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袁纯清胡春华…北大毕业生崛起

李克强袁纯清胡春华…北大毕业生崛起北大法律系77级那班人前排从左至右：姜明安、龚祥瑞、陈兴良、王建平后排从左至右：陶景洲、刘凤鸣、李启家、王绍光、李克强(照片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提供)李克强，曾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郭明瑞,烟台大学校长；武树臣，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姜明安,北大法律系教授……1982年，全班82人，他们四人选择留校。李克强分在经济法教研室，武树臣去了法制史教研室，姜明安留在行政法教研室，郭明瑞选择研究民法。同年，李克强任北大团委书记，渐离教研一线，之后升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现任辽宁省委书记。1985年，郭明瑞也离开北大。因为放心不下山东乡下的妻儿，冲着两个农转非的名额，他回到烟台。现在是烟台大学校长。1992年北京市政法系统从学者中挑选干部，武树臣被选到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当副院长，暂别教坛。如今他是北京市奥组委法律部部长。30年过去了，现为北大行政法教授的姜明安笑称，同学们遍布各地、各有所为，惟有自己一直坚守北大法律系。我要上大学！拿到北大法律系通知书时，郭明瑞忧甚于喜：儿子刚满一周岁，妻子为补贴家用，还在生产队里干活。自己这么一走，在中学教书的收入没了不说，谁来照顾妻儿？踌躇再三，郭明瑞还是坐上了烟台开往北京的火车。那年，他所在的县就他一人考上北大，县里资助了几十块钱路费。尽管如此，从得知恢复高考的消息，到踏进北大校门，郭明瑞没有“大喜”过。武树臣接到通知书那天是他大喜的日子，20天后，他和相恋一年多的女友举行了简单的婚礼。武树臣没想到，1968年离开北京到山西插队时，自己还是个20岁出头的小伙，再回北京已是北大法律系新生，还娶了个四川姑娘。“大家断定我一旦考上，肯定要吹。”武树臣用实际行动给女友吃了颗定心丸。对于上不了大学坚决不谈婚论嫁的姜明安来说，所有的幸福都装在右下角有“北京大学”四个字的牛皮信封里。从1967年初中二年级毕业开始，姜明安串联、当兵、在乡下搞工作队，从来没有中断过自学。1977年，邓小平复出后力抓教育。“上半年就有消息传出要恢复高考，当时传的是应届生可以考。”此时，姜明安正在湖南省汨罗县天井镇中学教高中毕业班的语文、政治。他把考大学的希望都寄托两个班百来人身上了，白天教学生语文、政治，晚上和他们一起学数学、物理。几个月后，当他从报纸上得知老三届可以参加高考时，“都快高兴死了！”1978年初的一天，何勤华(现任华东政法大学校长、教授)还在工地上挖河泥，听到广播里自己被北大录取的消息时，他立马放下了手中的铁铲。这时他已经是乡团委书记。年龄结构奇特的班级开学第一周，刚过完17岁生日的宋健(现为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官)就知道她是这个班里最小的。这个应届考上北大的南京小姑娘留给多数同学的印象是，她太小了，比较天真。王绍光记得，当时一些年龄大的同学开玩笑让她叫叔叔。何勤华还记得，班上有人向他提过意见，说他说话官气太重，一副拍板命令的口气，完全不像同学间的商量。入学后第一次集体活动，何勤华翻新生通讯录，发现有位同学和他有几分相近，都是1955年出生，都当过干部：李克强，安徽某村的党支部书记，安徽省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何勤华吃了一惊：“省级的学习毛泽东思想先进个人，不得了！”他问坐在旁边的同学：“谁是李克强？”“我就是李克强，你是何勤华吧！”对方说。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在北大法律系77级这个大家庭里，高考前相当一批人已经像高尔基那样读完了“我的大学”。正是在这种特别的环境中，相互之间的思想碰撞和知识交流，使北大法律系77级形成了独特的精神气质。李克强在外语上的勤学苦读让何勤华至今难忘：“小本的正面写英文，背面写英文；去食堂的路上背，排队时也背。”姜明安的刻苦也为大家公认。有一年暑假，宋健的弟弟来北京玩，寄住姜明安宿舍。后来他告诉姐姐，姜明安在宿舍里看书，经常晚上三四个小时也不抬头一次。郭明瑞说，论艰苦朴素，他和姜明安有一拼；论刻苦，他远不如姜明安。郭明瑞告诉记者，当时法学著作很少，大量都是阅读文学、历史、政治著作，“马恩的著作，大家都读过，而且不是一遍两遍。”当时的北大热气腾腾。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还保存着一张大三时的黑白照。坐在前排中间的长者一身黑色中山装，一副黑框眼镜，目光炯炯，嘴角微泛笑意。