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书磊再造语言

李书磊：再造语言语言2001年第2期一二十世纪中国有两场针对汉语的革命我们至今不忘，一是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再即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对党八股”的斗争。从“划时代”这个意义上看，胡适的运动当然更出名，不过，说老实话，白话文这件事起念头虽然很难，但真办起来还是比较好办的。首先革命的对象明确而集中，文言文就明明白白、老老实实地待在那里，可以一把抓住狠打，可以拎起来把它挪开。再说白话文运动还幸得陈独秀这样声言必不许人有任何讨论余地的凶猛之人，幸得鲁迅这样若干年后还发誓以最黑暗、最恶毒的诅咒咒骂倡文言者的老辣之将，何愁攻而不克。不数年民国政府就下令全国学校通用白话文了。尽管到了1934年胡适还在做白话文运动的扫尾工作，那一年《大公报》请他为新设的名人栏目“星期论文”开场，他一上来就是一篇《报纸文字应该完全用白话》，但此时天下早已是白话文的天下，再向残存的文言文开战已经无关时局了，多少还有点煞有介事的味道，所以《大公报》人孔昭俏后来忆及此文时说当年“读之忽忽，若有所失”[1]。胡适这个人真是员福将，他年纪轻轻不费太大气力就成就了不世之功，真是羡慕煞人。对比胡适，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反对党八股时就很有点孤军作战的意思了，他在众人皆醉时独醒，要唤醒别人却并不那么容易。他所斗争的“党八股”这个东西的确处处存在，但要把它活画出来让人看清它并进而起来反对它却是要大费些心力和唇舌的，要破解“党八股”这个大家早已习焉不察且安之若素的无物之阵是要有些“无事生非”，平地起风雷的大眼界、大情怀与大勇气的。这是一种苦心孤诣，看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宣讲时又是怎样地苦口婆心。党八股这东西竟是个世纪顽症。今天文言是决无可能再死灰复燃了，但党八股却仍有愈演愈烈之势，由此见出毛泽东当年所提问题的深刻性。当然，最使我感慨的还是毛泽东以一个政治人物竟独具只眼地提出文风与语言问题，表现出一种文人关怀（如果不是人文关怀的话）。这是我们这些以文字为业者格外引以为同志的。对于我辈来说，汉语乃是安身立命之基，是喜悦、幸福与痛苦之所在，是人生的寄托，是灵魂的家园。我们就是汉语的热爱者、操练者与——说得大言不惭一些——监护者，母语与祖国在我们心中有同样的份量。我们今天对作为先辈的“文人毛泽东”（陈晋语）为捍卫汉语的丰富性与生命力所作的非凡努力特别表示钦佩。对延安整风后人见仁见智，读许多过来人的回忆录（如韦君宜的《思痛录》）复使人痛心疾首，但反对党八股之意旨无论是过去、现在、将来都具有无可置疑的正当性。或许，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个过人的政治家他才会那样迫切地关注文风与语言。语言从来就不仅仅映射现实，它还塑造现实，塑造社会，塑造我们群体乃至多个个人的生存。语言本身就是一种政治，不仅是政治工具，还是政治本身。我们依靠语言建立秩序，借助语言定义世界与自我，根据语言展开我们最重要的行动。二十世纪的语言哲学揭示了语言的本体意义，揭示了人作为语言存在的实质，修正了我们从前对于语言的浅薄认识。对于一个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一个民族来说，语言特别能体现他的质量、品格、气象与气数，你一张口就暴露了你是谁，想瞒都瞒不住。修改政治、改善生存必得从改善语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念过语言哲学但他却朦胧而强烈地意识到了语言的重要，因而他于战争环境、紧要关头设心改造语言。重读《反对党八股》，念及此文发表后数十年间的情形变化，我们对毛泽东想到的与做到的、做到的与未做到的都多了几分会心。二论及语言，毛泽东的心中是有历史感的。他首先数说的是“五四”运动提倡白话文、引进新思想的功劳，而把党八股看成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与“五四运动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这口风是比较公允的。毛泽东尽管对党八股颇有愤恨，此文中说到激动处他也要“重重地给患病者一个刺激，向他们大喝一声，说：‘你有病呀！’”，但他论事很讲理，并不苛求也并不迁怒于前人，有一种把前人当自己人的亲切和平和，不似十年前瞿秋白谈及此话题时那样尖刻而阴沉。