制，在每一过程中必定存在信息壁垒，在中国古代尤为明显。同时信息系统还等同于组织，秩序和结构，充分表现出信息的控制力何协调力。官僚责任制度：官员若让罪犯逃脱会受到北京吏部的制裁。弘历的行省官僚，1768年中国的行省官僚由六十三人组成的精英圈子。行省官僚特指省以上的行政长官，进入这个圈子意味着得到皇帝的特别宠信并能与其直接对话。7十八世纪的清王朝信息系统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明确区分紧急情况和日常事务，从而使各种问题能在适当的层次上根据合理的次序得到解决；第二，确保地方官能及时而准确地提出报告。地方官员的三权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