他后排和左右的几位年轻人精神抖擞。这位长者是已故的宪法、行政法和政治学前辈龚祥瑞先生，其时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任教。照片上，龚老先生的右手是姜明安，左边是陈兴良。后排从右至左，依次是李克强、王绍光、李启家(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副所长)、刘凤鸣(微软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陶景洲(国际商会仲裁院委员)。“龚先生讲的比较宪法，很多内容都和比较政治相关。”王绍光告诉记者，他对政治学的兴趣和龚老先生的启发直接相关。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北大法律系77级82名学生中，多有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的热衷者。课堂上，龚先生的家里，都是他们讨论、研习的场所。文革十年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龚先生讲授的民主宪政真义，恰似天降甘霖。”姜明安时常忆起那段时光。在龚祥瑞家的小庭院里，几个人一起讨论欧美政制，“龚老师自编的教材，往往会指定一个人作报告，其他人听完后点评。”姜明安说，龚祥瑞主张三权分立、多党制等，有些主张至今仍是禁忌。陶景洲印象最深的是龚老对“责任”的讲解：你必须完成交给你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解释原因。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必须完成人民交给的事，如果无法完成，必须向人民解释原因，这才是真正负责任的政府。在龚祥瑞的影响下，姜明安开始“抛弃”了B.M.马诺辛的《苏维埃行政法》，转向詹宁斯的《英国议会》、戴雪的《英宪精义》，并在1981年开始自学英语。李克强、陶景洲也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他们几人帮助龚祥瑞翻译了《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姜明安没想到，临近毕业时，龚祥瑞给他泼了一瓢冷水，“老师怕我研究行政法将来找不到工作，没有饭吃。”姜明安如今忆起唏嘘不已。龚老虽抱着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普及民主宪政的宏愿，虑及学生未来生计时，却坚定地告诉他中国没有搞行政法的土壤。“没有土壤我们可以改造啊！”姜明安的回答一腔热血。“也许吧，但那毕竟需要时间，五年十年恐怕不行。”龚先生答。1985年，姜明安受中央组织部之邀，参加了国家工作人员法(后来的公务员法)的研究制定。之后，他参加了几乎所有的行政立法。其间，他体会了龚祥瑞当年的忧虑，在1989年通过行政诉讼法前后，反对的声音不绝于耳：“咱们是人民政府，人民怎么可以告人民政府呢？这不是搞西化吗？”其时的姜明安更感“民告官”在中国之难。“黄埔一期”与“未名的77”教过77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向记者回忆，“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李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北大和李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1979年，第一部刑法颁布，杨敦先参与了立法全程。他回忆，对于打砸抢罪，当时包括他在内的几位专家都不主张规定，相关领导同志说暂时还得写。“反革命罪”也写进了这部法律。1981年，北大出版社率先出版了杨春洗、甘雨沛、杨敦先、杨殿升主编的绿皮刑法教材，并开始有了教学案例集。教员和其它教学资源的匮乏，反倒使北大的法学教育显得格外宽松自由，不拘一格。王绍光印象深刻的是，婚姻法期末考试时，他交了自己写的一篇小说，想以此代替该门课的考试，没想到任课老师李志敏欣然接受，还给他打了不低的分数。2002年，北大法律系77级聚会纪念毕业20周年，大部分同学都来了，昔日的师长也被请到现场。李克强作为学生代表发了言。会后，负责组织的几个同学编了一本纪念册，里面有每位同学在校时和现在的照片，纪念册的名字就叫“未名的77”。“同学们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变化，但骨子里的东西没变，他还是他。”宋健说。(《南方周末》6.7)赵蕾北大毕业生“崛起”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数量正呈上升趋势。