1932年瞿秋白写道：“言语文字的革命，固然是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任务；然而中国资产阶级不能够完成这种任务，而且已经在反对这种彻底的文学革命。他们趁着五四所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也许不是有意的），造成了一种所谓白话的新文言，他们把这种新文言赏给自己的欧化子弟给他们玩耍玩耍。”[2]他并主张“推翻所谓白话的新文言。”[3]将白话文恶评为“新文言”，对“资产阶级”怀着那样的敌意与分别之心，对“五四”的评价如此地有保留，瞿秋白多少显得有几分偏狭。而毛泽东的历史叙事却暗含着一种“认亲”的逻辑：他在把中国共产党的“党八股”追源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时，也确认了共产党与“五四”新文化的血缘关系，加固了共产党作为新文化继承者的道统（连“消极因素”都继承了！），从而使共产党在现代中国的生存增加了文化合法性，甚至使党八股这种恶习也获得了几分历史意义，更有了修正的必要与修正的价值。毛泽东把共产党反对党八股理解为“新文化”阵营的自责与自新，确实比翟秋白以党的口气对“新文化运动”的自外与另立要高明一些，正确一些。毛泽东的逻辑不仅揭示了历史真实，而且这种揭示本身也参与了历史的过程，通过自觉的揭示、强调与引导会使这种真实变得更真实。毛泽东说：“党八股也是一种洋八股。”“洋”者，不仅是外国，而且是现代。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洋”，共产党也是一种“洋”，而且与“五四”运动是同一种“洋”。“洋”者即不是“土”，不是本土固有的东西，因而它不是一种“旧”而是一种“新”，所以它现为八股也是“新八股”（毛泽东语）。而这种东西之所以会成为“八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它既“洋”且“新”的本性所决定的。“新”即是说它还没有变得成熟，“洋”即是说它还没有完成“中国化”与“化中国”的过程：此时此刻它想不成为“八股”岂可得乎！外来的现代意念在很大程度上还处在概念化的阶段，像一个尚未附体的幽灵在中国大地上游荡，向往它、认同它的人们还停留在照抄照搬、鹦鹉学舌的水平，对中国的现代改造还进行于非常幼稚的状态，这时候的八股化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党八股正具有这种时代特征，现在想来那时候出现党八股不仅是必然的，简直还是合理的，合情合理。但出现的合情理并不为它本身提供合理性。党八股确实是面目可憎的，与它面对你如果不被它毒害和俘虏就会被它压迫和窒息。毛泽东为它罗列的八大罪状也算是恰如其份，对它的嬉笑怒骂也是它罪有应得。“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语言无味，象个瘪三”这类描述真是朴素而传神，由于对党八股有切肤之痛与切齿之恨，我读毛泽东六十年前的这些文字觉得可爱得很，每每想拍案浮白。党八股对人催眠般的折磨真是可怕，你同它相处哪怕是只有一天也会觉得无精打采、满面灰尘甚至了无生趣。毛泽东对党八股越说越生气，抨击的调子越来越高，从“到处害人”到“妨害革命”直到“祸国殃民”，我特别能理解他的心情。毛泽东反对“党八股”的决心是不容怀疑也是不必讨论的。我想在这里讨论的是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反对党八股”的号召与斗争并没有取得毛泽东预想的收效。在文学上有一些收获，包括秧歌剧、李季的信天游叙事诗和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小说都可以计算在内，它们的作者实践了毛主席学习语言三方法（向人民群众、向外国、向古人）之一的“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将农民的俗语、口气与演唱形式引入文中，大大提高了表现力，至今读来仍饶有趣味。不过，在另外一些的文学领域与更广阔的思想文化领域，党八股的习气依然存在并且出现了一些新的蔓延。更可惜的是像何其芳的抒情诗，肖军、王实味、丁玲的杂文这些原来很有个性、很不“八股”的创作在反对党八股的过程中或者停歇了，或者反倒公式化、概念化起来。1944年6月至7月，当时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到延安访问，他观察到的人们的思想与语言仍然不脱八股气：“我在延安就有这么一个确实的经验，以同一的问题，问过二三十个人，从知识分子到工人，他们的答语，几乎是一致的。不管你所问的是关于希特勒和东条，还是生活的问题、政治问题，他们所答复的内容，总是‘差不多’。在有些问题上，他们的思想，不仅标准化，而且定型了。说主义，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第一，这不算奇。可怪的是，他们对于国内外人物的评判，也几乎一模一样，有如化学公式那么准确。也不仅限于公众问题，就是他们的私生活态度，也免不了定型的观念，甚至如恋爱问题，也似乎有一种开会议决过的恋爱观，作为青年男女的指导标准。”[4]赵超构是一个对延安很友好也很客观的记者，对他这部《延安一月》毛泽东赞扬说“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周恩来将其比作中国记者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5]，想来他的话是可信的。“反对党八股”运动的这种古怪结果到底是由于何种原因呢？我想原因可能恰恰就在这“运动”上。运动有两种，一种是发动、动员、唤醒与推动，让沉睡与惰性的因素活跃起来、跳跃起来，像“五四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即属此类，1960年代美国的“新左”学潮干脆就没头没脑地叫做“运动”（TheMovement），好像它就成了一切运动之母；另一种则是整顿、整肃，“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运动则可归于此。整顿乃是一种收敛，一种收缩，一种集中与统一的努力，而“反对党八股”的意旨则是要达到语言的鲜活、生动与丰富，实现这种意旨所需要的是对人思想情感的松绑与解冻，是对人个性与想像力的鼓励与张扬，是一种解放。试图通过整顿的手段来达到解放的目的，手段就会妨碍目的的达到，手段就会否定目的，甚至会南辕北辙。整顿性的运动往往是程式化的，是按一定的指导思想与规定动作展开的，这种运动很像毛泽东所批评的开会：“‘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假使每处每回无大无小都要按这个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党八股吗？”如果运动本身就成了党八股，怎么可以指望它完成反对党八股的任务呢？这不禁使人想起大风与太阳的故事。大风要剥去人衣就拚命地刮，结果越刮人的衣服就捂得越紧；而太阳只是无声地照晒，反倒使人自己一件件地减去衣服。反对党八股这件事大概是需要一点太阳的智慧的。毛泽东本意是要通过反对党八股来改造文风与语言的，他对这个问题的感受不可谓不痛切，认识不可谓不深刻，但一旦运动发动起来就由不得他了，整顿性的运动有自己的意志与规律。萧军的例子可以看作一个代表。萧军为文为人极其坦率而有个性，毛泽东对于这一点是激赏的，这种真心的激赏每每溢于言表；但当运动起来时，萧军恰恰因为他个性化的文章与行止而成为整肃的对象，毛泽东本人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1949年以后许多（当然并非全部）政治运动也往往成为对人思想与语言的束缚，1958年2月冰心说道：“最常见的是一个政治运动起来后，这个人写的同那个人写的差不多，如果把作者的名字盖起来，看的人就不知道是谁写的。”[6]在同一个“文风座谈会”上老舍也说：“有一个政治运动一来，要写文章，就感到困难，往往‘言之无物’。”[7]由后来者的这种切身感受可以印证四十年代整顿文风运动可能有的局限性。党八股的出现最初可能只是因为中国现代性的不深入，因为人们的食洋不化，这可以说是一种“认识性的党八股”；而当政治运动及其机制（包括反对党八股的运动本身）成为一种常态时，在“认识性党八股”之外就会新添一种党八股，我们姑且把它叫做“体制性党八股”。到后来“体制性党八股”竟成了党八股的主流，成了其他各家党八股的温床。三党八股虽然是一种顽症，几十年问未曾断绝，但细细考察起来，这其中还是有些变化与分别的。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内，党内高层比基层的党八股要少一些，体制中心比边缘的党八股要少一些。毛泽东作为最高领导人最少党八股，这是公认的事实，毋庸多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其他领袖与高级干部的讲话、文章也多有为人称道者。1958年林庚教授曾谈到他的感受：“我们并不笼统反对长的，例如听一些领导同志讲话，他们往往讲得很长，但听完了还感到没有听够，因为人家讲得左右逢源，说到那儿仿佛都是非说出来不可，那儿都有会心之处，说的人是倾心而谈，听的人也愉快。”[8]对于那一时期高级官员作报告之风趣活泼、多说自己的话而少说套话，1999年作家陈四益在他的短文《报告的沿革》[9]中也曾有过追述，恰可以当成林庚评论的呼应。而且那时候作为主流媒体的中央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