作为一个群体，北大毕业生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的未来值得关注。截至2007年5月底，据南方周末记者不完全统计，拥有北大教育背景(曾在北大就读的本科生、研究生等)、在任的副省部级以上官员共有57人。其中新近升任陕西省省长的袁纯清、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春华、陕西省省委书记赵乐际、河北省省长郭庚茂等15人为正省部级官员。李成，华府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担任访问学者的中国问题专家，从1980年代起着手建立大陆官员数据库，研究新一代中国官员。这个数据库的数据显示，拥有北大教育背景的官员人数近年呈明显上升趋势。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57名官员中，1950年代出生，年龄在48－57岁的官员占39人，正属于5年前逐渐成为政界中坚力量的“共和国一代官员”。而在本报粗略统计到的37名正在任上的清华教育背景的省部级以上的官员中，1940年代出生的共有29人，1950年代出生的有5人。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是中国最著名的两座学府，长期以来，关于两所学校的对比，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在过去几十年内，清华大学为中国培养了很多领导人。政治观察人士将之概括为“清华现象”，而在最近的人事调整中，这一现象已不醒目。按照通常的正部级官员65岁、副部级官员60岁退出“一线领导”岗位的标准，在未来5年内，目前在任的清华教育背景的官员，至少超过一半的人将进入这个序列。对政治舞台上北大毕业生增多，李成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关注的现象”。清华毕业生的“辉煌”在过去20年的政治局常委中，清华毕业的就有姚依林、宋平、胡启立、朱镕基等多人，本届中央政治局的9常委中，亦有4人毕业于清华大学。中国校友网2007年1月公布的“高校杰出政治校友榜”中，清华大学以拥有41名“杰出政治校友”位列全国高校第一，拥有34名“杰出政治校友”的北大紧随其后。中国校友网相关人士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所谓“杰出政治校友”是指：正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第十四届、第十五届和第十六届中央委员及候补委员等。1980年代末，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徐湘林在美国留学时，曾对清华教育背景官员做过一些研究，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当时清华出身的省部级官员占到总量的40％以上。而据清华大学统计，近10年来，清华至少已培养出300名以上省部级官员。这是个令人惊叹的数字。清华背景官员在当时的大量涌现，至少受到两方面因素的影响。1952年秋，当时的教育部按照苏联高等教育模式，提出根据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大学的方针”，在全国范围内进行高等学校的院系调整。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并入北大，原有文化和科学并重的气质被改变。在院系调整当年出任清华校长的蒋南翔，将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具有一流科学水平、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一代新人，作为清华的办学方向。他提出“两个肩膀挑担子”，要求干部和老师同时担负起政治和业务两方面的责任，并抽调品学兼优的高年级学生担任政治辅导员，希望实现“业务工作优秀的人懂得政治思想工作，而政治思想工作优秀的人又懂业务”。自1960年代以来，清华历届校系领导中多数在学生期间担任过政治辅导员，而清华毕业生中成长为高级别官员的，也有不少人担任过政治辅导员。蒋南翔还倡导“各按步伐，共同前进”的政策，要求清华人认识“我们的事业是集体主义的事业，任何工作都要靠同志间的团结与密切合作”。每次留毕业赠言，“谦虚谨慎，注意合作”是他必写的内容。事实证明，在这样的校训指引下，清华人长于实干、为人谦和、有合作精神，适合担任社会管理者角色。曾在北大和清华两校任教的赵晓力对此颇有体会。赵晓力表示，在清华下去搞法律援助，订票之类的事，学生分工明确、井井有条，老师扛着脑袋跟着学生走就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湘林认为，改革开放后，处在工业化进程的社会急需工科人才，储